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我怀念的，应该是冬天的傍晚，在图书馆正门前能看到的晚霞。
我习惯在6点到6点半之间走出图书馆，在旁边的食堂吃饭，吃完后在图书馆正门前的广场上散一会儿步，再回馆里面读书。
广州没有春秋只有冬夏，夏天就算到了7点天依然很亮，这个时间点要看晚霞，只能在冬天。
图书馆正门朝北，正对着孙中山铜像、中大牌坊和珠江，视野非常开阔，朝远望还能看见灯光闪闪的广州塔——辨认夜色中的“小蛮腰”，恐怕是每位新生大一刚来的时候很喜欢做的一件事吧，在高处看见那座熟悉的建筑，确认了自己在广州的天时地利，那种大都市的新鲜感，在四年后，逐渐消磨。
7点钟上晚课，这时候馆前的广场上已经开始有同学往公教楼走，我所在的专业很遗憾从大三下学期就没有课，在准备考研的那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泡馆的我看着来往上课的同学，感到很有意思——应该统计一下每个人大学总共能上多少节课，不管翘了多少、睡了多少，真正听的又有多少，只是为了一个数字本身的有意思。
我也经常去南校图书馆，尤其是寒暑假停止馆际图书预约的时候，我几乎每个星期都需要跑去南校一趟。东图和南图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当然是在于南图没有可以眺望珠江的高台，另外一个，在东校借还书的时候，瞥见同学借还的书以计算机类为大头——而南图却总是文史哲。
南校图书馆的四楼、五楼是馆藏图书的宝库，但东校图书馆也有自己的特色馆藏。一个是在五楼的喜乐斯藏书，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向中大赠送的一批英文图书，其中孤本珍本甚多，尤其是汉学研究著作充足，颇可补南校外文图书馆藏之不足；另外一个是六楼的刘国钧分类法藏书，主要是1949年到1979年之间出版的书籍，其中颇有一些后来不再版、或者再版了学校没有采购的珍贵书籍。
我有一次在刘国钧分类法藏书中借取一本50年代出版的图书，结果翻开一看，发黄的借书卡上竟然还有陈永正老先生的名字，借书日期在我出生之前。这也是一段奇妙的遭遇了。
无独有偶，前阵子我在南校图书馆借一本80年代出版的书籍时，也在旧旧的借书卡上看到了另一位老先生——蔡鸿生老师。因此我其实很希望图书馆能保留借书卡制度，而不仅仅是电子化的借书方式——纸质借书卡效率确实低，查阅借书记录也不甚方便，这也算是情怀和效率的一个矛盾了。
南校图书馆因为修建时间早，因此和校园里大多数建筑的风格保持一致，都是裸露的红砖与欧式的样式。而后建的东校图书馆和珠海图书馆一样，都以书籍本身的形状为设计灵感来源，有一种现代建筑的风采，不过都是书，东校图书馆的大书是摊开而页面自然弯曲的，而珠海图书馆则是两摞尚未修订的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书页。
东校图书馆还有一个特点，为南校和珠海所无，就是在三楼的休息区，有一块展示板，上面除了粘贴中图法说明等基本信息之外，还开辟了一块意见建议区，提供空白纸片和笔，如果对图书馆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在上面填写。我看到的大部分意见都会得到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回复，虽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有些同学还会在上面调侃、抱怨，得到的都是严肃的回答，虽然未免时有官腔，但总体上还是客气的，十分有趣。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访谈，受访者是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老师，他说，他对复旦图书馆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每个厕所隔间中必须有厕纸，用完了要及时补充。这种和图书无关的细节，恰恰能体现一个图书馆的服务态度。中大图书馆在维护公共设施这一点上，还能做得更好。
和图书有关的服务细节，中大图书馆也还是有可以进步的地方，比如图书荐购周期相对长，荐购请求的答复较慢。据说暨南大学图书馆的荐购周期很短，而且大型文献的引进速度也很快，对学术研究很有裨益。请原谅我在这篇回忆文章中，出于对中大图书馆的热爱而说几句“爱之深、责之切”的话。
转眼四年已经过去，不过我还要在中山大学至少再待三年，图书馆依然会是我的常去之处，只是我的所在校区从东校转到了南校，东校图书馆将会很少去，这多少也算是一个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