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有，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63-197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76年至今在中山大学任教。曾任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孙中山基金会副会长、孙中山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近代中国的人物与思想。代表性的孙中山研究著作有《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合著，中山大学2014年修订本）、《孙中山评传》（主编之一）、《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2014年再版）等。
孙学研究在中大萌芽
“中山大学当然要研究孙中山，并且要担当起研究孙中山的主要责任。”
——孙中山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陈锡祺教授
解放以前，由于孙中山先生的个人事业及成就，国人对孙中山十分崇敬，特别是华南地区。解放后，国人对孙中山的了解与认识相对而言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就解放初期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来说，当时从领导到学生，大多都在批判资产阶级，不太重视孙中山研究。我在中大历史系读本科期间（1958-1963），没什么老师给我们上有关孙中山的课，也没人给我们讲孙中山究竟如何伟大。我还记得中大孙学研究的开创者陈锡祺先生当时给我们讲的是广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另一个中国近代史教授金应熙先生给学生讲的是职工运动史，都和阶级斗争革命有关系。总的来看，解放初期中大历史系对孙中山的认知和研究是十分匮乏的。
虽然孙中山研究在当时整体上还处于未知状态，但中山大学孙学研究的种子却在1955年就埋下了。1955年，苏联专家谢宁来中国访问，校领导指定历史系陈锡祺教授陪同苏联专家去中山市孙中山故居参观。事实上，陈锡祺教授本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1946年由武汉大学调来历史系任教后，由于系内近代史教授较为缺乏，陈锡祺先生毅然挑起了中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担子。在陪同苏联专家参观完中山先生故居后，陈锡祺教授受到深深触动，他意识到苏联学术界十分重视孙中山研究，而作为孙中山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中山大学不搞孙中山研究怎么行，“中山大学不仅要研究孙中山，还要担当起研究孙中山的主要责任。”于是回校不久，陈锡祺教授便向学校领导提交报告，申请进行孙中山研究，在获得校领导批示后，中山大学早期孙中山研究就逐渐展开了。
这个时期中大的孙学研究只有陈锡祺教授一人，他于50年代开始孙学研究，在1957年出版了《同盟会成立以前的孙中山》一书，是中国大陆最早的一部研究孙中山的专著，在学术界引起不少关注。然而正在中大的孙学研究逐步迈入正轨时，国家发生了大跃进、上山下乡等一系列运动，孙中山研究被迫中断，直到1978年才重新恢复。
我与孙中山研究的缘分
我能够走上中大孙中山研究之路不得不说存在着各种机缘巧合。我于1958年进入中大历史系学习，当时是五年制，三年本科必修，两年选修课。当时系里规定的选修课有三个方向：中国古代史、东南亚研究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在选择选修课方向时，我个人认为古代史年代遥远，世界史我外语水平不够好，也没什么机会出去交流，所以最后选择了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在攻读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时候，我或多或少对孙中山有了一定的了解。
1963年我从中大历史系毕业，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史研究。直到1976年，时任中大历史系系主任的杨荣国教授因患病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我和几个同学去看望他。期间我得知了杨教授正要主编中国通史，但人手不够。经过推荐，我就从北京中国社科院调回广州，协助编辑《简明中国通史》。我参与编写了一年左右，到1978年下半年结束。
而我具体转向孙中山研究与中大历史系的陈锡祺先生和当时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先生的指点与提携分不开。由于文革原因，陈锡祺先生的孙中山研究一度中断，但到了70年代，广东省的相关领导逐步意识到孙中山研究的重要，校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重新恢复被冷落已久的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纪念馆。陈锡祺教授迅速着手恢复孙中山纪念馆，带着一批老师在北京搜集材料。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之后，中山大学恢复了孙中山先生纪念馆。纪念馆原址就设在现在的保卫处，展厅占了两间大房子，且每逢五一、十一这样的节假日纪念馆都要向公众开放，当时的广东省省长习仲勋同志和省委书记杨尚昆都曾来中大参观孙中山纪念馆。
在成功恢复孙中山纪念馆之后，1978年，陈锡祺和陈胜粦两位先生认为更应该从学术上树立起孙中山研究的旗帜，于是他们联合各界力量着手创办中大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由于陈锡祺教授是我们中大中国近现代史的教授，曾带领学生在广州、虎门、花县等地参观考察、一起下乡劳动，我和他有较多联系，在我调回广州编完《简明中国通史》后，陈锡祺教授便把我调回中大历史系，由他担任孙中山研究室主任，我当秘书。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就这样有组织有规模地开始了。
在这之中还有一个巧合，当时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先生和湖南师大的林增平先生主编辛亥革命史，需要一位写少数民族史的人。我和章先生在北京经胡守为老师介绍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就认识，所以章先生找我协助编写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的书稿。这样，我来到中大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就由编撰辛亥革命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开始，我从而也就走上了孙中山研究的学术道路。
一心只为孙学梦
“那个时候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师生都很团结，一门心思要把孙中山研究做好做强。”
孙中山研究室成立前陈锡祺教授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如段云章、王志光等就是陈锡祺先生最早指导的研究孙中山的研究生。研究室成立后，陈锡祺先生又陆续招收了邱捷、周兴樑、陈剑安、桑兵等研究生，陈胜粦教授也招收了乐正、贺跃夫等研究生，在老师们的精心培养下，他们都成为有造诣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在人才队伍逐渐壮大的同时，研究室便形成一支由老中青组成的研究队伍。
在正式开始研究孙中山之前，陈锡祺教授指导我们首先应搜集研究资料，其次方能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所以我们初期的任务就是去全国各地收集资料。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困难，一是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二是没有足够的人力。当时邱捷、周兴樑还是研究生，我就带着他们到北京，去首都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宣部等地到处看报纸翻材料。由于缺少经费支持，为了省钱，我和两个研究生就租住在相对便宜的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地下室。那段时间的生活十分单调且辛苦，我们每天一早就出去搜资料，中午吃两个馒头，傍晚回到民族学院吃食堂，晚上就在地下室睡觉。后来我又和段云章老师到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翻阅材料。比如我们去云南省查滇军首领唐继尧和孙中山关系的材料，当时云南省档案馆馆长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由于当时云南省档案馆的材料作为战备还存放在山上，他特地命人从山上一箱箱拉下来给我们查阅。我们俩个就在那里看了十几天的材料，天天用手抄，搜集到了许多珍贵资料。我们研究室的所有老师同学都非常团结，师生相处融洽，老师们之间也从不争名争利，只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把孙学研究做好做强。
在充分搜集资料后不久，1979年，我们研究室牵头与广东省历史学会、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联合举办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在当时广州火车站对面的流花宾馆举行，邀请了美、日和港澳台、大陆的众多学者参加，是“文革”后第一个在中国举办的世界性孙中山研究学术会议，场面十分隆重。在这个会议结束后，中大孙中山研究的名声逐渐扩大，走向海外，不少国外学者都慕名前来访问。比如美国学者韦慕庭（Clarence M.Wilbur）访问中国时，首先就来了广州，表示一定要见陈锡祺教授，并把自己的英文著作《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赠给陈锡祺教授。后来犹太学者哈罗德·史扶邻（Harold Zvi-Schifferin）也来到中大参加学术会议，拜访陈锡祺教授，他的孙中山研究成果在中国翻译为中文出版了《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此外，德国的金德曼、台湾地区的吴相湘、蒋永敬，香港地区的王德昭，以及日本的狭间直树、久保田文次、岛田虔次、野泽丰，山口一郎、藤井昇三、中村义、山田辰雄、中村哲夫和安井三吉等一批著名学者都与中大孙中山研究所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我们也时常到香港、澳门、台湾和日本等地进行访问交流。可以说，中大孙中山研究的对外交流逐渐打开了，学术的路子也越走越宽了。
在大量文献和研讨的基础上，陈锡祺教授带领研究室集体开始与广东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共计11卷本，1981年起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在积累了较多研究经验后，1983年，我们研究室开始独立编辑出版《孙中山研究论丛》，作为中大学报的丛刊，一直办到2000年，共出版了16辑。
刚开始编辑《孙中山研究论丛》时，研究室的科研经费并不充足，社科处每出版一辑大概就给两三千，根本不够付印刷厂的费用。于是我们四处奔走，终于在番禺区找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印刷厂。当时去番禺区还没有桥，需要坐船过江，中大社科处处长刘翰飞先生还亲自陪着我们去，住在番禺一个小招待所里。招待所设施很差，大家几个人挤在一间狭窄的小房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又没有名没有利，没有点毅力真的很难坚持，全靠内部团结。我感到高兴的是历史系师生团结、学风优良这个传统是一代代延续下来了。
就这样两三年坚持下来，1986年，孙中山研究室晋升为孙中山研究所，并举办了全国性孙中山研究青年学术讨论会，在青年学术界掀起一股孙学热。后来我们又在陈锡祺教授的指导下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下两册，共计150余万字，由中华书局用繁体字出版，从全世界各地扩大影响。该书出版后，黄焕秋、曾汉民两位校长去台湾访问时，还特地把《孙中山年谱长编》作为礼物赠送对方，充分显现了校方的支持、重视和孙学研究的影响力。这样中大的孙中山研究的名声也越传越广，且每逢孙中山纪念日，研究所联合北京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组织召开孙中山研讨会，国内外各界学者都踊跃参与。我们广东省尤其是中大的孙中山研究所亦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孙中山研究的重镇。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1978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成立了孙中山研究室，是当时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专门研究孙中山的学术机构，主要研究方向为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招收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博士研究生。1986年，孙中山研究室晋升为孙中山研究所。多年以来，在陈锡祺、陈胜粦、林家有，桑兵等几辈学者的努力下，孙中山研究所围绕孙中山展开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居领先地位：集体合作编著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获国家教委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和孙中山基金会优秀著作一等奖；1996年以来，完成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出版了以“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为标志的专著多部；参与组织了1979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1984年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等多项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