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方框眼镜的黄修己教授笑盈盈地把我们迎进了客厅，两杯泡好的茉莉花茶放在客厅中间沉香色的茶几上，黄教授自我介绍：“我最爱家乡的茉莉花茶。” 他边说着边把风扇摆好在我们的座位前，“你们说想听我讲讲治学的故事，把治学讲成故事，不好讲的。不过我努力讲得具体些吧。”他为我们着想，几句亲切的话让我们觉得虽然他是中文系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是名字常出现在学术著作版权页上的名学者，但此时更像是位愿意给我们讲故事的可亲可爱的老爷爷。

动荡岁月自持不怠，求知路上壮志不移

好学的小兵

“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中还要紧张学习，但对我来说能学到新的知识又是很快乐的。”

我们访问黄教授时，今年的高考正在进行。谈起高考他感慨万千，因为他14岁初中毕业即参军，5年军旅生活酿出他的作家梦，便报名参加1955年的高考。只是学历不够，信心不足，索性填报个最难考的学校。有趣的是，在考场外碰上已经转业在某名牌中学做教导主任的战友。这位战友鼓励他：“你一定能考上！”并指了指她带领的学生说：“我了解他们，你比他们强多了。”果不其然，黄教授高考一举中魁，入了北大。这位战友能够言中，是因为曾经的共事使她看到黄修己还是个小兵时，已经展现出对求知习道的渴望。当时《人民日报》专发社论，要求“为健康使用祖国语言而奋斗”，并介绍人们学习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黄修己学得入迷，这给了他在语言上锤炼“火眼金睛”的契机和平台，他对日常语言里的语法问题比常人更敏感了。学完了吕、朱的《语法》，又自学黎锦熙的《国语文法》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还找了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来读，从而扎扎实实地训练了他的语法分析能力，过好了文字表达这一关。

颇好读书的黄修己还自己订阅了四本杂志：《文艺学习》、《语文学习》、《旅行家》和《美术》。前两刊为黄提供专业营养。有一篇文章讲到高尔基曾说过，现实主义作家隔墙听人谈话，虽不见其人也能从其语言捕捉到他的性格特征。此后黄就很留意身边人的言谈，晚上就做札记，记下那些个性化的语言，并且养成了分析人的习惯。后两本则拓展了他的兴趣，他说，“爱看《美术》纯是个人兴趣，但对我学文学也有帮助。那时学苏联，介绍很多俄苏的画家，如列宾、苏里科夫等。一幅《伏尔加河纤夫》，拉纤的行列里，从老头到小孩，细细品味都可据其姿态、神情、装束等看出他们的不同境遇、情绪和生活状态，每个形象里都有丰富的历史的、思想的含蕴。这对我们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也是很有启发的吗？”

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中还要紧张学习，但对黄修己来说能学到新的知识又是很快乐的。他说他的优胜之处是绝不为了应考而学，而是自主地按着自己的意愿、兴趣来学习，再紧张也是自己所喜欢的，目的只在培养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所以事半功倍，提高很快。更重要的是从年轻时候，就养成了好学的习惯，此后坚持了一生。

校园里的苦学人

“我们身上有一种‘开国气象’,对前途的美好憧憬和信心。既然在学术的岗位上，治学就不仅是职业，更是志业。”

后来作家梦没有做成，系主任宣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此后按照中

的教学计划去学，学术研究便陪伴了黄教授六十年的光景。他和同窗思想都扭转得快，因为做学问和搞创作并不矛盾，自古以来身兼学者与作家的多多。他还在坚持做札记，一方面学习分析作品中的人物，一方面留心观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偶尔也写写诗歌、散文投给刊物。直到文革爆发，看到当时的形势，心想再也搞不成创作了，才死了写小说之心，把往日的札记全都当破烂卖掉，得了两块钱买糖吃了，此后一心一意做研究。

黄修己求学、治学的年代，从反右、三年困难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正是国家最为动荡时期。求学、治学肯定都受到严重的冲击；但这都没有损伤他刻苦勤学的意志。黄教授回忆说，“我和同学们那时对学习都充满激情，也非常刻苦。或许因为我们生于战乱，我还尝过做亡国奴的滋味, 所以一心渴望祖国强大，感到匹夫有责，上大学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我们身上有一种‘开国气象’,一个国家新生之际的兴奋，对前途的美好憧憬和信心。既然在学术的岗位上，治学就不仅是职业，更是志业。”彼时的他和同学们对于读书都是分秒必争，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起床赶到图书馆门口排队占位。排队买饭时，也利用这点时间背外语单词。直到晚上十点，学校统一熄灯了，只有楼道、盥洗室里还亮着灯，一些人就凑在那里看书。

“逍遥派”其实不逍遥

“有人活着为学问，有人学问为活着。活着为学问的人，只要还活着，他就会去探求，去思考，去发现。环境再恶劣也不会放弃。”

直到文革的暴风雨袭来，已经治学无路了，但只要还有一点机会他也不会放弃。他回忆那段的生活：

“我代王瑶先生讲过一次课，讲的是赵树理。后来讲稿整理成小册子出版了。正好是文革前夕，文艺界大批‘写中间人物’论，赵树理是代表人物，我就有了吹捧‘写中间人物’论的罪名。但在北大，大人物太多，轮不到我这小助教挨斗，我就成了那种一时还不是‘反革命’却也‘不准革命’的人。到后来红卫兵忙着打派仗，更顾不了我们这种人了。因此我很长时间当了‘逍遥派’，我有了看书学习的时间。”文革中红卫兵焚书，黄教授却买书、读书。当然首先看马列，看毛泽东的书。同时也大量看文学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库存的书拿来贱卖，黄修己如获至宝，趁机购置了许多精装本。他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还有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现代的一些长篇小说都重读了。文革的恐慌和紧张，撼不动黄教授矢志治学之心。他笑称：“‘读书无用论’在我身上起不了作用。”他以读书抗乱世，阅读面很广，一些名著以前没有时间读，这时都借来读。与现代思潮有关的，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严复的《天演论》，都是这时读的。这时的大量阅读，可以肯定地说对后来的思想解放大有助益，也是一种准备。

对后来专业研究影响最大的，还是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泡在学校图书馆看旧期刊，以前教学紧张，没有这么多时间。馆藏许多旧期刊杂志报纸，这时除了偶尔一两个专案组的来查找“叛徒”材料，平时是没有人来光顾了，所以才有黄教授说的三个馆员陪他一个读者的场景。这一段阅读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现代文学史资料。“看这些旧报刊，可以看到许多现代作品发表的背景，顺路也看些其他学科的文章，连香烟广告也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增加了很多对旧社会的感性认识。”时间长了，跟几个馆员熟了，他们就允许黄教授入库搬报刊来看，给他许多方便。那时还没有复印机，很多资料只能手抄。有一个馆员看他抄录资料很辛苦，好心地要帮助他，方法是拍照。黄对他说，我要的不是一张两张，可能要几百张，你能拍这么多吗？那位馆员无言以对。就这样，一本又一本的笔记本被他的字迹占满，至今黄教授家里还堆放着一摞摞的旧笔记本。一笔一划间他写尽了每一个晨昏，一摞摞的记录本也丈量了年岁的刻度。

2004年9月的《文学评论》用首篇的位置发表了黄修己教授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篇论文后来荣获第三届“王瑶学术奖”。人们大概不会想到这篇论文的44条注释、引文，除了两条新的，其他都是黄教授在“文革”期间一条一条抄录、积累的。黄教授说：“那时是无心的，只是为了积累资料，哪敢存有一分写论文的妄想。所幸功夫不负‘无心’人，怎么也没想到几十年后竟都用上了。”

黄修己教授潜心求学、治学已然近60个年头，坐看康乐园的杜鹃也红了26回。走过漫漫治学路，他的感悟是：有活着为学问的，有学问为活着的。前一种人只要还活着，他就会去探求，去思考，去发现。环境再恶劣也不轻易放弃。因为治学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

求真觅底常加反思，调整观念拓殖新境

黄修己教授研究现代文学史，能够保持一种审视和反思的态度。他的勤奋刻苦也表现在勤于思索，不停地探求、发现上。

“身作之史”和“心构之史”

“如实地讲出追求历史真实的艰难不易，是为了激发大家用更高的热情去追求，去探寻，去逼近历史的真实。”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可谓增删数次，批阅多载。为何他对修改文学史如此孜孜以求？甚至退休了还朝思暮想着修改第四版的《发展史》？

1960年，还是北大学生的黄教授参与编写现代文学史的试用本。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这项工作。“当时是拿着放大镜找李大钊，找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学主张，不惜断章取义，尽力拔高。那时谁去理睬沈从文？有人根本就不知道张爱玲是谁。”黄教授回想起当时编写的教材，对比今天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差别之大不妨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他自己从参编北大“试用本”，到独立写出《现代文学简史》，到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再到最近的《发展史》第三版，也在“天翻地覆”。他说，“这使我明白历史书里谁上谁下，往往是现实中谁上谁下的反映。”这一份冲击和感悟触动黄教授写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势大于人》一文，也成为他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初衷。他从自己的科研实践中，体会到了有必要清晰地区别“历史”概念含有的两个不同内涵：历史既指的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是客观的，不可改变了的；历史也指后人记录下来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中外各种历史著作，这是人的精神产品，是主观的。所谓多变，所谓可以像小姑娘一样任人打扮，就是指这后一种，应该称为“史著”、“史书”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变动，人的认识的变化，这种历史也就不断地变。黄教授借用严复的话，把前者称为“身作之史”，把后者称为“心构之史”。“心构之史”的不断变动是必然的，加上认识“身作之史”原貌的困难，所以追求历史真实性是非常不易的。如实地讲出追求历史真实的艰难不易，是为了激发大家用更高的热情去追求，去探寻，去逼近历史的真实。这是文学史家的天职，他们的光荣职责。经过认真的学习、思考，12载后思想的更新和发散促成了《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的出版，对现代文学史为什么会“翻天覆地”给出自己的回答。

中国现代文学的双线论

“应该先看历史是什么样的，如果事实与自己的观念有矛盾，应该调整的是自己的观念。”

近几年黄修己教授跟踪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促使他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双线论。何为双线论？他认为18、19世纪之交我国文学开始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是通过两条路线。一条线是主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发动文学革命，批判旧传统，创造新形式，诞生了五四新文学。这条线上的人物，如胡适、鲁迅等就是新文学的先驱。我们现在讲现代文学主要就是讲他们开创的这条线。但是要看到还有一条线，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学，如章回体小说、诗词、戏曲等，也受到了国内外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也在向现代转型，但不采用“文学革命”的做法，在五四以后也有很大的发展。虽然用的主要还是传统的形式，却已经不是旧文学，而是另一类型的、与自己的民族传统联系密切的现代文学。但新文学先驱们一直不承认，把它当作旧文学来批判，使得至今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只有新文学一条线，我们实际上只编了半部现代文学史。这新见解目前在研究界尚未成为共识。黄教授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有的人头脑里往往有个先验的观念，遮蔽了事实，明摆着的事实也看不见，不承认。应该先看历史是什么样的，如果事实与自己的观念有矛盾，应该调整的是自己的观念。”

黄教授举出戏剧为例，他说不少人以为中国现代戏剧就是话剧，这是很片面的。五四后现代舞台上除了话剧这舶来品，上演的大多还是民族传统戏曲，如京剧、越剧等等。现代戏剧应该是话剧、改编戏曲、新编戏曲的“三足鼎立”。一些古代传统剧目经过现代人的编演，加入了现代元素，得到推陈出新，已经不再是古典文学，是属于现代的创作。时值端午，黄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许仙和白娘子当然是古代的故事，而真正把这个千古流传的故事在舞台上经典化的，却是现代人田汉。他的京剧《白蛇传》成了今日各剧种演出的蓝本。这个故事从古代的人与妖斗，人斗不过妖就请出神来帮忙，到人动摇在神与妖之间，再到了田汉，已经是妖比人和神都更美好，人性战胜了神性，人妖恋的故事已注入现代人的观念、情感和诉求，完全现代化了。田汉的京剧理所当然是现代文学，怎么能因为它保持民族传统形式就说它是旧文学？

现在要把只有新文学一条线的现代文学史，恢复为双线。黄教授感慨地说，工作量太大，自己年过古稀，做不了了。但只要有机会，他总要在讲坛上、讨论会上宣讲自己的主张。我们希望黄教授这一新的认识能早日结出丰硕的成果来。

从年轻时的好学、苦学，到退休了还不停步。几年来黄修己教授四处讲学，从东北走到海南，从北大讲到清华。他修订出版了好几部著作，还带领几位年轻的教授完成了百万言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也获得了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当我们感叹黄教授“退而不休”的精神时，他说，“老人发挥余热，也是好事，但一定要力所能及，不希望宣传‘退而不休’精神。我现在也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要树立这样的观念：人活在世上，要学习，要劳动，也要休息，休息同样是我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一路坎坷一路歌，黄教授治学六十载恰处于中国风云变化的历史年代，黄教授介绍：“除了留下一两个自己最有兴趣的题目，适当地做一些思考、积累，现在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在有生之年完成一部回忆录。这件事出乎意料的困难，因为是对自己所经历的那些年代的回顾、反思，也包括对自己的反思，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可不是轻松之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