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脚坪石 初入中文殿堂
记者：您的父母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龙婉芸：我的母亲幼居澳门，与被誉为“不栉进士”、“岭南才女”冼玉清是街坊，均受业于名师陈子褒主办的“灌根学塾”，冼与我的阿姨同届，我母亲则高一届。后母亲提出要学医，外祖父即将她带到澳门镜湖医院的太平间测试她的胆量，没想到母亲竟丝毫不害怕。最后，外祖父终于同意让母亲考入广州的广东公医学堂（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前身之一）。毕业之后，曾经和她的师姐合开一所医馆，结婚后就没有再工作了，据说原因是身体不太好。我的父亲是广东南海人，少投考武备学堂，以丁父艰而止，后弃武习文。早岁加入同盟会，与许崇智有交集，在粤军任文职至久，期间与香翰屏友善。父亲曾经教过书，也曾任过好几个县的县长，最后到了香港的广东省银行做顾问，是个闲职。父亲擅词章书法，书学《爨宝子碑》，诗喜“新乐府”，或许他主要是以诗叙事，以诗为日记的原因。我从小也跟着他一同临摹碑帖，写对联。父亲辞世后，有一挽联应可概括他的人生：“遗响满人间，旧事低徊，循吏他年应有传；赏音与古遇，声情激越，放翁危日尚留诗。”
记者：那您有在澳门上学的经历吗？
龙婉芸：我出生在广州的解放路，从前叫中华路，又曾住过西关，未有海珠桥时已经搬到河南基立村（1903年，归国华侨刘月东等基督教信徒在广州兴建居民社区，取名“基立”，由于社区氛围幽静，秩序井然，西方文化特色突显，也吸引了很多达官显贵入住，繁盛一时）了。我在广州上的小学，平时放假的时候，也会随母亲回澳门外祖父家里去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空袭广州，广州人心惶惶，据说市民出逃者达三四十万。当时我已小学毕业，加入了逃难者的洪流，疏散到父亲任县长的化州，之后又到了澳门。难以形容的劳碌奔波，艰辛辗转，使我无奈地休学了一段时间。1938年，广州情况转趋稳定，人们又陆续回城，我们亦无例外地又回到了广州，母亲为我选择入读协和女校，而且读完了初一。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兵锋直指广州，我们紧急撤离，来了个第二次大逃亡，当时主要道路已被日军封锁，我们是偷渡经前山、翠微到达澳门的，印象很深的是如果发现前面消息树倒下，就要停船靠岸边躲避。后来协和女校亦迁址到了澳门，我就在协和完成了初二到高二的学业。在协和女校的时候，我们班是全校唯一一个自发规定必须说普通话的班级，要是谁在课堂上说了一句广东话，就得罚一个铜板，因为当时有好几个老师都是说普通话的。高三那年，家里出现经济困难，我们就回到了内陆。
记者：您是怎样来到中大中文系的？
龙婉芸：我到中文系读大一的时候是1943年，那年刚好二十岁。当时中大的文学院和理学院在韶关的坪石，医学院在乐昌，院系都分散了。那时有几间基督教开办的教会中学：培正、岭南、培英，它们联合起来就叫培联中学。有的同学去得早，可以在那里读高中。我从澳门回来，路上耗费了很多时间，到坪石的时候已经赶不上入学，所以就没上高三。我本来是学理科的，当时的中学课程和现在不一样，高一读生物，高二读化学，高三才读物理。我没读高三的物理课，只有初中的物理底子，又没有学过大代数、分析几何这类高三才开设的数学课程，所以最终考了文科。我第一志愿是中大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师范学院的中文系。考师范学院需要抓阄考试，给你几分钟准备，然后上去发表见解，当时考的题目现在已经不记得了。最后，我被中文系录取，后来才知道师范学院曾经很想把我调过去，但是中文系不肯。
记者：您在坪石上课时，中大当时的办学环境和课程设置怎么样？
龙婉芸：我们逃难时住的房子，都是用竹子编成墙壁，糊上泥巴，外面再用石灰批荡，用松树皮做的屋顶。课室是木头房子，把一条条的木头叠起来砌成墙，屋顶由瓦制而成，课桌是四根木竹子，种在泥地上，然后将两条长木板放在上面。坪石只有一条街，文学院在西边，理学院在东边。大一的时候，整个文学院不分系，外语系、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都在一起上课。上语文课、英文课、逻辑课、论理课、以及公民课，也就是今天的政治课。
记者：文学院一共有多少个同学？
龙婉芸：整个文学院都在一起上课，我并不清楚外语系、哲学系、历史系具体有多少人，但上课时可以坐满整整一个大教室，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来了。至于中文系，我印象中在校本部放榜的时候，名单上可能不到60个人，大概是59人。我和我的丈夫黄家教，就是中文系的同班同学。
记者：您是怎样和黄家教先生走到一起的？
龙婉芸：我读书时一般只和女同学来往，不认识什么男同学。听老师说要将作业交给黄家教，也不知道黄家教到底是谁。最后一路找过去，到了篮球场，原来正在投篮那个人就是黄家教。他那时篮球打得很好，有很多球迷。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长得不像广东人，因为他身材高大。后来，我们又一起参加了青年歌咏会，就慢慢地熟悉起来。有时我要从宿舍到校本部排练戏剧，黄家教每次都会接送我。那时是战争时期，条件非常艰苦，在流离动荡中互相帮助，情感或许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们的恋爱并无浪漫的故事，是公开的，当时文学院的门口有一根用于拦车的木条，很多时候我就坐在木条上，他站在我旁边，两个人大大方方地聊天，旁边人来人往。
记者：中文系里有分专业吗？有多少个老师？
龙婉芸：我们那时完全不分专业，也没有教研室的概念，老师的情况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教我们大一英语的老师是钟日新，上逻辑课的老师反复强调“白马非马”，以及上公民课的老师给我们讲：“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那个老师经常穿一件土黄色的中山装，他说这件衣服是跟孙中山一起做的，他是一个非常诚恳的老先生，上课前早早地来到教室，将内容提纲写满在黑板上，然后才上课。
记者：这么多老师同学从城里来到乡下，万一有人生病了要怎么处理？坪石有没有医院？学校有没有校医？
龙婉芸：我们那时都很少生病，一般都自己处理，没人管。学校没有校医，但坪石街里有一个私人诊所，医生叫李梦石，他和学生很熟，可能是中大的校友。
记者：当时马思聪也在坪石，有没有给您上过课？
龙婉芸：马思聪当时在师范学院教，还有另外一个拉小提琴的黄友棣老师。马思聪在师范学院收了四个徒弟，其中一个是我中学同学的男朋友。我现在已忘记了这个同学的名字，她到坪石比我早，在培联念高三。高考时，她考第一，我考第五，榜上都有列出来，所以说亦是大学同学。解放前她的父亲是培道女校的校长，就是现在的第七中学。
记者：马思聪和黄友棣在坪石有没有举行过演出？黄友棣的《杜鹃花》您有听过吗？
龙婉芸：马思聪的我记不得了，但黄友棣有在大礼堂演出过，拉比较通俗、大众的曲子。黄友棣的曲子我们经常唱的有一首，但我忘记了名字，当时坪石漫山都是杜鹃花。
记者：您在坪石读完了大一和大二是吗？
龙婉芸：大一还没有读完，校本部就出了疏散通知，学生们要自谋出路。我跟着父母去了父亲学生的家乡，在连县。有几个没有离开坪石的同学写信给我，说晚上睡觉时非常恐怖，怕有土匪，要用桌子床板顶着门才敢睡。大二的时候，也就是1944年底，日军先后攻占了韶关、乐昌，学校通告紧急疏散，我们又经历了第二次大疏散。校本部的通知上写明了：医学院、文学院迁往梅县，理学院迁往连县。学校给我们发了一点点生活补贴，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迁往梅县 雨雪跋涉四十天
记者：您是怎样从坪石去梅县的？
龙婉芸：当时走得很急，学校没有统一的组织，很多东西如衣服、箱子等都来不及拿了。我们七个相熟的同学自发组织起来一起行动，黄家教也在其中。在路上，我们整整走了四十天，然而只有三天能见到太阳，其余不是下雨就是下雪。也没有雨伞和遮挡的布，一件衣服从干到湿，又由湿变干。雪深的程度，要专人铲雪才能让银行的汽车通过。我们长途跋涉，为求轻便，行李只有一床棉被，不能带枕头，更带不了书，如果还是觉得重，拿不动的话，连棉被也得丢掉。当时沿路都是老师和学生丢弃的棉被、衣物、鞋袜，想要也可以随时随地捡起来。我们沿途借宿民居，或者露宿街头，如果能睡在小学课室里拼起来的桌子上，那就是最舒服的时候。当时物资奇缺，当地人不舍得借油盐给我们，我们只能吃又苦又涩的大芥菜。如果路过接待站，就可以领取一些沙谷混杂的米。要是遇上了乡下趁墟的时候，我们就买一点点肥肉来榨油，算是有些油水。到了老隆后，终于见到了中大正式的接待站，我们那晚住在客栈里，大家围着火盆捉虱子，因为已经四十天没有洗过澡了。真正体会了什么叫做“险阻艰难,备尝之矣”。
记者：梅县当时的环境怎么样？
龙婉芸：1945年初，我们到了梅县。在坪石教过我的老师，在梅县一个都遇不上。宿舍是客家围屋，一间屋子里有一百多间房，每间房都非常狭小。我暂时借住在黄家教的朋友家。当时，同我们一起逃难到梅县的一位女同学，父亲是国民党官员，她的家就在梅县，我们礼节性地到她家拜访，发现那里的旧封建意识相当顽固，家庭里男女不平等的观念非常严重，我们这位同学即便是大小姐，亦不能免俗，只能在厨房吃饭，不能到客厅去。当时客家风俗是不穿鞋子的，同学们都得赤脚去上课，有些港澳同学不习惯，就只穿着袜子。那时我们都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奔波，很少去上课。基督教青年会开办了一个小型学生公社，算是比较廉价的宿舍，我和黄家教在那里做管理员赚生活费，勉强解决了吃饭问题。
回迁石牌 从中文系到语言学系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回迁到广州中大石牌校区的？
龙婉芸：1945年8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10月，我和黄家教从梅县回广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黄家教的父亲黄际遇去世的噩耗。那时黄际遇先生是中大数天系系主任，他从连县乘船回广州，船到了清远时不小心失足落水。船家有不能救落水者的风俗，所以没有船员肯下水去救他。他的四子黄家枢急忙跳下水去救他，可惜风高浪急，在下游找到时父亲已经没有呼吸了。
记者：关于黄际遇老先生，您还记得多少他的趣闻轶事呢？
龙婉芸：黄际遇先生曾经留学日本、美国，既懂数学、天文，又通晓文学、音韵文字学，同时又善书法，对象棋也有研究，有用毛笔写日记的习惯，现在已经出版了一套《黄际遇日记》。在日本的时候，他参加击剑比赛获过奖，又做过校际足球比赛的裁判员。战乱之前，他在河南大学做过校长，又在山东大学当过文理学院院长。在中大的时候，他既是数学天文系的系主任，又在中文系教《骈文研究》。黄际遇先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喜欢穿胸前有口袋的长袍，不爱穿西装，认为“中国人的布鞋是最科学的，因为两只脚可以不分左右。”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这些都是听说的。我父亲与中大很多教授有交往，却也不认识他，反而我的弟弟对他有印象，在1945年12月中山大学为黄际遇先生举行的追悼会上，我父亲写的挽联是：“儿曹称夫子多能，塘口胥宇有时，室迩人邀徒仰止；朋辈得复员稍慰，峡外断帆不返，江流石转太灵空。”
记者：回到石牌之后的教学环境怎么样？
龙婉芸：宿舍非常破烂，里面都是空的，我们最早的床是日本人留下的塌塌米。日本部队之前驻扎在这里，他们怕游击队突袭，于是将每个房间相互打通，门也拆了。所以每逢晚上我们都很担心，女宿舍没有门，要是附近的“土人”，也就是郊区的农民来偷东西怎么办？课室里没有课桌，每人发一张小木凳和一张到外面写生用的画板，你到哪间课室上课，就把小木凳和画板带去哪里。到语言学系后，学校慢慢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条件，宿舍装上了木门，教室里摆了桌椅。但宿舍里供学生们自习的桌椅还是需要自备，所以五花八门什么款式的都有。
记者：都有什么老师来上课？
龙婉芸：刚回到石牌的时候，还没有成立语言学系。中文系给我们上课的有詹安泰老师，教宋词。黄海章老师，教文学批评。徐中玉老师，教现代文学，他后来是全国现代文学会的主席。钟敬文老师，教民间文学。吴三立老师，教古文字。还记得一个叫李笠的老师，教古文字，但我没有上过他的课。我们还需要上中国通史课，有一个历史系的教授来给我们上课，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我们当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明日黄花”，因为他上课时整天将“明日黄花”挂在嘴边。
记者：您是在什么时候从中文系转到语言学系去的？当时语言学系的教学情况怎么样？
龙婉芸：1946年8月，中大聘王力先生任文学院院长，王力先生上任后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分为中国语言学系和中国文学系。当时我读大三没多久，按自愿原则，我从中文系转到了语言学系。语言学系系主任是岑麒祥先生，教语言学引论。张为纲老师教方言调查，他是江西人。1948年夏，王力先生转校岭南大学，岑麒祥先生兼任文学院代理院长、院长。1947年我和黄家教结婚的时候，王力先生和岑麒祥先生是我们的证婚人。1954年，中大语言学系迁往北大，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也去了北大，严学宭先生调去了中南民族学院当副院长。我们这一届语言学系的学生，一共只有四人，杜钦荣（女）、宋长栋、黄家教和我，都是从中文系转过去的。这四个人如今还健在的，除了我，还有宋长栋，他曾经在中大历史系教世界通史。我们四人毕业于1947年，讲起来应是第一届语言学系毕业生。
动荡年代 与恩师相处的点滴
记者：王力先生教学有什么特点？
龙婉芸：我第一次见王力先生是1946年6月，当时西南联大结束，王力先生利用清华大学迁校的空隙，接受中大的请求，到中大讲学两个月，他上的是《汉语诗律学》。王力先生在语言学系上课的时候，我们四个同学坐在最前排。王力先生并没有坐在讲台上，而是将藤椅搬下来，坐到我们跟前。我们上课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课本，王力先生手里拿着一本布龙菲尔德的《语义学》，每翻看一页，就停下来给我们说两句，我们就做笔记。他说话的时候慢条斯理，声音很轻。我想要找他做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同学一听就对我说：“你千万别找他，他很严格的，你会不及格。”但我还是坚持选择了王力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他启发我去研究广州话最特别的地方，写完之后由他来帮我起题目。最后我的题目是“广州话中的副词研究”，王力先生看完我的论文后，当面和我讨论了对论文的看法，而在论文的书面评语中，却只写了对我性格的评价，但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在宿舍赶毕业论文的时候，刚好遇上一个同学带着便衣来宿舍一间一间地巡视，当时黄家教也在场，他们发生了激烈冲突。便衣向黄家教开枪，幸好有个同学用棍子把便衣的枪打了下来。毕业之后，黄家教继续读研究生，但那时不叫研究生院，而是称文科研究所，在广州的东山上课，当时只有黄家教与钱淞生两人，王力先生是所长。
记者：严学宭先生是怎样上课的？
龙婉芸：严学宭先生是江西人，教我们声韵学，从汉语注音符号开始教起，他上课也从来不用课本，从今天的音一直讲到古音。在第一节课下课后，我向他提问了注音符号中不合理的地方，他很惊奇，觉得我的提问非常好。毕业后因为住房紧张，我还和黄家教在严学宭先生家里住了一年。
记者：在那个动荡年代，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
龙婉芸：形势最严峻是在解放前夕，当时我和黄家教住在石牌教职工宿舍，已经有了一个小孩，还不到一岁。有天天没亮我醒来，听到宿舍外脚步声一阵接一阵。我一看，有穿黄军装的国民党部队的士兵用机关枪对准我们的窗口。原来是大厅旁边一排的房间里有个老师被抓了，据说是因为他有一本叫《新观察》的期刊。我马上想起我的房间里也有一本《新观察》，赶快进去把它塞在弹簧床里面。另外一排房间有一个哲学系的同学叫刘嵘，后来是中大的副校长。我们的房间检查完之后，刘嵘躲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将他藏到房间里反锁起来。查到那个房间时，正好我在喂小孩吃稀饭，便衣进来看了一下，问我叫什么名字，之后又拿着黑名单过来，问黄家枢是我什么人，我就说是黄家教的弟弟。便衣走了之后，我们到楼下去，发现生物系的张作人教授和严学宭先生都被抓了，因为他们替一些被抓的学生作担保。我和黄家教拿家里的绿豆糖水给严学宭先生喝，拿香蕉给张作人教授吃，便衣都让我们自己先吃一口，怕我们会在里面下毒。张作人是中大的训导长，被捕入狱关押后释放，在香港等地避居时，新加坡、美国等地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先后以高薪聘他，但都被他谢绝了。张作人教授在1950年回归祖国。解放之后，国民党的飞机还经常来轰炸，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不到一周后，我们全家就要躲到防空洞里去，晚上也不敢开灯，当时的气氛很紧张。这些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于自己而言都是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