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请您谈谈学校粤港澳研究从起步到现今的历史沿革？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副院长、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以下简称“陈”）：中山大学的港澳研究历史悠久，从上世纪50年代始，学校已有一批学者从事港澳问题研究。1983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山大学成立了港澳研究所，这是全国最早的港澳研究机构。1991年，在港澳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被国家教委确认为港澳问题研究布点机构。2000年，在港澳研究所与港澳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成为全国港澳研究领域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2年，中山大学牵头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大学等共同组建了港澳与内地发展协同创新中心。2015年，通过整合校内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新闻传播等学科的港澳研究力量，并以双聘等形式聚集校外研究力量，成立了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致力于打造港澳治理与粤港澳合作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为解决当前港澳治理面临的问题、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粤港澳共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信息研判和政策建议。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山大学在港澳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汇聚了众多知名学者，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决策研究成果。
近年以来，研究院和中心承担国家、地方以及学校各类关于粤港澳问题的课题100多项，被中央领导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等中央及省部级党政部门采纳的咨询报告有150多篇。定期编发的《粤港澳研究专报》、《港澳情况通讯》、《港澳社情舆情动态》成为中央相关部门、港澳主管部门进行港澳事务决策的重要参考。研究院和中心还积极组织专家参与高层次决策咨询活动，为中央及有关部门提供咨询建议，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共有10余次，包括：国家领导人主持的港澳问题座谈会、中央办公厅相关部门召开的内部交流会，全国人大基本法委、公安部、统战部、香港特区政府中策组、澳门行政长官办公室召开的各种形式座谈会。与此同时，研究院以学术交流与培训等形式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积极举办港澳学术会议，建设学术交流高地。2016年以来，研究院举办了20多次不同形式的学术会议或闭门工作会议。最近一次，就是今年5月份在中大举办的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境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香港和澳门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等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将两手抓，一方面夯实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另一方面，不断提升国家高端智库的影响力。在做好港澳基础理论研究同时，以“聚焦港澳、服务国家”为宗旨，围绕创新制度机制、提升研究质量这一工作主线，致力于把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发展成为港澳治理与粤港澳合作发展领域具有鲜明专业优势的新型高校智库，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记：在科研方面，粤港澳研究如何落实学校提出的“三个面向”、“三大建设”？
陈：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和学校重点建设的大科研平台，其肩负着为中央关于港澳治理与粤港澳合作提供咨询建议的重大使命，即“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体现；粤港澳合作与发展是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的重要研究领域，研究院积极推动粤港澳合作相关研究，为省委省府及其有关部门提供咨询建议，即“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的决策研究必须扎根于深厚的前沿的基础理论研究之上，也就要求“面向学术前沿”。因此，粤港澳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的学术前沿问题值得研究，充分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也恰好符合坚持“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路。我们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强调既要重视学术影响力，也要重视社会影响力、决策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这就把研究学术前沿问题与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认为，今年“两会”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从三个方面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开展相关研究是“三个面向”的很好体现。第一，从区域发展来说，长三角、环渤海两个经济板块都有打造升级版的发展战略。通过粤港澳的区域合作，进一步提升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水平，从而带动大西南建设，可以说是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第二，这是出于支撑“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在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南海之滨湛江徐闻港，广州的通商夷道从云南直到东南亚，通过爪哇一直到印度洋、波斯湾，这个夷道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实力，以及发达商业网络，贸易、对外投资、港澳平台等资源，都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撑，粤港澳大湾区是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军。第三，这是维护国家统一，落实“一国两制”的重要实践。打造大湾区，实际上是要把香港、澳门和内地的经济发展连为一体，拓展港澳的经济腹地，从而提升其独特功能和地位。目前，香港的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经济制度较稳健。但我认为，研究香港经济问题不止要看GDP增长，还要看香港的城市功能——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这些独特功能，一定程度上很难被其他城市替代。香港回归20年以来，其实际经济增长，除去通货膨胀，只有两年是下降的，分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从这个角度可见，“一国两制”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科研方面，我们的粤港澳研究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人才研究队伍，成员来自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新闻传播等领域，多学科、跨专业地协同解决粤港澳研究中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同时，我们主办了《粤港澳研究专报》、《港澳社情舆情动态》、《港澳情况通讯》三份决策报告，呈送港澳主管部门与决策部门参阅。在论文、著作、学术刊物上，也有一系列重要成果，努力为国家相关部门提供专业化、系统化、持续性的决策参考服务。今后，我们的研究工作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把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科研服务和为创新服务三者结合起来。
记：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作为高端智库，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陈：在建设港澳研究高端智库方面，中山大学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港澳研究的多学科综合实力。港澳问题错综复杂、综合性强，需要多学科协同研究才能形成科学有效的对策，中山大学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山大学不仅有实体化运作的港澳研究机构，而且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传播学、历史学等学科均有一批知名学者研究港澳问题。研究院的成立有利于整合多学科的研究力量，围绕国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协同攻关，更好地满足港澳决策研究的多学科要求。
第二，立足于系统及时、真实准确数据之上的对策研究。港澳问题具有复杂性、时效性、政治性，其对策研究需要扎根于系统及时、真实准确的信息、数据与资料分析，精准把握港澳动态与趋势，使对策研究更加符合港澳实际情况。研究院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缘、文化、语言等优势，在加强与港澳学者的密切交流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山大学丰厚的港澳校友资源，一方面吸纳香港和澳门的精英校友参与研究，另一方面与香港和澳门相关学术机构协同合作，不仅能使对策研究更符合港澳实际情况，而且有利于就地开展调查研究和民意调查，更精准把握港澳的社情民情等。同时，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山大学已建立比较系统的港澳资料文献库、统计数据库等，目前正进一步提升这些资料和数据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加强数据和资料的深度分析与挖掘工作。最近，中宣部舆情局将研究院确定为港澳舆情信息直报单位。
第三，与港澳高校及社会各界建立了较扎实的信任关系。中山大学与港澳主要大学建立了紧密的、长期的合作关系，师生交流频繁，年互访平均达2000人次，中山大学在港澳具有良好的口碑与声誉。
第四，港澳问题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获得中央及港澳事务高层决策部门的认可。中山大学一直高度重视港澳问题研究，研究实力和研究成果获得了中央及国家港澳事务高层决策部门的肯定，已是国内公认的港澳研究重镇。国务院港澳办认为，中山大学“长期从事港澳研究，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以及较为扎实雄厚的研究基础和科研实力，在内地港澳研究力量中处于领先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认为，“中山大学是内地的港澳研究重镇”。研究院的建立，有助于更好地整合校内外港澳研究力量，围绕中央关心的问题和决策部门的需求开展研究，形成既有很高专业水平又切实管用的决策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国家在港澳问题上的决策需求。
记：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特色做法？
陈：我们主要以课题研究为平台，致力于中青年学术研究骨干的培养，尤其注意青年研究人员的发展和培养。研究院多位专兼职研究人员被列入省部级人才培养计划，多位青年研究人员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为进一步深化港澳研究，培养高素质的青年研究人才，我们对科研成果突出的青年科研人员定期进行奖励。博士后也得到很好的培养，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重要研究课题，曾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一流刊物发表重要论文，部分重要的咨询报告得到中央和省领导的重视。因科研成绩显著，部分博士后获得中山大学优秀博士后的称号。凭借雄厚的师资力量、优良的教学条件，我们的硕士研究生学位项目也是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热门项目，每年吸引大批优秀学生报考。自2014年起，开始独立招收西方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去年，在学校大力支持下，研究院又开始招收区域经济学、港澳政治、港澳基本法等方向的博士生，研究院正在探索跨学科的区域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经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使研究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一是小规模，精培养。寓教于研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是研究生培养的特色。我们研究生招生规模小，师生比高（2011年师生比达1:2.5），导师与研究生互动频繁，关系密切。导师承担了大量研究项目，可以为研究生提供更多项目研究和学习的机会，很好地锻炼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研究生与导师合作紧密，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或与导师合作发表的论文每年二十多篇。这些论文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统计研究》、《地理学报》等一流学术期刊上，展现了优秀的学术潜力。
二是境外实习，特色奖励。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为提高学生素质，我们每年推荐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前往境外著名公司或知名机构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近年来，已向香港贸发局、香港中信泰富、香港粤海集团、澳门华侨报等机构推荐了60多名研究生进行实习。借助港澳研究平台，我们经常邀请港澳及海外知名学者前来讲学，帮助研究生开拓视野，提高学术研究能力。我们的入学奖助金比例达到50%至60%。为进一步激励研究生志于学业，除了学校研究生奖学金之外，我们另设“冯汉柱奖学金”，奖励研究生中成绩优异者，奖励面达30%。同时通过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对积极参与决策研究并撰写研究专报的研究生，予以一定的奖励。
三是良好就业，前景广阔。研究生就业前景良好，近五年来，10%的毕业生考上了公务员，60%的毕业生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就业，9%的毕业生在知名外企工作。在就业行业方面，64%的毕业生就业于证券、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19%就业于地产、航空及通讯行业，8%在教育及出版社就业。历年来，我们的优秀毕业生活跃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社科院、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业部规划设计院、香港粤海集团等政府重要部门及境内外知名企业。我们还定期举办交流会，邀请学长返校分享职场经验，帮助研究生规划职业发展方向，在职业生涯中更好成长。
记：目前，粤港澳研究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今后如何应对？
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这些重要论述既表明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建设智库的意义，就是在实际中解决实际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用新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智库建设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希望能提出独立见解，提高质量水平。
谈到粤港澳研究面临的困难以及解决办法，我想讲三点。第一，粤港澳研究从来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问题，问题研究一定是跨学科的，我们目前面临着评价体系和跨学科研究不对接的问题。这就需要创新智库评价和考核体制，完善研究经费的使用制定。第二，粤港澳研究在提高质量水平方面，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智库文章都是咨询报告，很难和理论相结合，长此以往，很容易出现成果学术含量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提高粤港澳研究水平，从一般性研究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将理论研究和智库建设统一起来，实现真正的“出思想”。同时，现在有些学生理论知识扎实，但对实际国情了解不够。理论不能在天空中演绎，我们需要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真正走向实际，多做调研。我们要结合中国国情，掌握理论，了解现实运作，解决实际问题。第三，智库在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和主管部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强调，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如何实现和主管部门的有效沟通，做出真正“顶天立地”的学术研究——上有理论高度，下能接地气，联系实际，是我们一直不断在追求的目标。我想，只要不断努力，同时也能得到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支持，相信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只是一个过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