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百粤风骚开一园桃李，揽九天星斗写千古文章”，这副镌刻在中山大学中文堂大堂正中的对联，出自黄天骥老师之手，它寄寓了一位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一个甲子的学人的胸襟与气魄，也是先生对中文系乃至中山大学的寄望与希冀。
值黄天骥老师从教60周年，又恰逢第3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由中文系的师友们发起编纂，由著名学者、各地校友和中大师生的文字组成的《黄天骥教授从教60周年庆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由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作序，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收录了学术界学者、各地校友以及中大师生撰写黄天骥老师为师为学的述评文章以及访谈录6篇，下卷则是古代文学相关学术论文34篇。
陈春声书记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在序言中说：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门类不同，人文学科的价值标准在于“更多地以本学科最优秀学者活生生的榜样为准绳，学术常常表现为一种思想与生活的方式，而不一定完全表达在看得见、可计量的论著上”。黄天骥老师常言，在中大学习工作了60多年，陈寅恪、王季思、董每戡、詹安泰、容庚等前辈老师们的为人品行和学术精神都给予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大往事》中对师者为人为学的风骨着墨尤多；而如今学生们则是以编纂庆贺文集的形式，记述老师的“言传身教”，对老师呈以敬意和谢意。这种薪火相传，“既是源于对黄老师道德文章的敬重与推崇，更是具有延续文化传统和传承学术命脉的意义”。
（一）
黄天骥老师的学术研究重点是中国古代戏曲，曾在上世纪末协助王季思先生，和中山大学古代戏曲研究团队一起完成了《全元戏曲》的整理出版，现在又领衔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戏曲》编纂和明代戏曲研究”。黄天骥老师的戏曲研究，并不局限于文献，更是重在文本和舞台相结合，关注具体作家作品，也关注戏曲演出形态。他走上戏曲研究这条路，离不开王季思先生要求文献考辩的“静”，也离不开董每戡先生让他去各种剧团参与舞台实践的“动”：“我在中山大学求学期间，王老师教我如何从事古代戏曲考证校注的工作，董老师教我如何从舞台演出角度看待剧本”。（《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结语）
黄老师接承两位先生的衣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戏曲研究方法，即“通过对戏曲微观的考察，扩展到对戏曲体制、形态的探索”。（宋俊华《黄天骥先生的学术人生》）。2011年出版的《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正是打通文本和舞台形态之后的经典重解。戚世隽老师在该书序言中谈到这部作品阐述了黄老师的文学研究观和戏剧研究观，便是“以文学的眼光看文学，以戏剧的眼光看戏剧”，是倾注了他对文学研究、对戏剧研究的一个方法论的思考和总结，是文献处理、鉴赏趣味与理解能力的统一，也是对画面感和动作感的自觉融合。陈平原先生这样评价过：“能传承王季思先生学问的，不仅黄老师一人；而因个人才情及志趣，接续董每戡先生这条线的，大概只有黄天骥”。（陈平原《南国学人的志趣与情怀：读黄天骥教授近著四种》）
黄老师的学术研究富有特色，强调“融会贯通”，戏曲和诗词兼修，除此之外，还对《周易》深有研究。他常说诗词和戏曲的研究具有相通之处：“如果诗词是作者内心的抒发，那么戏曲是人物性格和内心矛盾的体现。一些诗词有情节性的冲突，戏曲的情节，经常也有诗词般的意境。两者其实是相通的。我常常是带着诗词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着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打通了，能够事半功倍。”讲到《周易》研究的机缘，也是因为“通”：“《周易》每卦六个爻辞是一片片碎片，把它们组织起来就成为一个个特定的情景”，“从形式上来说，每卦六爻之间多押韵，实际就是一首首诗歌。”（李颖《固本培元 融会贯通——黄天骥教授访谈录》
黄老师讲求“通”，戏曲研究要文本和舞台打通，诗词曲相通，这在学术研究上可有事半功倍之效。通，既是文化素质也是思维能力，从而能在生活各事中也常有通达慷慨之致：他富有学问之趣，又通体娱之乐，会音乐指挥，60年代初还曾为中大师生集体创作《虎门颂》；喜欢游泳，每晨不懈，又从中收获多趣，曾参加广东业余游泳比赛，得了老年组银奖；他有研究之能，又通创作之才，诗词歌赋皆擅作，中大校园里很多建筑物之碑记，皆由黄老师执笔。因为通，因为博学多闻，见多识广，所以富有自信和底气，不管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作主旨演讲，或是做报告、开讲座，皆可白纸应对，出口成章。“天骥师的学问是在他肚子里，而我们的学问是写在纸上，而且天骥师的学问已经融会贯通，所以才能信口拈来，举一反三，左右逢源”。（康保成《漫谈黄天骥老师的自信与底气》）
（二）
黄老师在王季思和董每戡两位先生的影响下走上戏曲研究之路，他的诗词研究，则得益于詹安泰教授。而他也承前启后，组建了富有特色的中山大学古代戏曲研究团队，在他的凝聚之下，团队“连绵不断，传承有绪”，百木成林，声名远扬。陈平原先生评价:“放眼国内外，眼下没有比中大更强大的戏曲学研究团队。”（《南国学人的志趣与情怀——读黄天骥教授近著四种》）团结与强大来源于何处？——“尊师”的以身示范。1999年，黄老师花了很大心力整理的《董每勘文集》出版了，他说：
古人有“薪尽火传”之说，形象地解说了人类文明传承的伦理。我作为中山大学戏剧学科承前起后的这么一个人，就有如何对待老师，如何对待学生的问题。尊师，我们中国人是有传统的。只顾自己，忘记了老师的教诲，岂不是忘本？况且，先师著作整理出版，从小处说，记录了我们学科的发展历程；往大处说，有益学术乃至中国文化的积累，本不是一家一人之事。（李颖《固本培元 融会贯通——黄天骥教授访谈录》)
薪火相传，不知其尽也。黄老师在学问上承先启后，同样也在“尊师”传统上，通过自己的实际言行，无论人前身后，尽心尽力。他在《中大往事》中记载了很多中大老教授的故事，老先生们的言行被记录被传扬，“这些老师的为人，我是学不到的，但他们是榜样，让我知道什么叫做好，知道什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黄天骥老师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和守护者，即使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仍牢记作为“学生”的本分，尊师重道；又以老先生们的师者风范作为自己的榜样，重视“师者”的第一身份，言传身教，从不懈怠。
黄天骥老师常记王季思先生的话：爱青年，爱学生，是当教师的自然而然的事情。自从教以来，黄老师将这种“自然而然”贯彻始终。
陈平原先生曾说：“黄天骥先生是戏曲史研究专家，但在我以及很多中大人眼中，黄老师首先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南国学人的志趣与情怀——读黄天骥教授近著四种》），在今日大多只以科研成果论英雄的偏颇中，著作等身的黄老师仍坚持和注重课堂，至今仍活跃在教学第一线，讲课则以声情并茂、神采飞扬著称。他会坚持赴珠海为本科生上课，来回需奔波四五个小时，却从不言苦：教授和学者去上课，才对得起求学的学生；给博士生上课，开学第一课便定下“既要学做学问，也要学做人，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教师节等逢年过年学生不允许给老师送礼”等规矩；他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要敢于“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强调“尽信师不如无师”，期待学生超越老师；平日繁忙之余，会主动找学生散步聊天，关心其生活和学习；每次的信息交流，都会用“您”回信等等。对学生的关怀和教诲，皆融于一言一行的点点滴滴中。
黄老师的学生讲到：“黄老师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人生态度、科研思路方面的点拨。黄老师从来没有教导过我们应该怎么做人，应该怎么跟学生打交道。但是，黄老师谦和、真诚、关心学生，已经在他身上做了最好的诠释，我们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刘红娟《经师可求，人师难得》） 师德师风便在这样的身体力行又率先垂范中得到传承和发扬。
（三）
黄天骥老师将关心地方文化作为自己的职分，深有生于斯、在于斯、思于斯的岭南文化人的自觉，他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我虽然主要做学术研究，但也关心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命运……我希望通过抓住一些关键点，说出我自己的思考。当然我也希望能让年轻一辈多了解些我们这代人的真实情况。”（颜亮 曾晶 《黄天骥：我的故事，是大时代里一滴水》）
近两年来，黄天骥教授出版了《中大往事》、《岭南感旧》、《岭南新语》等散文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讲中大，讲广州。他记录康乐园的花草树木，中大校园的喜怒哀乐；也记录岭南岁时节令的趣事，讲述广州的城垣和食俗，倾听粤韵和市声，这些皆是往事旧人，也是新感新悟。他将中山大学历史浮沉，致立于岭南历史文化大背景中，从所记所忆中爬梳历史的一些细节，使青年人了解岭南历史真相。“中山大学是岭南地区最有影响的大学，中山大学历史的这一部分，是岭南历史和文化不能磨灭的一页”，两者的历史有叠合之处，在文化品性上也多有融通。
岭南文化集中体现为广东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交融”。黄老师曾说广东人生猛而淡定:“生猛”，表现为朝气蓬勃，思路活跃，机变开放，敢为人先；“所谓淡定，有两重意思，首先，它指遇事镇定；对自己，对生活，具有充分的信心。“‘生猛’与‘淡定’，是对立的概念，却辩证统一在广州的精神层面上。”(《岭南新语》)这种生猛而淡定，仰望星空而脚踏实地，勇敢积极地追求，同时又能沉着地应对。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动静和谐，对各种他方文化，容易接纳和包容，而在此前提下，广东文化的另一个特点“融会贯通”便能很好的体现：“把好东西包容进来后，便让它与本土的传统事物交融在一起：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新不旧。”兼容并蓄的品性，体现在骑楼、满洲窗等建筑上，也体现在蛋挞、沙琪玛和及第粥等食俗上，真切地融于广东人的生活之中，而在这些日常中又时时彰显出了岭南独特的文化品格和优良传统。
岭南文化“包容”与“交融”的特性，同样体现在学科的相互渗透交叉的内涵和学者的治学风格上。黄老师认为，中大的学术风格和几代中大人形成的中大精神，都能体现岭南文化特色——务实的、创新的，又是包容的、严谨的。他举中文系詹安泰先生为例：
我认为詹安泰先生开创了创作与学术并重，周密严谨考证与理论概括创新并重的风格。换句话说，既重视“我注六经”，又重视“六经注我”，二者矛盾统一。我个人的学术生活也受惠于此，也希望这一学术能一代代传承下去。（《中大往事》）
“创新务实“、“融会贯通”，是岭南文化特色，也是中大学术的精神特质。“一方沃土，几辈学人”，善不变而通，才能继往开来，这是文化骨血，也是精神精华。
（四）
黄天骥老师1952年考入中山大学，自此，他的学习、教学和生活都与中山大学息息相关，他在这里收获了爱情、友情以及与许多大师们珍贵的师生情缘。他对中山大学怀有深情：“我父亲是中大中文系的学生，我太太也是，我也是，我儿子也是，说不定以后孙子也是，中大的一草一物，中大的荣和辱和我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我的家呀！是中山大学培育了我。”他与中大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64年，见证过“反右”活动中的学人苦难，经历过“大跃进”时下乡劳动锻炼，体会过“文革”时期的是非颠倒，感受过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也目睹过新世纪学校文理医工的全方位融合发展，如今则携手后学们协同为中山大学争创世界一流而努力。
他在《中大往事》里用“甜酸苦辣”来形容自己大半生的遭际，甜是庆幸中大的培养、酸是各种工作难题、苦是对大环境的无可奈何，辣是各种人生挑战，其中“甜”是第一位的：“中大培养了我，造就了我，我在中大实现了从事文学研究的理想。我非常幸运，我的老师们、同事们、学生们，还有历届领导对我都很爱护、支持”，而对他来说，这些截然不同的经历互相渗透和转化，成为他人生的不可替代：“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么多起起落落、甜酸苦辣，我的人生也许会很苍白”。
在黄老师的各种演讲或是访谈中，在他的各种随记中，我们总会听到或看到他讲中大校园里的草坪和惺亭，它们也几乎成为了中大的风景名片。他对中大的爱，便是这样寓情于景的。关于草坪，他曾在一个讲座中说过，“小草代表的是中大人低调务实、蓬勃发展、凝聚团结的精神，草坪几十年的变化也正是中山大学与历届老师、同学所走过的历程的缩影。大草坪现在还能在蓝天下蓬勃地生长，正是中大精神的体现。”他爱中大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年年新绿的草坪，因为它充满生机，蕴含了中大的丰厚文化底蕴，又彰显了中大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之精神。如果说，“草坪”是一种“常翻新”的精神希冀，“惺亭”则是“常念旧”的历史寄托。惺亭一景，有他与夫人寻找“相思豆”的青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有解放后广州市第二任市长朱光同志被毕业生簇拥亲切微笑的身影，更有着青年民主革命烈士们的悲壮故事，“这里装载着多少代人的爱情、友情、家国之情”。惺亭常在，他希望青年学生们记住它所代表和蕴含的情感。每年同学们毕业的时候，他的寄语经常是“杜鹃花发，长记惺亭”。
他在《中大往事》里还讲述了梁銶琚堂和北门广场的碑记写成及刻立背后的故事:梁銶琚堂碑记拟成，想要邀请80多岁的商承祚教授书写，但却怕老先生为难，毕竟商老年事已高，而碑记字数不少，要耗费很大的心力，但商老知道这对于学校的重要性后，爽快答应；北门广场碑记笔成镌刻后，学校同志们对于碑文内容发表了很多意见反馈，修正了一些校史纰漏。这些事情，都无一不体现着中大人对中大的热心关怀，将学校之事，当成己任。“热爱学校，是康乐园的传统，这种精神，正是由老一辈的学者，一代一代地承传下来。”对于母校的爱，应不经时地变迁而变化，黄老师对学子们总有盼望：“‘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校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对学子总是仁慈的，中大是我们永远的家，希望大家常回家看看。”
中大是我们的家，是每一位中大学子生活学习成长的家，我们也有自己的父母，也都有一个生我养育我的家，然而，黄老师还经常强调，“如果没有国，哪里有家？”，“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没有家国情怀”。
“中山大学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是全中国大陆唯一一所用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黄天骥教授在今年开学典礼上，向所有新生们这样讲述校名的意义，他在讲到立于学校中轴线上最心脏地区的惺亭时说，这是因对爱国英雄和烈士的纪念而建，“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学校在它的心脏立了一座丰碑纪念我们的爱国志士，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知道在我们的中山大学，有！”中山大学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首创，它从成立伊始，便有着深厚的爱国文化传统；中山大学的地标性建筑，沉淀的也是革命志士们的爱国情怀，这些都在时刻提醒着叮嘱着中大学子的赤诚爱国之心，家国责任不可轻。在黄老师的记述中，我们看到老一辈的教授学者们的情操和情怀：冼玉清教授一生自甘孤寒节俭，却在国家需要之时，把准备买房子的钱全数捐给国家，晚年身患重病，也将巨额遗产捐给国家作社会福利基金；江静波教授竭力帮助后辈，指点其科研，面对后辈的感激，言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科技奚国家之命脉。只要于国有利，不必计较你我”；容庚教授将一辈子珍藏的青铜器、古字画和书籍，倾其所有地捐给了博物馆和图书馆……黄老师说，这些先生们的家国情怀深远地影响了他们那一代人，而他更是希望这样的精神和情怀能够长远流传下去：“我对中大同学最大的希望，就是爱国”。
黄老师将这样的一种家国大爱，融汇于他的学术追求，他尊师爱生的德行风范以及他的文化责任，他的生命历程里，而这一切又离不开他的前辈老师们和他所爱的中山大学，他曾感恩道：“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能够在中山大学工作，能做点事，老师的培养不一定是耳提面命的，是潜移默化的，没有老师的培养，那就不是今天的我。今天感恩老师，只有自己体会到，成为母校、母亲，这个母亲不是一个，是各个老师集中来讲的培养出这么一个黄某某。”他接受了前辈先生们的精神熏陶:德行为先，学术为业，家国为重，同样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代又一代学子。大学正因为有这样的教授和具备这样的精神，才能培育出具有“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的新生代。
“凡是‘名师’，首先应是‘明师’吧？‘明师’，不仅指明智、明慧、明察，更重要的是心怀像水晶一样透明。澄澈的光辉，可以使愚者智，儒者起，可以帮助人洗涤灵魂的污浊。”（《中大往事》）中山大学的名师们，其德才、文化品格和家国精神灿然若明。所谓名师垂范，明教重道，也正是如此。王季思先生有诗曰:“人生有限而无限，历史无情而有情；薪尽火传光不灭，长留双眼看春星。”黄天骥老师在一次采访中也说：“这一辈子我只是努力去当一座桥梁，这是我的使命”。如是，师道之传承不息，民族文化精神之璀璨永恒，火光正亮，星光正美。
（作者系黄天骥教授学生、2015级博士生，戚世隽副教授、宋俊华教授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