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7版）
容庚始终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文物也是天下之公器”，收藏是为了学术研究，而“聚之不易，散又何难”。自1956年起，容庚向广州博物馆、广州美术馆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捐赠了大批青铜器、历代书画以及殷墟出土的甲骨等，其中不乏春秋晋国错金铭文栾书缶、越王剑、示鼎等国家一级文物。1980年，容庚又向中山大学图书馆捐赠金石文字、书画、古文字研究书籍、古籍善本、拓片等130多箱。去世后，他的亲属继承其遗志，更是将他的众多收藏捐赠给各机构。1998年，其家属捐赠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古籍善本、金石拓片、名人尺牍、往来信札、著作手稿校本、刻本、抄本等460个文物号；又捐赠一批文物文献、古籍资料给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据不完全统计，容庚及其家属先后捐赠青铜器200余件，历代书画1200余件套，古籍善本10000余套册，金石拓片、丛帖、名人信札1000余件，以及海量的著作手稿、刻本、抄本。其捐赠之精、数量之巨，令人惊叹，容庚及其后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容庚的爱国，是刻在骨子里的。“最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者，在于容庚之爱国情怀，熔铸于学术，而且不论处境之顺逆。”容庚的学生陈炜湛（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在《论容庚精神——为纪念容庚师一百二十周年诞辰而作》一文中如是写道。旧中国时期，风雨飘零、积贫积弱，许多珍贵文物因列强的巧取豪夺而流失海外，见此，容庚发愤而著《海外吉金图录》，“首录流落日本之重要器物以昭告世人”。抗战时期，为守护收藏的大批国家文物，容庚甘愿留在沦陷的北平，并以一介学者之身，收藏了130多件（套）藏品。同时，他积极支持燕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抗日救国委员会，指导学生编写宣传品《九一八事变记》，又发起成立抗日十人团，联合十大教授宣传抗日，主编《火把》白话小报，奔走在抗日救亡的前线。就如陈炜湛说的那样，“他的爱国热诚，是举世公认，不容置疑的”。
容庚先生坚守民族大义，生活中更是竭诚待人，其性刚直、敢言而无畏。在陈炜湛看来，容庚是“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对于学生和后辈，他有教无类，有求必应；对于学术研究，他只论是非，不计利害。从政治到学术，从为人到为文，他始终坚持讲真话、讲实话，这种“独行特立之容庚精神”，“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美德的突出体现”，就犹如炬火，至今仍不断激励着后人。
生于甲午，成长于乱世，容庚一生命运随国运涤荡。治学，不曲学阿世；处世，不随风俯仰；待人，扶危济困。容庚为国收藏的情怀，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坦荡的文人风骨，在璀璨的中华文化长河中，如一颗明珠，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学生们每提起容庚，最难忘的便是先生穿着一身素白唐装步行在校园，行止风度翩翩、衣着一尘不染。“先生对于学术研究认认真真，对于人格干干净净，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经历诸多坎坷和风浪，容庚依然说：“我还是我容庚，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