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3日上午，孙逸仙纪念医院隆重举行了首个爱心互助基金启动仪式——由该院退休的梁纪医生（以下称梁医生）捐款一百万成立“离退休职工互助基金”。据悉，成立该类型基金在我校尚属首次。梁医生及其先生附属一院郑振声教授均出席了此次大会。

很多人以为，梁纪作为国内知名的医学专家必定十分富有。但事实上，这笔钱是她个人的大半身家，是她工作多年（包括在美当访问学者）的工资，及在上市公司实验室当科研指导得来的收入。梁医生觉得，自己没有太多的物质追求，生活简单安逸就好，儿女也早已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自己的积蓄应该捐献出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谈及成立基金会的缘由，梁医生觉得一是因为自己一生得到了太多的关怀与帮助，所有的成就与荣誉也都是在孙逸仙纪念医院这个平台获得的，“人不能忘本，一定要有所回报”；二是看到曾经的同事年迈后因为一些特别原因，特别是子女不孝导致老无所养，晚景凄凉，她想到了成立一个慈善基金及基金委员会，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管理和运作，为退休老员工提供一些生活和经济援助。这一想法得到了院内外同事和朋友们的积极响应。

“我是一个要强，胆子大，直接的人”

说起自己，梁医生反复提到一个词“胆子大”，“但这种胆子大不是单纯的鲁莽莽撞，而是在有了自己的主意和想法后的勇敢”。这一特点曾为梁医生带来过许多好运。

梁医生出身名门，上世纪30年代，父亲曾是广西权倾一时的一位将军，地位显赫的父亲36岁才得到这个宝贝女儿，自然对她十分宠爱。但风光背后的辛酸冷暖却不为外人所知。因为母亲作为当时少有的女学生，是被迫嫁进将军府，因此自女儿出生起，她几乎不闻不问。幼小的梁纪甚至因此离家出走过。

从小梁纪便呆在家中，连小学都没有上过。也许是天赋异禀，从3岁起，梁纪就通过看小人书自学认字。小人书中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不仅可以帮她学习知识，还让她借此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安慰了她孤独的心。小舅看到她小小年纪如此好学，便教她识字、唱歌，给她讲故事。尤其他教唱的那些抗日救亡歌曲，至今她都清晰地记得。也是从那时起，她心中种下了爱国种子。渐渐地，小人书已无法满足她对知识的渴求，苏联小说成为她新的必读书，《静静的顿河》是她最爱的小说。苏联小说中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充满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世界，对她产生了重大影响。

直到11岁那年，梁纪才第一次踏入校园。在桂林完成了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的学业。少女时代的梁纪，《罗宾汉》和《绿野仙踪》被她翻了一遍又一遍。尽管是外国小说，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是全世界共有的。对于梁纪来说，书中构建的那些美丽世界和可爱的主人公成为战乱年代最温暖的慰藉。1953年，梁纪考上了华南医学院（1957年医学院更名为中山医学院）。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免费上大学。从那时起，梁医生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学有所成将来回报社会。

毕业后，梁纪被分配到孙逸仙纪念医院见习。对这个初来乍到的姑娘，医院的同事给予了她许多的关心与帮助。生活有难题，同事们帮忙解决，工作上有疑问，同事们细心解答。她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可贵的真诚与关怀。后来，在实习期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始在内科和妇产科工作。

梁医生是一个有亲和力的人，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不论是同事、护士，还是病人，都是和善而耐心。她性情直爽，“我是一个透明的人，透明到别人可以看到我的五脏六腑。”

对于工作，她却绝不马虎，看到别人有错误一定会及时指出。但这也得罪了一些好面子的人。文革中，梁医生的友善待人变成别人攻击她“没有原则”的话柄。说善待护士是为了讨好护士进而达到拉帮结派的目的。此时“胆子大”的梁医生却毫不畏惧，丝毫不为外界所动，依旧兢兢业业工作，一切派别之争一概不参与。“我一辈子都没有拉帮结派过，也许正是因为正直，才让我获得组织的信任，并且派我出国进修。”

1973年，梁医生作为第二批援非医疗队的成员来到了赤道几内亚参与医疗援助任务。刚到非洲，面对满街肤色黝黑的陌生人群，和其他成员一样，梁医生的内心不免有几分恐惧。“他们看起来都一样，简直看不到脸上的表情。好像有一层隔膜把我们阻隔了。”但任务紧急，没有时间给他们适应，幸而胆大，到非洲不久，梁医生就和队友迅速投入到工作中去。她主要负责急救工作，在非洲期间，梁医生抢救过上百号病人。工作虽然很辛苦，但看到非洲病人因为自己的努力而获重生，梁医生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医疗队离开非洲的那一天，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医疗队成员，大家都依依不舍。“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一样的，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她总结道。

进入中年，梁医生并没有产生对学术研究的倦怠，而是开始对遗传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梁医生来说，“兴趣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坚持到底”。她开始没日没夜地钻研遗传学，为的是尽快列出详尽的研究计划。在有了充分的准备后，梁医生勇敢地联系到当时国内知名的遗传学大家夏家辉先生。外人皆谓梁医生彼时还没有在遗传学领域取得一定成就，一开始就去联络权威太过冒失，只有梁医生自己知道“这不是我一时的冲动鲁莽，而是有了充分准备后的果断与勇气”。梁医生的“胆子大”这次又为她带来了好运。在联系到夏先生后，梁医生详尽地叙述了早前准备好的研究计划，得到了夏先生的赞赏。这又印证了那句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此后，在夏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梁医生成功建立起细胞遗传学实验室，主要用于研究基因测定和细胞遗传。在国内的实验取得一定的积累和成果后，1987年，梁医生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美国州立大学附属医院进修。此后便一直致力于产科优生遗传学的研究。

“从12岁起，我就养成了一天不学习就心怀愧疚的习惯”

幼年时，郑振声教授的父亲是当时有名的澳门富商郑雨芬先生，其家族主要从事运输业、旅业。儿时的郑振声十分淘气贪玩，优渥的家境让他从来不知道认真读书的重要性，功课日积月累落下不少，他也毫不在意。但这样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仅仅持续到11岁那年——日本人的铁蹄踏入中华大地，国家破碎，人们四散流离，一切都不一样了。郑雨芬先生毅然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为使大量流亡的孩子不至于失学，郑雨芬先生变卖家产，包括8座酒店，所有码头上的所有轮船，建立了雨芬中学、小学，还为当时100多名贫困学生免除一切学杂费。但让人痛心的是郑雨芬先生因为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筹资办学而被列入暗杀黑名单，最终被日寇残忍杀害。

1942年，因父亲被害，举家内迁，12岁的郑振声第一次目睹了什么是战火纷飞，满目疮痍。在那一瞬间，他幼小的心灵仿佛有一个闪电划过，突然觉得过去安逸的种种都不在了，国家要亡了。也是从那时候起，他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个人安危、前途系于国家民族，若非奋发图强，万众一心，无以使国家复兴。努力钻研，报效中华成了他一生的执念。进入南宁高中后，为了弥补自己之前因为调皮贪玩丢下的功课，郑振声每天学习差不多十个小时，“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去学习的路上”成了其真实的生活写照。这一习惯也沿袭了一生。除了学习，高中最多的活动便是抗日爱国教育了。当时，南宁高中的校歌因其爱国救亡的主题风行一时，并从此根植于无数校友的血脉之中。“恢复中华，为我所愿”，谈到这里，郑教授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那首曾无数遍在耳边响起的歌曲，尽管歌词已经记不清了，但年少时和同学们一起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场景却历历在目。唱到动情处，年过八旬的郑教授老泪纵横，当年的种种全部涌上心头。

通过不懈的努力，郑振声的成绩终于从中下游上升到名列前茅，这时候，和如今无数高考过后的学子一样，他也开始面临上大学选专业的问题。原本在中学期间他就一直热爱物理，但为什么最后却选择了医学呢？原来，当年因为医学教学资源十分有限，医生十分紧俏，有的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比较恶劣。在这种情况下，郑教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医生群体的声誉，“成为一名和善对待病人的人道主义者，成为一名真正医者仁心的大夫”。

高中毕业后，郑振声如愿考进了广东光华医学院，但由于经济原因，仅仅读了一年，便不得不退学。他当过图书管理员，图书馆当时比较冷清，他的主要工作就变成了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其中，鲁迅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鲁迅对封建主义和民族劣根性的无情批判，以及其坚定的革命性进一步坚定了他报效祖国的热情。他还去过中山市的雨芬中学教过英语：不仅仅是为了赚学费，养家糊口，也是为父亲留下的精神财富尽一份力。他甚至在外贸公司卖过猪：每天跟着拉猪车去催单报账，持续了半年之久。就这样，读读停停，四年中有三年在干活，只有一年用于学习。直到解放后，国家给予优秀人才免学费的优惠政策，郑振声才重新踏上求学道路。

1950年，郑振声再度考进了广东光华医学院（1954年，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光华等三所学校的医学院合并成立华南医学院），再次进入大学学府，郑振声不忘初心，刻苦努力，从此在从医的道路上展开了毕生求索。

1955年，郑振声毕业，获得留校在附属第一医院（即现在的中山大学附属一院）内科工作。起初，他经常要值夜班，进抢救室，对这些旁人眼中的脏活累活，他却从无怨言，而是将之当成积累临床经验的宝贵机会。在临床实践中，他常会迸发出一些新想法。由于中学期间酷爱物理，把物理知识运用到医学设备中去，成为他的一大偏好。

1967年，郑教授与他的同事施行了华南地区第一例直流电击心房除颤，并获得成功。1968年，郑教授和他的同事抢救一例冠心病反复心脏停跳40余次的农民，利用简单的电子元件自行设计组装成功一个心脏起搏器，让患者长期体外携带，患者存活了9年，成为华南地区安装起搏器的首个病例。1971年，在郑教授的建议下，中山医学院附属一院建立了华南地区第一个心脏重病监护室，开展血流动力监测和除颤起搏器的应用。1975年9月，他在国内第一个采用他主持研制成功的主动脉内气囊反搏装置抢救一例濒临死亡的冠心病人，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成功地把病人危急状况扭转过来。1976年及1978年他先后在国内最先成功研制“体外反搏装置”、“体外循环助搏血泵”等具有国际水平的辅助循环设备，将之率先应用于临床，取得良好效果。

体外反搏装置的研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医院方面无法给予他帮助。但郑教授不想让自己的心血就这么付之东流，在想到装置的制造方案后，他找到一家重型机械厂，这里有位工程师曾因其精湛的除颤术而获救。在机械厂的协助下，郑教授建立了医学与工程学结合实验室，成功研制出应用于临床的体外反搏装置。此后增强型体外反搏装置走出国门，在纽约建立了中美合作实验室。在3次国际会议上，体外反搏装置均得到众多学者的赞赏，并且得到了生物医学工程协会的认可，1993年与美国Vasomedical公司（Nasdaq板块）合作，成功地使体外反搏成为第一个通过美国FDA上市前认可和GMP认证，以及通过美国HCFA批准其治疗费用在Medicare报销的由中国研制开发的医用设备。这项专利上市创汇后，持有这项专利2.5%股份的医院获得近3000万元的利润，用于科研研究。如今，郑教授的这项技术已被介绍到全世界30多个国家，在美国就有上千台体外反搏装置。同时，其对耳聋、脑血管疾病等的治疗也有应用，给无数病人带去了福音。

爱情不只是一见钟情的惊艳，更是携手一生的陪伴

无论什么年代，什么环境和物质条件，年轻人的爱情都是一样的浪漫。郑教授对梁医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在光影斑驳，绿草如茵的校园里，郑教授第一次遇到了梁医生。看到这个个子不高的女孩儿独自提水上楼，他便急忙上前帮忙，一来二往，二人渐渐熟悉。相似的经历拉近了二人的距离，而共同的家国情怀、医学理想成为维系两人关系的重要纽带。

1960年，在相识的第七个年头，二人终于修成正果。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匮乏，结婚时二人住在仅7平方米的房子里，但这丝毫阻止不了他们要携手共度一生的决心。1967年，随着二人的爱情结晶——女儿的出生，小家庭进一步稳固。现在，两个儿女都在美国。郑教授提到，之所以送女儿去美国，是因为考虑到女儿不太懂得灵活变通，无法处理国内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但女儿有女儿的发展，自己的根却在这里，不会考虑去美国。因为，自己的一切都与这片土地绑定了，这片土地是和自己生死与共的。

谈到婚姻生活，梁医生说自己的一大原则是财务独立。郑教授把所有精力心血都放在了医学研究上，而梁医生还是抽出一些精力来持家。她既是理财好手，生活上也特别富有情趣。一进郑家屋舍，访客便会被院落中郁郁葱葱的树丛和清新馥郁的青草香气深深吸引。淡青色石地板，精巧雅致的石凳石桌，错落有致的盆栽摆放，生气勃勃的金鱼缸，一切都那么温馨宁静。

二人总是相互扶持，共对患难。今年初，郑教授生病了，梁医生便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梁医生要创立基金会，郑教授也鼎力支持。梁医生在家门口的庭院开辟出一片地方养花养草，以此来纪念喜欢花鸟鱼虫的父亲，并命名为趣园。同时留出一间小房命名为雨庐，以此来纪念郑雨芬先生。在两位老人看来，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的，不能忘记自己的根。

两位老人的生活闲适而惬意，唯一让郑教授不满的是，由于年龄与身体的原因，不能再从事高强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这对于自12岁起，一天不学习就难受的郑教授来说着实是个挑战。

在采访的最后，二位老人还分别给出了对于青年学生的建议。

郑教授：“现在同学们的学习条件远比我们当时好，脑子也比我们更灵活，但缺的是静下心来钻研的决心和毅力。因此，同学们一定要多了解一些历史，只有知道从前的不易，才能珍惜眼前的大好时光。”

梁医生：“希望同学们做事情前都做好充分准备，然后一定要勇敢地抓住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