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到了，陆续收到许多学生的电话、邮件或微信祝福，在喜悦之余又不免联想起六十年来知识分子的坎坷生活和地位变化，回首半个多世纪的教师生涯，莫不感慨万千！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传统时而被破坏，时而得到继承发扬。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是相当宽厚的，在对干部实行供给制的同时，却对所有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实行工资制），让知识分子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当时一些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国，满怀热情为新中国服务。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于北大率先展开，继而向全国推广。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大批知识分子热情焕发，积极投入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恢复经济建设等各项运动，虽然生活清苦，但大家的爱国热情、工作积极性是高涨的。但是，1955年由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的肃反运动，却让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遭到严重打击，因而普遍心情压抑、觉得前途渺茫，政治热情、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这场运动主要发生在文化界，对学校冲击不大。当时“尊师重教”的风气还是好的，社会上对教师还是尊重的，学生不仅在校尊敬老师，街上遇到老师也会主动问候、行礼。

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发挥他们的专长；给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接着中央又先后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等文件，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从而激发出广大知识分子的主人翁感，更全身心地投入祖国建设。那时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是颇为照顾的。1955年全国实行货币工资制，当时毛主席的月工资是404.8元，著名京剧表演家梅兰芳是336元，中大的一级教授是381元，相当于一般工人工资的10倍以上。三级教授一人的收入，也可以较好地养活一家五六口人，有的还请有保姆。教授的住宅都是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洋楼。那个年代对教师特别尊重，许多教授都被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兼职，开大会时都请到前排就座，来往中大的14路公共汽车上专设有教授座位，学生只要见到戴红校章的老师都会主动让座。

由于党内对知识分子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的认识并没有达成共识。1957年进行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这次不仅一批老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且令相当多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也陷入“泥潭”。

1958年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引领下，知识分子同全国人民一道意气风发，首次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其间也免不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和“浮夸风”。中大康乐园也热闹起来了：架起了高炉，“大炼钢铁”；提出“苦战三年建成共产主义中山大学”；要培养出如大象一样的肥猪；全校大动员围剿麻雀……。经过一番调整后（如贯彻《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等），煞住了“浮夸风”，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政府对知识分子又重新重视了。1959年我们去肇庆等地进行科学考察，每到一地都受到专员、县长的亲自接待；1960年我们三位学生随老师去云南科学考察，也被当成贵宾招待，免费住当地最高级宾馆，出行有车接送。现在一般师生肯定不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1960年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在庆幸当上人民教师的同时，正遇上国家经济发生困难，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幸运的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对知识分子是十分照顾的，特别是对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特殊供应政策。例如，一般居民每人每月定量半斤肉，教授按不同级别是2-4斤，其他如鸡蛋、食油、白糖、糕点、烟等都有特殊照顾，就连我们这些小助教每月都增加半斤油。全国不少地区发生饿死人事件，我们在学校却是保证能吃饱的。所以教学秩序并未因经济困难而受到太大冲击，教师仍然是受人尊重的职业。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再次让知识分子跌入“深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当农民，1968年底中大教工全体出动，被下放到粤北的穷困山区办干校，名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为油、盐、菜、米、柴而忙碌，当然还有开荒种地、修路、爬山涉水去宣传最高指示。生活如何，不言而喻。“文革”令教师地位落到最低点，许多老教授、老专家、老干部被批斗，“臭老九”的帽子更让知识分子的地位等同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而归入到“牛鬼蛇神”的边缘。70年代初，高等学校恢复办学，“臭老九”被陆续调回学校，名为老师，实要受制于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经常要“开门办学”，同学员“三同”，师生摸爬滚打在一起，不仅是青年教师，一些年过花甲的老教授也是如此。五六十年代，师生都以佩戴校章为荣，不仅在校内，而且外出逛街、开会、活动也喜欢佩戴校章，文革后却谁也不愿戴校章了。

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倡议下，“全国科学大会”得以召开，宣告“科学的春天”到了。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不仅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而且把“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分子方针和政策。从此，知识分子又见到了曙光。

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学校办学重新走上正轨，教师也重新登上讲台，走进实验室、科研室。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总算盼到“务正业”的时候，真正走上教学和科学研究之路。不过，8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地位还是没有多大变化，那时流传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的不如劏猪佬”等等就是社会实情。当时在国民经济12类行业中，教师的平均工资一直徘徊于倒数第一至第三之间，高等学校教师的工资收入甚至还不如小学、幼儿园教师。我于1981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后，月工资也不足100元，比我认识的一些中小学教师的收入都低。真正意义上的“教师的春天”始于80年代末。

1985年，国家设立“教师节”，鼓励弘扬尊师重教。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07年）等相关法规颁布，进一步规定“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国家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从此，教师待遇逐步提高，社会地位也日益上升。我们的工资收入从改革开放前到现在已提高了100倍以上。30年前提到万元户，每个教师都会认为“可望而不可即”！谁会想到，30年后高校的好些教师仅月收入就超过万元了，如果加上自己拥有的住房，不少人已称得上“百万富翁”了。

“教师的春天”不只是体现在教师的生活和地位变化，而且也表现在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所作的贡献。以鄙人为例，粗略统计了一下，在改革开放前，我大学毕业近20年，发表学术论文不足10篇；改革开放后至我退休前（1998年）也是20年，我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10余本。至于培养30多名研究生和获得十余项科技成果和优秀教学成果奖更是在80年代以后。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和教师地位的提高，更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提供了平台，极大地激发了教师培养人才和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教师地位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的影响，“尊师重教”也在变味。高等教育在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有些高校因合并、扩招而出现师资紧张，师生距离越来越远。有的领导只顾数量不问质量，有的教师为了名利，弄虚作假、不负责任，甚至亮出“潜规则”。许多中小学的教师节成了送礼节，一些教师热衷于为学生开“小灶”捞“外快”。学校求大求全，大兴土木，以至“清水衙门”也不断出现贪污腐化的蠹虫。如此等等，令教师的称号贬值，失去光彩。笔者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一项崇高的职业，必须具有高尚师德，才能胜任职责。任何玷污教师称号的行为，都是对教师这个岗位和尊称的亵渎和犯罪。“尊师重教”要获得社会的公认，不仅取决于国家政策，也取决于我们教师自己的言行。缺乏教师的职业道德，当然不能为人师表，也谈不上“尊师重教”。

五十余年的教师生涯，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人民教师是十分光荣的，但必须具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精神，才能为人师表，从而得到学生、家长和全社会的尊重。人民所期望的正是“红烛照亮桃李心，春蚕巧织满园春”。

注：作者为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原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