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余婷、曹潇雨、涂文熙）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并不耀眼，他们来自平凡，却因坚守而不平凡。中文系图书资料室，凝聚了龙婉芸先生毕生的心血。从1952到1982年，她在这岗位上默默耕耘三十年，不仅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而且对师生的日常生活倾注无限关怀。
“我以为我仅仅是一粒小芝麻，掉在地上，你看不到，也找不到。没想到大家，还记得我这个小芝麻”龙婉芸先生动情地说。
这“一粒小小的芝麻”，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师生心中的丰碑。近日，中文系为龙婉芸先生举办百岁华诞庆典。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副校长杨东华，黄天骥、曾宪通、陈永正、施其生、吴承学、彭玉平、陈伟武、陈平原等教授纷纷为龙婉芸先生送上祝福或精心准备的寿礼，表达对龙婉芸先生的崇高敬意。
龙婉芸先生，一位中文系的百岁资料员，比中山大学“年长”，是今天为数不多的百年中山大学的见证者。是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等。学业成绩优秀，完全有机会从事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心无旁骛地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平凡的岗位，成就了不平凡的人生。
学生时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龙婉芸先生，194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她与丈夫黄家教是同班同学，两人数十载风雨沉浮，筚路蓝缕，携手同行，求学于艰苦动荡的年代。
1940年8月，中山大学迁往坪石办学。1943年龙婉芸先生进入坪石的中山大学文学院读大一。回忆起在坪石读书的时光，龙婉芸先生说，“住的房子是用竹子编成墙壁，糊上泥巴，外面再用石灰批荡，用松树皮做的屋顶。课室是木头房子，屋顶由瓦制而成，课桌是四根木竹子，种在泥地上。坪石只有一条街，文学院在西边，理学院在东边。整个文学院都在一起上课，外语系、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都在一起上课。上语文课、英文课、逻辑课、伦理课以及公民课，也就是今天的政治课。”
正当中山大学在坪石办学走上正轨的时候，随着抗战形势变化，中山大学不得不面临新一轮搬迁。1944年底，日军先后攻占了韶关、乐昌，学校紧急疏散医学院、文学院迁往梅县，理学院迁往连县。
龙婉芸先生又经历了第二次迁校。“没有统一的组织，很多东西如衣服、箱子等都来不及拿了。整整走了四十天，只有三天能见到太阳，其余不是下雨就是下雪。真正体会了什么叫做险阻艰难，备尝之矣”。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10月，龙婉芸先生从梅县迁回广州上学。龙婉芸先生回忆起刚回来时学校“宿舍非常破烂，里面都是空的，学校里最早的床是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学生时代的龙婉芸先生和所有中山大学师生一样，历经坎坷，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坚持读书，胸怀天下。
做大事，就是平凡的事做到极致
20世纪50年代开始，龙婉芸先生开始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一直到退休。黄天骥教授在回忆中提到，“在康乐园见过许多名师大家，但从读大一开始，接触最多的反而是龙先生。”每次到资料室看书，都能看到一位娟秀瘦小的资料员，脚步轻快，态度和蔼。龙婉芸先生每天上班最早、下班最晚，是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时间最长，也是最忙碌的人。她每天勤勤恳恳，等到所有师生全部离开后，才会关好门窗，锁上资料室的门。向她请教书目的位置，她一下子就能在几万册的图书中把需要的书找出来。
刮风下雨的晚上，龙婉芸先生总是会冒雨跑回资料室看门窗有没有关好。除了资料室的工作，龙婉芸先生还自发地帮助老师同学们订购新书。她将书店每一期的新书预告带回资料室，让每一个来资料室的师生在预告上勾选出自己需要的书籍。新书到货，就可以看到她瘦小的身躯推着单车一趟趟将书搬回资料室。许多教师备课、写论文和专著，在寻找资料时无不得到龙婉芸先生的帮助。可以说许多研究成果里面都有着龙婉芸先生的默默付出。在中文系工作的几十年中，龙婉芸先生一直把资料室看成为自己的家。
“润物细无声”，龙婉芸先生默默地为教育事业耕耘。黄天骥教授这样评价：“我在中大学习和工作整整七十年，从来没听到有人对龙先生的工作有任何意见，无论是老师同学，都记得龙先生，说到她时，无不表示赞扬和敬仰。”
如今百岁的龙婉芸先生依旧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偶尔熬夜追韩剧，可见她的生活在从容中还带着任性和恣肆。“因为性格和情绪得到了很好的释放，所以我想龙先生的每一天都有追求，每一天都有期待，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也都是快乐的。”彭玉平教授说。
孙中山先生嘱咐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什么是大事？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彻底地做成功，就是大事。龙婉芸先生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地工作，并且做得最好，这就是大事。
中山大学有一大批像龙婉芸先生一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默默为学校建设做出贡献，与学校发展休戚与共。他们无私奉献，为实现中山大学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懈奋斗。
■ 35年度入语言四
“35年度入语言四”，这个有点像密码的句子什么意思，出自哪里？可就是这几个字暗示了一段历史，一段关于中山大学（下简称中大）乃至全国第一个语言学系建立的历史。
2022年10月23日上午，中文堂105学术报告厅内正在举办“龙婉芸先生百岁华诞庆典”，期间系党委书记王琤打开一个长方形红盒子，盒盖上印有烫金的中大校徽，这是中文系为我母亲精心准备的一份寿礼。精美的礼盒内装有两份从广东省档案馆复制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母亲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籍资料。寿礼花心思，有创意，也够厚重，迎得全场阵阵掌声。其实在庆典筹备会议上，彭玉平主任就提到中文系准备了神秘寿礼，原来如此。
回到家中，打开礼盒，我仔细品读学籍资料中的每一个字，在中大学籍表中有一栏目“所有休学复学退学转学转院转系留级惩奖更改名籍等日期及原因均次第登记于下”，空格中填上了“35年度入语言四”。什么意思？我立即反应过来，即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转入语言学系四年级”。
1945年抗战胜利，中大从粤北坪石、粤东梅县等地迁回广州复课。西南联大晚一年即1946年迁回北平与天津。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王力先生返回北平途中，先回广西老家探亲，又绕道广州短暂停留。在王星拱校长答应他提出的在中大设立语言学系的要求后，王力先生被中大挽留出任文学院院长。他特请老朋友、语言学家岑麒祥教授出任系主任，并延聘商承祚、吴三立、严学窘、周达甫教授，以及张为纲、陈必恒副教授等为专任教师。因此正在中文系读大三的父亲黄家教、母亲龙婉芸与后来任教中大历史系的宋长栋伯伯，以及毕业后去了广西的杜钦荣阿姨共四人，从四年级开始转入语言学系，一年后，顺理成章成为语言学系第一届毕业生。我想那些从一、二年级转系的学生，他们的学籍表中就应有“35年度入语言二”“35年度入语言三”的“密码”了。
当时语言学系的师生不多，经常聚在一起，亲如家人。我父母也常有这样的回忆。我的祖父黄际遇曾任数学天文系主任，1945年中大从坪石回迁广州途中意外去世。父母结婚时，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均以长辈的身份出席婚礼。现在家中保存的结婚照还是师母夏蔚霞（王力先生的夫人）在文革抄家退回的物品中找到，从北大寄回来的。照片中女方家长有我的外公、外婆，男方代表是我的大伯与四叔，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是证婚人。父母结婚后学校没有宿舍安排，严学窘先生就挪出家中最大的房间让他们搬进去，整整住了一年。我大姐一岁多，二姐才几个月时，学校动员母亲等家属到托儿所工作，以解决教职员工的后顾之忧。母亲很为难，两个女儿这么小，怎么办？严家有五个孩子，老五年龄也不大，但严师母让我母亲将大女儿带到托儿所，小女儿留下她来带。至此，母亲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后来在陈序经校长动员下父母回归专业，母亲在中文系创办语言学资料室，父亲亦从学校总务处调回中文系，一辈子从事方言学教学研究工作。
近日得到广东省档案馆和中大档案馆的帮助查阅父亲的学籍档案，表格中同样有“35年度入语言四”，以档案资料证明了父母亲都是同时由中文系转入语言学系的，这也是中大语言学系建立的佐证。
文/黄小安，系龙婉芸先生女儿
■ 龙先生，我们想 对您说……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来扶持”，中文系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格局和规模，“老干来扶持”是其中重要力量。祝福龙婉芸先生如不老青松、身姿挺拔，继续成为康乐园中的一道风景。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
龙婉芸先生的事迹必将给予更多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师生校友以力量。
——中山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王琤
凡是星期六星期天我们都到龙先生家里去过节，当时的所谓过节就是龙先生想办法找一些花生米、芋头、番薯干，一边吃一边聊，一边讲历史，一边讲现实，过得很快乐。我毕业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家，龙先生的家就是我当时的家。
——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宪通老师
龙婉芸先生是我师母。师母这个词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语义重心在“母”上，但在我心中这个词是并列结构：亦师亦母。祝她寿比南山，生活幸福。
——中山大学中文系施其生老师
龙老师永远保持着对人的友善，对人的真诚，对人的热情，对人的包容。大学四年间，龙老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当时只道是寻常，经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却闪耀着师德的光芒，人性的光芒。
——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承学老师
过去每一个老师家门口的信箱上往往是写这个家里两口子的姓。那“家老”他们家最厉害，信箱上面写的是“黄龙”。所以以前我们要去“家老”家，我就总是说：“好！到黄龙府上去！”
——中山大学中文系陈伟武老师
那天龙先生一看到我就话匣子打开了一个多小时，侃侃而谈，把整个坪石的历史讲得一清二楚，这一点是龙先生对中大校史、对咱们中文系的重大贡献，这是独一无二、无人能够取代的。
——中山大学中文系丘国新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