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伊纯|2017届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记录·记忆·纪念：冼村拆迁2017》毕业设计小组成员，即将入职南方报业集团。

未来，我将继续对冼村事件以及VR新闻的进展保持关注，持续探索。毕业不是一个终点，相反，它将是我新闻事业的起点。

“写作”这件事情贯穿了我的大学四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被我视为座右铭。大一的写作基础课上，来了一位记者给我们做分享。她说她第一次去采访，接触的是死刑犯。她恐惧地进入即将实行枪毙的场地，找到那个16岁的少年，他因为杀人而判刑。她原以为那个人会浑身充满戾气，眼神肮脏。可当她走到他面前，他抬起头，那竟然是一双如此清澈而干净的眼睛。

这个场景从此刻在了我心里。

大二选择了新闻专业，我开始正式接触“记者”生活。尝试了几次采访后，我明确知道自己享受那种与事件中的人物深度交流的感觉，喜欢把一个人、一件事琢磨透了，探索出点什么深层次的东西来，整理几万字的录音后，再开始写报道。

采访让我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慢慢进步。很多时候即使只是一面之缘，或是一小时的交流，但每个人都能带给我或多或少的成长。在报道采写方面较为熟练了之后，我开始关注当下操作新闻的方式，希望能用更新颖的手段，对新闻报道的模式进行创新。

2015年，《纽约时报》提出“VR新闻”的概念并操作出了实际作品，“沉浸式新闻”现已成为当下新闻报道的新潮流。去年12月份开始做毕业设计选题时，我和小组成员便借此契机，亲自尝试了“VR新闻报道”，并定题为《记录·记忆·纪念：冼村拆迁2017》，计划采取VR技术做一个影像纪录片。

作为新闻系学子，我一直持续关注“城中村”问题，其与城市的融合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对于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自1998年启动石牌村安居工程起，城中村改建便经常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基于此，“城中村”成为了我们的选题备选之一。

刚巧我们关注到与冼村相关的新闻——2016年11月份，冼村签署拆迁协议的村民已达百分之八十。这个从2010年起就对外宣称拆迁改建的城中村，在时隔六年后终于达到了拆迁标准。那么对于冼村而言，今年或许会是它保留原貌的最后一年。这就使得它在广州众多的城中村中具有了独特性。

但这个题材不算新颖，自11年起就是媒体曝光的高发地，需要我们辅以更为新颖的角度、创新的形式，去挖掘与呈现众多冼村报道中受人忽视的问题。

冼村位于天河区珠江新城核心地带——这个广州最繁华的地段，与其本身格格不入。它的存在突兀又尴尬，一些旧楼上插着小红旗，代表村民们不签协议、坚持留守的决心。鲜艳的小红旗在一片灰色的陈旧楼宇中尤为显眼，它直接地向外人展示了这个城中村的矛盾点——这正是值得我们去深挖的地方。

走在冼村破旧的小路上，因为正在进行拆迁和施工，宽度约一米的狭窄小道上烟尘漫天。视野逼仄，抬头瞥不见天空的全貌。“严禁拆迁”等原本墨黑的字样微微褪色，上面覆盖了一些白底黑字的纸张。一间敞开门的旧房子里，居民围成一圈在打牌。有的坐在旁侧的长条木凳子上聊天，看到我们走过，眼神里透着警惕。

从一个菜市场的入口进到村里，地面上污渍斑斑。有一片湖，已经被填了一半，挖土机轰轰运行着。湖的一侧是已经拆迁后建起的几十层新楼，灰色的外墙很显档次，与不远处CBD相辉映。另一侧是仅仅留存的两幢三四层的冼村旧屋。屋顶插着小红旗，在一片狼藉和周围高楼的混杂里，十分无力悲凉。

我们继续往前走，在小巷里看到一个祠堂，保留完整，难得的干净整洁，庭前有古树静立。这是他们进行文化仪式的地方，体现了冼村对于文化的传承和保留。

走到这里，我们对冼村产生了更深的好奇。居民们不搬的心理是怎样的？他们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态度如何，会是像信仰一样的东西吗？那些希望搬迁的居民又是如何看待这个村庄的？这些人所属的群体类别是什么？搬与不搬的人们之间会有矛盾吗？

经过分析和调研，这后来成为了我们选题的主题和核心——着重表现冼村留守户们的故事，以此反映冼村的文化历史和居民们的抗争历史，从人文角度记录冼村的过去和现在，为它留住完全被拆掉前的样子，并贯穿这个即将消失的城中村的拆迁史，以纪念这份冼村记忆。

经过挑选，我们选定冼耀均、冼昭满、冼权淡三位冼村留守户为采访对象，他们各有其独特性：冼耀均致力于抗争村公司的内部纠葛和不作为，冼昭满则是纠结于他的社会股东身份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冼权淡坚持不签的原因，多是因为他的乡土情结。他们三个人的这些特性互相结合，正好以小见大，基本囊括了留守户群体不签协议的种种原因。

在写稿和编辑稿子时，我们便按照这个逻辑来进行：以冼耀均和冼昭满的抗争经历为主线，在稿子前面部分突出最具看点和纷争的一面，而后回顾他们的成长史，从其中表现他们抗争的历史由来，引出冼昭满维权与冼耀均维权的不同。最后回归到“乡土情结”，展现较为温情的一面，包括冼权淡的个人故事，冼耀均和冼昭满对冼村的情结，以及他们对未来的迷茫。结尾再从过去回到现在，刻画曹鉴燎被判刑后留守户们放鞭炮庆祝的一个片段——冼昭满在镜头前笑得灿烂，但镜头后接受采访时，却说“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显出留守户们的茫然惆怅。

做毕设之前，我对VR领域全然不熟悉，殊不知必须在拍摄前就与演员沟通好所有细节，机位的设置也尤为重要；拍摄时，工作人员需全部“隐身”。最终，这个视频成果也成为了我们毕设作品的一大亮点。

未来，我将继续对冼村事件以及VR新闻的进展保持关注，持续探索。毕业不是一个终点，相反，它将是我新闻事业的起点。 (文/陈伊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