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岳生教授寄语：

●这些年中大校友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工作很有起色。校友是学校的名片，是联系社会的纽带，是育人反馈的源泉。祝校友工作常做常新，长盛不衰。

●超级计算是创新强国必争的制高点，是跨学科的综合事业。中大在超算方面大有可为，我们引进了超算人才，有计算数学、科学计算、计算机科学的良好基础，一定要发挥综合优势，协同攻关，重点突破。为培养跨学科超算人才，为超算促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做出一流贡献，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在国家启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学校迎来九十周年大庆，这是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良机。我们要解放思想，积累和肯定我们自己的教育成果，破除对西方教育制度的迷信，勇敢坚定地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之路。要营造最好的育人环境，放飞独立思考、突破创新的翅膀。要把育人为本变成每个中大人的自觉行动。青年学子要更加主动地学习，好学乐学，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把实现个人梦想融汇进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洪流中。

●愿我们全体中大人，为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为2020年国家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承担起我们的历史责任。

4月的广州，细雨婆娑，依旧透着些许寒意。沿着校内蜿蜒小径，一路来至康乐园西区。开门的是一位老者，衣着朴素，精神矍铄。这，便是我的采访对象——李岳生教授。他将我让进屋，带着特有的亲切笑容。

眼前的这间客厅，并无想象中华丽，一盆烂漫的花，几幅画，古铜色的桌椅，透着古雅和神秘。于是，我坐下来，捧一杯茗茶，听他讲那过去的故事……

少年时期二三事

生于湖南桃江一个偏僻小村庄的李岳生，幼年时期就对算术着了迷，小学时，他能用未学过的代数方法求解难题，让老师大为惊讶和赞赏。李岳生后来考上当地最好的中学，并因成绩优秀得以减免部分学费。那时恰逢抗日战争大爆发，他先是被迫随学校迁到安化，后又不得不辍学，直至次年才以同等学历考上湖南最负盛名的公立中学——南岳国师附中高中。

解放战争爆发时，李岳生正上高二，1949年春的湖南南岳尚未解放，局势动荡。留校迎解放的他，跟随校内地下党组织，参加了不少进步活动。“那时，我们看了很多进步书刊，比如《中国往何处去》、《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思想上受到很大启蒙”，李老说。正是在活动中，他遇到了携手一生的伴侣，陈印陶教授。

1950年春，怀着建设重工业基地的理想，李岳生报考了沈阳工学院（后称东北工学院）。然而，当满腔热血的他还在火车上憧憬大学生活时，朝鲜战争爆发，他们一行人到沈阳后，只草草吃了顿平生最好吃的东北大米饭，便即刻转到吉林江北地区，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入学教育。后来，李岳生又与同学们辗转长春，此时，沈阳工学院改为东北工学院（长春分院），两年后的院系调整中，他所在的数学系转入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

与中学时相比，上了大学的李岳生可谓无忧无虑：“以前总为学费发愁，解放后我班同学全都享受人民助学金，寒暑假都住校，真是天壤之别。”

当时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刚解放，到处百孔千疮，又面临敌人大兵压境，读书机会非常难得，”李老说，“因此，大家的爱国之情都油然而生，尽管学校条件很艰苦，学习起来却很认真。”

抗美援朝期间，长春是“大后方”，在此读书的李岳生和同学们，十分关注前线消息，“一下课，我们就抢着看人民日报连载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受到其中感人事迹的教育和影响，我们还每周都慰问志愿军伤员，为他们献血。”李老回忆。

当时，年轻的李岳生不仅喜爱阅读革命英雄传记，还认真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们这一辈人，对共产党感情很深，以前主要是感性认识，自从阅读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段，才对它的历史和奋斗目标有所了解，有了更加理性和本质的认识。”李老感慨道。

1953年，李岳生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原本胆子较小的他，从党小组长做起，以“又红又专”要求自己，接连承担了党支部书记、班长等职务。

我在中大四十年

千里南下

1974年元旦，康乐园内虽依旧绿叶亭亭，却也寒意十足。

44岁的李岳生提着一件素气的行李箱，单枪匹马，来到中山大学。

此前，李岳生1954年自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最初的两三年间，他开始研究常微分方程组解的唯一性和稳定性。根据比较原理，他获得了一个非线性微分不等式，这一不等式对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解的唯一性、稳定性和稳定域估计有重要应用价值。基于此，李岳生又建立了非线性差分不等式，连同他的积分守恒律椎体格式提交全国633会议（含计算机、计算数学与程序设计和应用），受大会总结报告表扬肯定。不等式被文献称为李岳生不等式。

作为年轻骨干教师，兼具教学和行政经验的李岳生得到了吉林大学的重点培养，1957年苏联计算数学专家来华，他便是随其学习的三名青年教师之一，并担任专业翻译。

1961年李岳生又前往莫斯科大学进修，同时兼任中共莫斯科大学党总支副书记，并曾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辩论时期为驻苏大使馆工作。

事实上，来广州前，李岳生与中大并无渊源。从北到南，最后定居于此，多少带着命运的意味。

1958年，李岳生患上了哮喘。随着时间推移，病情越来越重，尤其是秋冬，极为影响工作。医生建议他进行异地治疗，加之文革后，学校内很多工作陷入停滞状态。此时，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到南方去。

在正式调入中山大学以前，李岳生曾主动申请到广州试住。在此期间，他专门做了几次关于“样条函数”的报告，将研究动态和心得体会传之南方。几个月后，李岳生发现，广东温和湿润的气候果然让病情有所好转。

然而，作为从吉林大学毕业，且已接受重点培养多年的骨干教师，想离开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开不了口。可是，回到东北后，李岳生的哮喘又犯了，尤其是夜里，严重时甚至不能躺着睡觉。吉大校领导充分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在与中大领导沟通协调下，调动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来南方后，李老的哮喘很快得到根治。抚今思昔，如今的李岳生仍对两校领导的体谅和关心充满感激。

四十载康乐情缘

科 学 之 春

“科学的春天到来后，在中大的前十年，是我科学研究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1974年以前，中大计算数学方面师资较缺。李岳生来到康乐园后，不仅带来部分研究项目，更在参与计算数学教研室建设后，于1978年参与计算机科学系的建立，担任第一任主任。

在办系期间，他力求以“计算”为中心，实现计算数学与计算机软件结合、计算机科学系与计算中心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并向更需加速发展的软件方面倾斜，优先成立计算机软件研究所，动员计算数学方向的优秀学生转学计算机软件，报考软件研究生等。

“科学的春天到来后，这期间，也是我科学研究比较活跃的时期，”据李老介绍，当时国外关于样条函数的研究非常活跃，而李岳生，是国内较早关注这一方向的学者之一。由于研究时间最长、起步较早，他在这一领域，成果颇为丰硕。

基于将样条函数和与分布联系起来研究的看法，李岳生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算数学规划会议上，做了题为“δ函数观点下的样条函数”报告，这一新的视角得到了众多学者及中国计算数学领头人冯康教授的肯定。

当时，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决定由冯康教授主持出版《计算方法》丛书，经与参会学者讨论，他决定即刻将编著第一卷《样条函数方法》的重任交给李岳生，同时，第一次全国大型计算数学学术讨论会的举办地也放在了广州。

李岳生尤其注重实践与教学相结合，为了将《样条函数方法》一书写出自己的特色，他和齐东旭老师带领学生多次前往沈阳飞机制造厂调研学习。此外，通过与珠江水利规划办公室技术人员合作，他带领一个小组的同学承担了“珠江三角洲潮区网河的不恒定流计算”，此项目直接服务于农业，国内尚属首次。

“珠江是一个河网，而不是直河段，难度很大。”李老解释道。当时，正值开门办学，他和另两位老师带着七八个学生，与珠办三位技术员通力合作，通过实地调研、建模型、提方法，写程序和上课等努力，最终完成了这一复杂的工作。该成果一直为珠办其他相关计算课题服务，被水力学专家认为是首次真正实现了网河水动力学问题的电算。“这项工作不仅在国内水力学计算是巨大的突破，同时又让同学参与其中，培育了新的人才。”

正因为出色的教学和科研成绩，1978年，李岳生成为当年本省首次所评的两个副教授之一，标志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正在落实，多年停滞的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即将启动，因而得到南方日报等大幅报道。接下来，他一路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参加了国务院学术委员会。

走 马 上 任

“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完全出乎我个人的意料，我几乎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1984年的夏天，国家正式任命李岳生担任中山大学校长一职。此时，距他来到中大，刚好十年。

当时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李岳生，闻此消息吃了一惊。

他没有想到，一个出身本不是广东的“外来户”，也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对整个学校发展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说明当时的老一代领导作风民主而又包容，中大教授和学者的学风非常严谨，不搞门户之见，不排斥外来人物，才能够接受我这样一个确实没什么关系的年轻人，甚至最后将我推到这样一个重要岗位。”李老感慨道，“当然，这也是对我前十年工作的高度认可。”

回国后，李岳生正式走马上任，开展了为期7年的校长生涯。

做校长不同于做学者，除了自身专业的学科发展以外，他更关心的是整个学校的全局，握在他手里的，是一所历经沧桑的重点大学的命运。

李岳生刚任职没几天，一件棘手的事就摆上了案头。

当年，国家教委公布了首批设立研究生院的二十所大学，其中没有中大！这件事，让当时学校上下，乃至不少关心中大发展的校友感到惊讶。

“作为十三所重点大学之一的中大，竟然在这方面落后了，怎么办”！

面对校内外各种议论和质疑，经全校集思广益、共同协商，李岳生决定——集中全校重点力量抓研究生教育，部署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学科点，争取早日建成研究生院。“我认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同等重要，但是在当年的形势下，研究生教育更加急迫，因为，研究生院的建立与否，是一个学校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志。”李老分析。

果然，没过多久，全校的努力就起了成效。

第二年，教委批复同意中山大学设立研究生院。到1987年，中大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点的数目已增至全国前列，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全国重点大学平均水平。

开 放 办 学

“岭南（大学）学院是国家对外改革开放政策在教育上的产物，我只不过参与其中”

任职期间，李岳生办的第二件大事，便是岭南学院的创办。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成立董事会，改变办学体制，有很多工作要做。”李老说。原来，当时国内高等教育界充斥着一股“复校”的风气，北有燕京大学、北洋大学，在南边，则是原居康乐园的岭南大学。

李岳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考验。

复校？当然不可能。这牵扯到教育格局的改变，影响面太大，成本太高。如何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探索新的办学模式，李岳生又犯了难。最后，经与岭南校友协商及校内多方商讨，学校决定，要做一个实验，开创有特色的教育模式，在中山大学领导下，创立岭南学院，既让原岭南大学校友爱国爱校的情感有所寄托，又能让他们更好地支持国内教育发展，为高等教育锦上添花。此外，由于中大与岭大历来渊源深厚，且岭大已被证实不是教会大学，这为岭南学院的创办提供了可能。

“当时我对岭南学院的要求是，有特色、高水平、更开放，希望他们起到教育改革开放的探路作用。”李老表示，“事实上，岭南学院是国家对外改革开放政策在教育上的产物，我只不过参加其中。”

经历了解放后轮番的高校教育革命和改革，李岳生深知不能重蹈覆辙，他的办学理念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遵循教育规律，崇尚学术自由，教学科研结合，全面培养人才。在遵从上述原则的同时，他带领当时的校领导班子，始终致力于将学校办得更加自由和开放。

作为一所历来重视联系海外校友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高校，李岳生继续延续这一优良传统，并在校内各界力量支持下，争取到许多办学支持。霍英东先生十分支持体育事业，花费三千万人民币的英东体育中心便完成在他任期内。“体育是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的中大，却没有像样的体育活动中心。”李老说。英东体育中心建成后，使当时的中大成为国内体育设施较优越的大学之一，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全面培养人才的政策。比如师生网球运动开展较早，游泳条件比较好，影响至今。而且还得到了国家教委和国家体委的重视，将第一个大学生体育训练中心设在中大。

李岳生深知，“引进来”的同时，中大还得“走出去”。“虽然当时对外交流的机会较少，但我还是希望尽可能地让中大为外面的人所知。”在国家教委的领导和关心下，李岳生于1985年应邀参加了印度主持的亚太大学校长会议。同年，中大又作为我国十所大学之一，应邀出席了日本举行的大学校长恳谈会，并借此机会与东海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沟通交流，同时访问了九州大学。两次出席国际大学协会大会。

文革刚刚过去的那一时期，在稳定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前提下，李岳生征求大家意见，从全局上进行了必要和可能的教学管理改革，调整了部分学科的设置。他最大的希望便是，“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让有志于教育的老师职工能安心工作，原有人才留得住，外边人才进得来”。

为此，他着手建立了材料科学研究所和生物工程研究中心，还从当时形势需要出发，建立了软件研究所。中大一系列新学院、新学科，如管理学院和行政管理学等也在那一时期开始形成，当时皆走在全国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