和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女性一样，她有一个十分传统的名字——吴菊芳；也和几乎所有女人都会经历的一样，结婚后，她很快生孩子做了妈妈。1939年，28岁的吴菊芳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但那时节，日寇已经全面侵华，中国老百姓生而不易，活下来更难。侵略者铁蹄蹂躏下，多少家庭瞬间家破人亡。战乱中最惨的是孩子。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难童，如同狂风中的落叶，在本来就贫瘠的土地上迅速凋零。
刚做妈妈的她目睹了这一幕。“当我踯躅行于韶关的大街小巷，看见那些面有菜色的妇女，尤其是那些因战火痛失家园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卧于街边，睁着一双因身躯瘦弱而凸显的流露企盼的大眼望着我时，我不禁怅然泪下，心中一阵阵涌起难以抑制的伤感。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是自幼失母爱。我一岁痛失母亲，更深切地体会到孩子对母爱的重要。如今我已身为人母，我的母爱要给子女，我的母爱更应给千百万饱受战争摧残的无辜难童们，‘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本来，作为中山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女生，她原想以农学为专业配合丈夫退出军旅和政坛去搞农村建设的愿望，致力农桑；而作为当时广东省省主席的夫人，她也可以拥有许多在战乱中极其难得的特权——先得，先走，及时疏散到安全之地。但她却接受了一项极其艰巨而麻烦的工作——筹建战时儿童教养院、保育园和妇女生产工作团，抢救难区无人照顾的难童，抚养殉国军人遗孤。
这真正是临危受命。那时节，日寇锋头正锐，所向披靡不可一世。多少中国军人为抗击日寇，战死沙场，他们的妻儿顿成孤儿寡母。儿童教养院筹建人员首先需要在狼烟四起的沦陷区，抢救陷入生存危机的难童。抢救队员常常从鬼子眼皮底下，冒着炮火，把孩子从父母的尸体旁边领回来。短短几个月，即有九千难童被抢救队员从生死边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几千难童聚在一起，要解决他们的温饱和健康问题难度极大。“这些儿童不但个个形骨消瘦，满身疥疮，而且经历了家庭破碎、骨肉失散，感情的心理创伤，更深深地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如何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回到家的感觉，是儿教院必须首先面对的难题。院长吴菊芳“以一个领导人、更以一个母亲的身份”要求工作人员：“要工作做得好，必须怀着真诚、深厚、无私的爱，一颗母亲的心，一种兄弟姊妹的手足之情，”也就是首先把儿教院当“家”一样建设。儿教院建院的四字方针“家、校、场（农场）、营（军营）”，“家”为首位，“要使他们恢复身心的健康，适应并爱上新的大家庭”。但在国破家亡的年代，维持这样一个巨型的“家”谈何容易。尽管省主席李汉魂将军下令，战时物资，军人第一，难童第二，但在当时条件下，要养活这一大帮身心皆伤的孩子，实在是件大难事。为了给营养不良的孩子们增加一点钙和脂肪，儿教院甚至把送去加工牙刷柄的牛骨头“拦截”下来，熬过一遍再送还工厂。
随着潮州、汕头等地的沦陷，老百姓迫切需要儿教院救助难童；而随着儿教院的难童剧增，病孩也越来越多，且已有夭折的。吴菊芳心急如焚，为了这些远远超出预计的难童，她不得不奔走重庆、香港等地筹款募捐，还亲自带队去沦陷区抢救难童。马不停蹄奔波近三个月，等她筹到钱，带着一大批难童穿过日寇封锁线，平安回到家，却惊闻自己不足6岁的长子，因感冒引发肋膜炎病逝了。她心口痛裂，惟抱尸痛哭，自责未能陪儿看病，好好照料，以至于一个小病酿成大祸。难童们都明白，“院长妈妈”是为了他们，献出了自己的儿子。他们自发送来山花和信，信里说：“院长妈妈，您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们成千上万的学童都是您的孩子。您不孤单，您不要悲哀！”抗战八年，院长妈妈筹建的儿童教养院共收养了近3万难童。所有的孩子，都把院长叫“妈妈”。这是个超大的“大家庭”，一个超血缘的家。
抗战结束后，抗日将军李汉魂没有参加紧接而来的民族内战，退出风云变幻的政坛，挂印而去，吴菊芳也随夫淡出江湖。儿教院的孩子此刻多已成人，或就学，或经商，或从军，成家立业，治国济世，各自走了不同的路。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无论是叱咤风云的弄潮儿，还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都一样地老了。极目喧嚣尘世，回味酸甜苦辣，许多事纷如过眼云烟，却有某些东西总牵挂在心。对于曾经在儿童教养院呆过的这一群人来说，他们发现有一个记忆怎么也不能忘掉——这就是在那个超血缘大家庭里的所有经历。
每年总有一些日子，是他们聚会的时间。尽管一年年参加聚会的人都在老去，聚会却一如既往举行。只要还走得动，他们大老远也会摸来；走不了路的，就让家人推着轮椅过来。他们中最“年轻”的，也七十多快八十岁了。但这聚会却不像是老年人的聚会。他们在聚会上高声唱着儿时的歌，把陈皮这样的家乡土产塞给将远渡重洋的李浈教授，对着吴菊芳的这个女儿絮絮叨叨，一声一个“院长妈妈”地诉说。他们最常回味的生活是70年前，那个在腥风血雨中给予庇护并养育他们的“大家庭”。这已经成为融入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共同记忆，没有谁可以轻易抹去的。
记得有一次参加完他们的聚会，出门的时候，一位老人拉着我的手说：“为了一个字，我付出半辈子的代价。”原来，由于工作勤奋本来可以提升的他，在填表的时候，述及儿教院的那段历史，领导要他在“李汉魂”这个名字之前加一个“匪”字，他拒绝了，还力陈“李汉魂是抗日将军，为政清廉”云云。结果可想而知。老人的话让我感慨不已。过去我们总被教育说没有超阶级的爱，但从老人愿以半生清贫换取一个字干净的气节，我看到一种超越这些东西的人性光辉。
老人们反复提到二十年前的那次聚会。1992年，年过八旬的院长妈妈不顾病体，如约专程从美国赶回广州来看她的孩子们。那次聚会，对于曾经是这个共同大家庭的人来说，如同一次久别重逢的亲人团聚。别时还是青头小子，转眼都已两鬓霜雪。半个世纪之隔恍如隔世，唯“妈妈”这个称呼在大家心里还是没有变。说了多少话，流了几许泪，数不清了。所有人都牢牢记住了临别的那一幕：出门的时候，院长妈妈叫大家等一下，她先去站在出口的门旁边，要一个一个抱一下她的孩子们。那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呀！八十一岁的“妈妈”逐一拥抱了到会的约一千多个六七十岁的“孩子”们！
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时刻。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之隔，将永远的妈妈，定格在了每个人的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