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国立中山大学土木工程系70余名学生即将毕业，学生黄鸿宁恳请师友为其毕业纪念册题辞，系主任方棣棠郑重地写下了四个字——“学以救国”。半个世纪过后，当年的莘莘学子们俱成栋梁，黄鸿宁不负师长重望，毕业后留美获威斯康星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在随后的岁月里，为我国氮肥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新中国化工工业开拓人之一。而当年老师写下的那四个字，他一直终身保存。与众多后来成才成学的其他学子一样，黄鸿宁既是国立中山大学于动荡岁月创办工学教育的一个杰出范本，亦是一段业已远去的历史的承续和见证。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制造大国，一改昔日积贫积弱连糖和肥皂都无法自给的面貌，高科技如高铁、火箭及卫星亦誉满全球，或是80年前时人所不敢想亦不能想象的，那时的中国正面临国家兴废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

在那个遍地血火的危局中，国立中山大学作为华南最高学府，总理手创，决然踏上了一条悲壮感人、气吞山河的自强之路，演绎了一曲守土有责、九死不悔的兴亡弦歌。与之相应的是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师生亦临难不惧，蹈着血与火，怀着不死的希望，在这片贫瘠多难的土地上顽强地播下了一颗颗工业文明的科学火种。

“现代文明，半导源于物质文明，而物质文明，乃由发展工业文明而来，故工业实为构成现代文明最重要之因素。”（萧冠英）。自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机器大工业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兴起，技术革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相应的对高等工程技术工业人才的需求日甚。工程领域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不断结合，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工程科学。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矿冶工程学、电机工程学、化学工程学等学科于19世纪相继在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诞生。

我国的工业化始于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后者即是秉着“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思想，主张先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兵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早由曾国藩李鸿章奏请设立江南制造局，并派容闳赴美采办机器及材料，1871年，路政大臣奏请学生赴法实习，1877年李鸿章奏派大批学生赴英法留学，成为中国留学政策的开始，客观上使得教育体制由科举制度转变为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追求。1895年北洋大学和1896年南洋公学的创办，开启了中国工程教育的先河。起初开办机械、矿冶、土木（路政）等科，但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人口素质、教育水平等，洋务学堂历30余年培养的高级工程人才仍然屈指可数。

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才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一战后，我国工业由步履蹒跚变为迅速发展，急需大量的工程人才（电机、纺织、化工等）；同时，留学生的大批归国，为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相应人才，而国民政府推出的学制改革，则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为其发展解除了体制上的束缚。抗战前10年的中国高等教育被史家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高教史上的黄金时期，彼时的高教政策“注重实科”以及推行“生产教育”，高等工程教育在这一时期不仅在规模上有较大扩展，质量亦有较大提高。

据1936年统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设有工程院系的为36所，共设工科系91个。在广州的两所公立学院中，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设土木、化工、电机、机械4系，省立勷勤大学工学院设机械、建筑、化工、土木4系；另有私立岭南大学工学院设土木、工程2系和广东国民大学工学院，设土木系。

一、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工学院之滥觞

概况：国立中山大学始建于1924年，其前身为国立广东大学，国立广东大学是以1905年建立的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和广东法科大学以及1909年建立的省立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为基础创办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设有理化部，后中山大学循之先设化学系，于1931年开始扩大为理工学院，在工科最先设土木系和化工系，1933年再增设机械系和电工系而成立工学院。1934年8月，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正式成立，设有土木工程系、化学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和电气工程系。当年秋天，工学院率先迁入石牌新校。1938年，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工学院并入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

1.建院之路，一波三折

早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之时，校长邹鲁就敏锐地洞察到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工业生产和建设人才极为缺乏，因而非常有必要开设工科。1925年，邹校长聘萧冠英、桂铭敬、陈国机、何自立、叶家垣、邓焕模、谭华基、区其伟、李敦化、邓盛仪、李其苏、郑允衷、王志远等为工科筹备委员会，以萧冠英为主席，其后续聘李青、金邵祖，罗清滨、陈子英、张乃燕、黄秉哲等，经一年商议，先后开会十三次，工科的筹设大致就绪，并开始招收工科预科生。

1926年，国立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接收广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为工业专门部。该年冬，工业专门部划归广东省办，工科的筹设被中断。

1931年，学校重组筹备委员会，聘黄肇翔、胡章、陈宗南等为委员，计划该年秋成立工科。不料，该委员会又宣告结束。于是学校将原来的设想加以变通，在理学院增设土木工程与化学工程两学系，改称理工学院。

1932年春，邹鲁再次出任校长，认为“国难正亟，无论济贫，无论抗敌，实应广植各门高深科学知识及工业技术人才，以为国家努力建设之需”，故工学院的设立刻不容缓。仍聘萧冠英（留学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电工系，1920年回国）为主席，聘何衍璇（1921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数学硕士）、黄锡雄（1930年代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化学博士）、黄巽（法国里昂大学，法国大学科学硕士及里昂中央工业学院电力工程师）、桂铭敬（1922年美康奈尔大学桥梁结构与铁道工程专业硕士）、方棣棠（1928年毕业于巴黎工科大学土木工程系，1930年回国）、罗雄才（化学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回国后任工学院院长）、古文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里昂工学院，博士）、李翼纯（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1928-1952年曾为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化工系教授）、黄著勋（美国地质学博士）、康辛元（美国密西根大学化工系研究生，1927年回国，曾任理学院院长）、吴鲁强（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士及化学科博士）等25人为委员，于同年8月成立工学院筹备委员会。

从1932年秋到1934年秋，该委员会开会11次，“各委员分工合作，进行制定学则、编排课程、购置设备、筑建院舍等一系列事项，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进行。”

1934年8月，酝酿已久的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终于在文明路旧址宣告成立，萧冠英为院长，分设土木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4个学系，开始招收新生。旋即迁往石牌新校。

由是中山大学工学院建院之路，竟历时十余载！萧冠英载文感言曰“筹备经过或作或辍，将成未成，历时十载，其艰难为何如耶！”

工学院成立之日正逢国内高等工程教育勃兴之时。其时，清华大学和广西大学于1932年，重庆大学于1935年分别成立工学院；武汉大学工学院增设机械、电机工程两系（1933年）；北洋工学院新设电机工程系（1933年）。此外，众多私立大学如私立震旦大学等也在政府鼓励下开始涉足工程教育。凡此种种，昭示着一个工科教育繁荣发展时代的到来。

2.创立之初，高标不凡

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成立虽然稍迟于同期其他院校，但在成立之初，便气象峥嵘，高标不凡，显示出在院系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的优势。

至1935年2月，工学院在册有教授17人，副教授5人，讲师12人，理学院教授兼本学院课者11人。教授计有土木工程系方棣棠（系主任）、徐学澥（东京工业大学学士、美国密西根研究院机械设计及西洋画双硕士）、郭舒然（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张公一（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部）、丘秉敏（留学德国）、陈本端（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化工系康辛元（系主任）、吴鲁强（1931年离职美国研究所回国，于1932年受聘中大，因辛劳过度不幸于1936年33岁英年早逝）、李敦化（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曾广弼（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学士）；罗雄才、机工系教授黄秉哲（系主任，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部）、胡慕瑗（工场主任，东京工业大学机械科）；电工系教授萧冠英（院长）、刘均衡（系主任、京都帝国大学电气工程科）、李子祥（法国格城理科大学硕士）等。各系数学教授一人胡章（美国奥华省立大学）。共有学生386人。

土工系副教授2人：崔龙光（美国普渡大学学士、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硕士），林圣端；化工系副教授2人，吴思敏（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潘祖欣（唐山交通大学工学士）；各系英文副教授1人，龚振祺（美国纽约大学法学博士）。

可见其所聘教师多留学日美，均为一时翘楚，平均年龄约33岁，堪称年富力强，显示出工学院沿袭国立中山大学创立以来高标不凡的办学眼界与气魄。

至1937年底共有教授37名，副教授8人，讲师4人。

1936年5月28日，萧冠英被教育部委派赴欧考察工业教育，先后参观意大利、英国、德、瑞士等工业强国，对其工业、教育、社会及国民性等诸方面进行了深入详察，回国后受到各界热烈欢迎，先后撰写《英国之工业》、《德国大学教育及电气工学教育概况》、《德国工业及其一瞥》等多篇文章，集成《欧洲考察记初编》出版，并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工科教育及国立中山大学工科发展作出思考。

在教育经费方面，与当时国内其他高校类似，工学院每年获得的教育经费高居国立中山大学院系之首，达20万元；而同时期的文学院、法学院等院系每年经费为8万元。得益于足够的经费支持，工学院在购置实验器材、开展教学实验、进行教学实习等方面进行大量投入，教学质量得到了较大的保障。

在一项关于“1936年全国高等工程院校简况”的资料统计中，所设系数超过4个的在36所学校中仅有8所，而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便居其中一席，设置土木、化工、机械、电工四系，几乎横跨建筑、制造、冶炼等众多工业领域。

成立之初的中大工学院在各项制度、课程设置方面也呈现出较为完备的态势。

萧冠英1932年撰文言：“我国现在及将来之高等工业教育，其目的应不仅在养成宏通博雅之硕学，而尤在养成精于一艺（此乃指毕业当时之一艺而言，富有经验后，即擅长百艺抑亦无妨）之人才。对于教授方法，则宜先博后约，迨将来达到如现在欧美各国工业发达时期，非业有专精，不能适应社会需求……，而于养成研究能力方面，更须加特别改善，并于可能范围内，实施其他一般社会文化教育，以矫正技术家所常有之物质万能的偏狭主义，庶可臻于美善之境矣。”

据此，工学院在课程设置及教学方面，注重循序渐进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各系课程分为基本课程、辅助课程、专攻课程、实地工作、外国语5种。第一第二外国语参照各课程性质内容及其互相关系分别编配于各年级；如在4年内未学完，则在工场实习期间延长修业1学期（采用学年制，修业期限定为4年，并须在场实习满1年，故学制实为五年）。

第一学年为普通基本学识，第二学年为普通工程学识，第三学年为专门学识，偏重理论，第四学年为专门学识，注重实用与设计。并且规定，各年级应习课目固定编配，必须全部修习，不采用学分制。

如化工系建立初期，课程设置除一般化学基础外，工程基础有电工学、力学；化工课程则有化工原理、工业化学和工业分析；专业课方面设有硫酸制造、冶金和造纸等。自工学院成立后第四届始，除完整的基础课外，工程技术基础课还增设有工程力学和材料力学；化学系统增加一门国防化学，讲授炸药及毒气；专业基础增加一门矿物学；专业课程则增设电化学工业，纤维化学工业、油脂化学工业和淀粉化学工业等，可以说当时的化工系在课程设置上已趋完善，基础课扎实完整，专业课覆盖广泛，为学生日后的博雅专精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

另对学生要求极严。如工学院成立后，化工系从学分制改为学年制，一科不及格就得留级。第一届学生招生多达50人，因课业繁重，学习紧张（每周高达39学时），最后只有20多人于本系如期毕业。

对实习亦严格要求:比如工场实习必须在第四学年功课学完并及格后才能进行；实习期满须写出心得报告书，并经系务会议审查合格后才算毕业；学生实习时应各备记录，详记实习情形及其心得，做成报告交本学院考查……

工学院成立3年之内，毕业生情况如下：

土木工程学系：1935年44人；1936年71人；1937年65人。

化学工程学系：1935年26人；1936年14人；1937年23人。

至1937年，土木工程与化学工程两系各有一二三四年级，机械和电气工程两系各有一二三年级，各年级共有学生442人，占当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工科在校生（共5770人）的7.7%。

据广东省志（2002年）载：到民国26年(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广东的农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机械(主要是兵工、飞机制造)及化工的技术水平，位居国内前列。

3.初期发展之三大事件

事件一：国立中山大学成立十周年及石牌新校落成，工学院与农、理学院首批搬进新校址。

石牌新校落成后，校长邹鲁所题的新校杂诗言及工学院校舍建筑情形，“移山填坎地成平，百尺高楼拔地生。得到安居思创造，一沙一石费经营。”——附注解曰：“校址在山中，故建筑时皆须移山填坎方能成平地。尤以土木工程系教室为最。”新校区所有建筑均用古宫殿式，建筑宏伟，占地甚广，省立勷勤大学赠祝词“万间庇士，百年树人”；时有形容：一所学校半座城。

其时萧冠英在《工学季刊》创刊号发文，记载工学院新院舍之盛况：“有土工系馆一座，化工系馆一座，机工系电工系合馆一座，俱属新建筑，崇楼广室，鸟革翚飞，共需工程费达百万元。”系馆中教室、教授研究室、办公室、会客室、图书室、标本室、实验室、洁室、仪器室、天秤室、暗室、修理室、燃料室、溶液室等一应俱全。而在设备上，置办有机械工场、自然水厂，以供机工学生实习之用；置有发电厂、强电流实验室、弱电流实验室，以供电工系学生实习之用；置有材料试验室，金木工场、土木工程仪器室，以供土工系学生实习之用。”

同时，《国立中山大学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亦记载了十周年时各学院展览院舍、及仪器图书详情，工学院陈列之丰富，基础设施之坚实，仅化工系展览就“计四日参观人数不下数万人”。如此盛况实与校长邹鲁密切相关，他历来“注重实科教育”，1932年重掌中大后，“定充实图书仪器为主要方针之一”，是以“工学院一院的图书仪器全都是新购的”；其时虽然形势艰难，他仍毅然决定筹建石牌新校舍并为之四处奔走，以“为中山大学奠定一永久基础”。自述为筹款“忍辱迈进，降心从事”，“形神俱瘁，苦辱交加。虽同事亦有莫知其百一者”。

当新校立成，农、工、理三学院搬入暨文、法学院奠基，邹鲁赋诗云：蓝缕筚路启山林，寸寸山林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这既是他“欲完成总理之付托，树一最高学府，以救中国救民族”的宏愿，亦是对各学科尤其新成立之工学院的嘱托寄望。

事件二：1935年，《工学季刊》创刊

《工学季刊》于1935年2月28日创刊。每年出版1卷（含4期）。我校图书馆收藏有第1至3卷各4期，及第4卷前2期（出版日期至1938年5月31日）。主要刊载师生的学术论文及专业实践，院长萧冠英的工业教育及办学思想，学院重大事件和重大院务会议记载和决议等，因之成为记录中大工学发展弥足珍贵的资料。

萧冠英在创刊号发刊词中具言工学教育之办学宗旨和方向,及言明创刊要义所在：“工业发达，不独系于国家统治也，其对于国家财力之增大，一有伟大之效能……至若国家有事，对外战争之时因国际交通阻梗，国外输济断绝，一方面国民生活必需品，固须自力供给，而他方面军队之迅速运输，军械之大量生产，尤为必要……近年来我国外侮日亟，山河破碎……是知救国图存之道，端赖己力，始克有济，非讳言也。我国山脉绵亘，交通不便，在国家统治上，固宜发展工业，开辟交通路线。而在一九三六年世界危机前之今日，尤宜扩充工业，以实国防。”紧接着，萧冠英分析全国工业部门起步发展之情况，需要权衡缓急，择要施行，列出了五条是为当务之急：

积极培养优秀的技术人才；实行改造国民经济指导部门的机械工业；积极创设动力的根据；建设一般基础工业；广泛推行化学工业。

第一条是对当时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重视，即人才是发展工业的基础；第二第三条机械和动力是当时工业发展的龙头；第四条一般基础工业是工业发展的必然巩固；第五条化学工业则是日用工业实际用途的急需。

“最近中山大学新校落成，适本学院成立伊始，吾人既于物质设备，初具规模；故学术上之探讨，尤为目前当务之急。……实亦抛砖引玉之意，本院员生得尽瘁于学术之钻研，而完成建设新中囯之使命，斯则同投人等所馨香以祝也。”

翻阅工学季刊，不难看出前两年（1935-1937）以刊发学术研究论文为主，每期首篇多为萧冠英赴欧洲考察后之撰文；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本专业范围内重要或者最新学术问题，并且既注重学术研发，又着力服务社会。如潘祖欣《改善高要县一区水利商榷》，李敦化《亚莫尼亚制酸法经济的立场》、金肇祖《广州自来水工程临时改进计划管见》、庆善骙《晚近锅炉的构造之演进》等。理论学术研发探讨如林圣端《求U字L字及T字铁之重心点》、方棣华《用被压空气涵箱法以砌基础》、吴鲁强《工业上燃烧之计算》等（两项4卷14期合计约数十篇学术论文）；亦不乏国防研究如姚万年《毒气概述》和曾启新《都市防空设施》。不难感受到当时工学院一面尽学术之力以求贡献中国工业教育及建设，另一面对战争即将逼近的深刻洞悉和“扩充工业，以实国防”理念的具体实践。

卢沟桥事变后，《工学季刊》载文篇目间亦充满了战时紧张的气氛，1938年5月31日出版的第4卷第2期为学校西迁前出版的最后一期，翻开目录，可见教授们的研究方向大都转向为国防实战服务：计有李翼纯之《市头糖厂被炸之感言及吾国发展工业之应采方针》、丘勤宝之《海岸国防工程》、《战时铁路》；朱光宪《新遏氯酸盐炸药》、黄秉哲《日本之兵器价值》等。而篇首为萧冠英之煌煌数万言长文《提高科学研究中四个问题》，提出“德意志之学术之所以一跃而执世界牛耳”，“其根本原因，仍在其有良好之振兴学术制度”，详尽阐释战时德国保护并振兴学者学术研究之种种制度及具体举措，以之作为中国政府之借鉴。呼吁给予学者经费，“以使之战时依然能专心从事学术工作”。

事件三：1938年夏，国立中山大学接收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工学院，增设建筑工程系。

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是为纪念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别名勷勤)先生．由当时主政广东的陈济棠在1931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倡议而创建的。勷勤大学下辖教育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其中工学院以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为基础进行组建。省立工专于1932年秋添设建筑工程等专业，始开岭南建筑学教育之先河。1933年8月，省立工专完成改组，并入勷勤大学成为勷勤大学工学院，下辖机械工程学、建筑工程学、化学工程学三系。其中建筑工程学系成为我国最早创办的建筑系之一。1938年，第三届学生毕业时，日军猛攻广州，当局决定裁撤勷勤大学，将工学院并入国立中山大学，并征得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及工学院院长萧冠英同意，勷大建筑系在系主任胡德元的带领下顺利移交。随即因战事随中大迁往云南澂江，继而往粤北坪石……至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随中大复原广州。

二、烽火遍地，弦歌不辍：抗战时期的工学院

1937年7月的芦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战全面爆发。9月22日，大量日机轰炸广州，对石牌校区投下炸弹20余枚，“幸落旷地”，学校被迫停课三周。10月18日学校开会，决定虽然其他学校多迁徙或停办，但本校依然于25日复课。《工学季刊》第3卷第4期记载，复课后第二周，全部教师职员到齐，而学生复课者亦达七成。到第四周，学生复课者达九成。本年度第四次院务会议讨论各系增加备战课程。议决如下：土木工程系增加军用土木工程课程讲授，迅速筹备相关实验、讲座、参考书；机械工程系增设航空机、防空防毒及演习、近代战术概要、防空建筑学、汽车修理及飞机坦克车机件之装拆、兵器修理及配件制造；电机工程系则增设防空防毒、汽车驾驶法及修理法、电气通讯、以及飞机修理、兵器知识；特别强调化工系需在开学一个月内授完防毒知识及技能，并开展战时化学工作研究。

院务会议最后记载：“本学期至复课后三月矣，虽空袭警报日有一二次，且敌机频在校空飞越，而员生皆处之泰然，职员依然工作，教员依然讲授，学生依然听讲，盖曾久历战乱因能镇定也。”

11月22日，萧冠英在一年级新生训话上，号召学生“须不慌不忙切实搞好高深学术”，“才能尽其所有自知知人之力以贡献国家，惟必如此才能救国……”

1938年2月，萧冠英撰文《长期抗战与树立技术国策》（《工学季刊》第4卷第1期）提出：“现代战争，最后胜负，常取决于战争资源之丰富于否……技术为无形的资源……故欲图民族复兴，为国家树立百年大计，振兴技术，实为要图。”并提出诸项具体政策。

其时工学院，除增设众多与抗战有关的课程及培训外，还迅速成立御侮工作救亡团，又召集本市各大学教授讨论救亡会议，通电九国公约各签字国，捐款慰劳前方将士，收集废旧铜铁，募集公债等……1935级化工系学子黄学奇撰文回忆：“三年级下学期我们全班同学出钱出力集体编写印刷了一本小册子《大众防毒教程》，康老师（指康辛元）不但捐款，而且亲自为该书审校，使之能及早出版发行。他教导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知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抗战。”从注重实科到投入国防，战火肆虐下的师生相守相持，显示出国难当前，师生同仇敌忾，坚勇无畏的慨然之气。

1.西迁澂江： 抚仙湖畔听涛解题|未忘工业救国

抗战八年，是中国土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八年，也是国内众多高校告别故地、不断迁移的历史。

1938年中秋节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不久广州沦陷，国立中大的图书、仪器除少部分抢运到西江罗定等处以外，相当部分被日军抢掠或烧毁，中大自此被迫踏上几度搬迁，数易校址的迁徙艰途。10月校方决定迁址云南澂（简体字为澄）江。搬迁及到澂江办学的校务，由工学院院长萧冠英代理主持。

搬迁途中，师生员工本着牺牲精神，冒难犯死，最终抢运出大部分图书仪器。押运船只“驶离穗垣”时，“回顾市内已火光熊熊，机声轧轧，枪炮射程几达射面。”

……历“迢迢远道，越悬崖，过山峡，经历几千里的长征”，最终抵达澂江。

澂江县在昆明以南，濒临抚仙湖畔，校本部及医学院设在县城，工学院则在城南古泮宫的一间祠堂里，楼下作课室，楼上作宿舍，教授多住在县城。上课则借用当地小学的课室。没有实习用的机器，学校便在离县城约20公里外的呈贡归化村设立实验室，供师生教学之用。没有膳堂，同学们只能在农民家里搭食或自己煮饭。

“艰苦生活不能剥夺我们效忠祖国的意志，化工系同学迁校后，抓紧时间学习，于半年内完成了一年的课程，取得了优异成绩，获得康辛元主任的很高评价。为了补上三年级同学因战火影响落下的实习，康主任亲自带队，到云南个旧锡矿场和冶炼厂实习。”（化工系1935级黄学奇）

1938级化工系学子卢士英回忆：“理学院在东郊东浦，有景曰‘东浦流江’。工学院在南郊观音寺，靠近湖边。有景曰‘万花春谷’或曰‘观音听涛’。”

“寺庙作宿舍，观音不羞同居，架床成卧铺，关帝欣然相伴；棚屋为课室，铺板成桌，立砖作凳，虽无石牌原校址富丽堂皇，但古朴清雅，无损研读旨趣。况复柏林，席地可写可算，麦稻葳葳，闲步有香又韵。观音寺里，涛惊化学好梦，古泮宫中，迎解严师难题，条件虽苦，益发身心勤奋，未忘工业救国。”——学子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保持着乐观情绪与远大志向。

战火纷飞的年代，师生之间也似乎因这特殊的境况更显亲密。黄学奇回忆：“1939年4月在澄江复课，康老师对我们毕业班特别关怀……极力为我们解决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使我们安心学习。”

化工系校友詹益豪、宋清、刘忠镇回忆：刘鸿教授（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41年学成归国，为坪石的中大新生授课，常要步行10华里左右的山路方能抵达新生部。当时是租借村中一间方形大房间居住和学习，由于窗户只开在墙的顶端，以致房内光线不足，学生们的书桌只有尽可能靠近门口的窗子。于是刘鸿教授常常避开光线，站在巷子里为学生解答疑难，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

老师的身影虽然单瘦却无比坚毅，给战乱中的学子们带来巨大的鼓励和鞭策。

2013年5月，年过九旬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邹爱瑜老师接受了本报记者访问，他是1938年建筑工程系成立后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于他而言，虽然许多的往事已经模糊忘却了，但仍有一些人生片段时时浮现心间，有若昨日。

他激动地对记者说：“当年广州陷落，我行将高中毕业，但不愿意为日本人服务，就取道香港搭船去云南，去读中山大学。我本来读的是化工系，读完一年后发现嗅觉不行。当时建筑系系主任很乐意我转过去，说你转系过来直接上二年级，不用降级，也不用补课。就这样，当时我和机械系、土木系等一共3个同学一起转到了建筑系。那时我们已经到了坪石了，我记得当时还没有正规的教室，是在一个半山腰上课，天寒地冻，老师必须拎着一个手炉放在教案旁……”

虽然面临着战乱、流离，各种设施不足，生活困苦，但什么也阻挡不了那拯救家园的弦歌声声，那有一天振兴家国的滚烫心愿。

2.东旋粤北坪石： 重聚三星坪、新村|冬风夏蚊无扰求学心切

1940年，当时的广东省政府迁于韶关，粤北和西南地区相对平静，根据广东省府的要求，当局决定将中山大学迁返粤北坪石。当时从云南返粤北也有两条路线，一是由昆明过越南海防到香港，然后转惠州、河源老隆到曲江；另一条是从昆明经贵州到柳州，经桂林转坪石，无论走哪一条路都需经长期跋涉。当大家终于抵达坪石，又有各地众多青年刚入学，新旧同学与教师相逢相聚，深感喜悦和亲切，对重获学习机会更感珍惜。

卢士英回忆：“工学院设地坪石镇上游三星坪及其对岸的新村，风景优美为各院之冠。院部在江岸边的庙中，机、电两系在三星坪上，土、建、化三系则在对江密林深处的新村。”

“课室中除地台外，尽皆杉板、杉皮构筑。宿舍、食堂也一如教室，如风急雨骤，难免湿寒之苦。但新村村落较大，小部分同学和教授能租住民居、闲房。总之，环境条件，简则简矣，唯朴实无华，宁静不扰，读书学习，并未受损。”

坪石年代校长职务从金曾澄、张云、许崇清三易其人。工学院院长在澂江时是萧冠英，坪石年代是陈宗南，他还兼任化工系主任。机、电两系主任为徐学澥、关东伯，土木系主任为崔龙光，建工系主任为虞炳烈。全院共1037人。当时工学院一共有教授、副教授、讲师36人（特约1人，兼任3人），占全校近12%（全校共302人）；助教25人（全校共131人），除此之外，还有技术人员9人。

在烽火连天、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中，实验课的开设比理论课更为艰难。然而，学校和老师总是想方设法排除困难，创造条件，及时恢复实验教学。当时实验室的条件很差，只勉强开出定性和定量分析实验，为了增强实践知识，工学院也常常组织学生到衡阳、曲江、罗家渡等地工厂和水牛湾铁工厂参观学习。

化工系的刘鸿教授为了增强同学们的实践能力，倡办了一个小工业社生产肥皂、火柴。抗战复学石牌后，面对经费不足，他亲自带领助教到市场上采购仪器和试剂；有时采购一些工业原料，在实验室里通过提纯来代替化学试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送来一批仪器和设备，刘鸿教授带领着实验室人员自己安装和配套；还利用为校外进行化验分析服务所得的一点经费来购置设备，在这种不懈努力下，到院系调整前，化工系除能开出几门化学实验课以外，还设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分析实验室并创立一个化工原理实验室，开出几个化工单元的实验。

一路的搬迁，改变了学院的办学位置，但改变不了教授们坚持授课的决心和学子坚持学习的意志。即使战火纷飞，工学院依旧十分重视学生对实地、实物的观摩、考察。如1941年，土木工程学系学生前往粤汉铁路罗家渡参观、考察桥梁；化学工程学系学生于1942年赴曲江、南雄等地考察化学工业；1943年4月，机械工程学系学生赴湖南、广西各工业区考察工业等。

除了专注于教学之外，师生还积极利用所长投身于机械、化工、土木等国防实业建设中。比如李敦化教授受命担任当时设在坪石镇的广东省营化工材料制造厂厂长一职，他带领学生在实际的生产中操作和学习，进行了许多关于工业教育的尝试，开一时之风气。

而老师们对这些在战乱中依然能坚持向学的文化雏子亦是万般呵护。卢士英回忆：1942年班上24位同学毕业，但时值日寇疯狂侵华，国难深重，工业凋敝，“毕业即失业”，恰好广东省建设厅委托陈宗南院长在坪石筹建省工业实验所，于是他与另两位同学得以被留在实验所工作，避免了失业。黄学奇亦回忆：康（辛元）老师不仅多方面关心我的论文工作，使之能按时高质量提交，以免影响毕业；等全班同学论文提交完毕，考试及格都能毕业时，又积极替我们找工作，结果全班同学除了一位病重，其余均找到与化工有关的技术工作，不致于改行。

3.一年动乱离散于连县和兴宁等地

1944年夏天，太平洋战争已至末期，日本侵略军全线败退，为支撑残局从南洋撤退到广州及湛江，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因此，衡阳、韶关、桂林告急。有些同学走得较快的，经桂林、柳州、转至贵州或到重庆，家乡在东江或粤西地区的同学都逃难回乡；留下来的一小部分师生，直至日军侵占坪石才急忙逃向湖南宜章或连县再转入广西八步，在逃难过程中，部分师生不幸遇难。1945年1月，坪石沦陷，工学院卫梓松教授因病未能走避，被敌所困，宁死不屈，为国殉难。

突围坪石之后，工学院与其他学院一样不断地迁徙流转，先后在仁化、兴宁、连县等处复课。

建筑系1944级蔡德道回忆：我于1944年在坪石考入中大。当时年纪小(仅16岁)，基础差，因战乱只读过7年书，有些科目(如化学、立体几何)从未学过。因家在沦陷区，无经济来源。只能投亲靠友，领公费贷金维生，处境困难。入学未满一月，坪石沦陷，与学校失散，在仁化等地流浪半年。1945年夏步行半月，从粤北越过封锁线到粤东兴宁复学。尽管如此，我仍随身带着一年级各科课本、英汉字典、英语语法手册及绘图工具，稍有条件即自学。

机工系麦尔康回忆：“我于1944年进入工学院机工系念书，在坪石镇为日寇占领的前两天，逃难到乐昌县去，随着乐昌县城区又被日寇占领，被迫逃难到该县与仁化县相邻的山区。1945年3月下旬，我冒着生命危险从乐昌县东乡杉山子(山区)绕道该县北乡偷越当时日寇封锁线，经乳源县步行8天(约350公里)到达连县三江镇(即连南县)中大连县分教处报到复学。”

当时罗雄才教授在兴宁任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校长，同时出任中大工学院院长一职，使得工学院各项教学工作得以维持。这种颠沛流离的状况直至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方才停止。与先前走澂江、奔坪石相比，这是更为艰险困苦的一年，可贵的是师生们于苦难中依旧不坠求学之心与奋发之志。

复员广州后，中山大学定于1945年12月1日开学，14日开始上课，标志着抗战时期的迁徙流离正式结束。八年抗战中，尽管生存环境恶劣，生活极度困难，图书设备匮乏，但广大师生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顽强不屈的精神，辛勤耕耘，教师认真执教，学生刻苦攻读，不仅使绝大多数的课程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准，也为战后同学们顺利复学与进一步深造打下了基础。

蔡德道回忆：“1945年抗战结束，回到石牌。因百废待兴，延期至年底才开课。二年级上课时间亦不到半年，物质条件仍十分困难，课室内除黑板外，空无一物，上课自带学校所发的小凳小板。宿舍无书桌，以床作台，绘图亦是如此。”

“尽管如此，在老师的教导下，同学间互相督促帮助，通过刻苦努力，还是有长进收获，终生受用。当年各科均采用外国教材，上课时老师即使用中文讲授，但专业名词仍用英文(因未有统一译名)，做作业亦用英文。一年级还有用土纸翻印课本(模糊不清)，二年级上专业基础课则没有课本，只能自抄。”

“两年美术课是由留学意大利的油画家、雕塑家符罗飞教授讲授。入学后第一次绘画水平测试中，我交的几乎是白卷。微分方程由许淞庆老师任教，我是补考后才合格。初入学时不知道建筑为何物，经黄培芬老师教导两年，得到启蒙。他在外国留学，战前是香港建筑师，专业造诣高，严谨细致。他把在战乱中仍不离身的外国建筑书刊借给学生使用，是我们难得的机遇。至毕业时，除学完规定课程外，我对世界建筑概况开始有模糊认识，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学派、勒·柯布西耶对未来建筑与城市的理想等。”

1947级土木系叶国华回忆说：解放后原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主任李庆海(留美)教授曾带学生到青铜峡实习，专找我做指导老师，他曾称赞我一个人能干四种不同专业的工作，问我怎么能掌握这些专业知识(会机械制图，又懂施工、设计，又会测量)，是在哪所学校学习的，我说，我是中山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在中山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注：1941届机械工程系学生张作梅后成长为我国金属材料、机械工程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

战后的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学生人数高达855人（1946年），比战前的436（1937年）人多了将近一倍，占全校近四分之一（同年全校学生共3618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工学院的发展非但没有因为战争的苦难而止步不前，相反呈现出顽强发展不断壮大之势。

遍地烽火中，工学院师生共济时艰，坚守国家建设民族兴亡的使命与责任，历千难万险而弦歌不辍，为战后的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杰出人才。

今天，处于一个崭新的时代，当我们试图沿着前人的足迹去探寻这座学院的过去，我们仍不能不为其所承载的爱国热情与责任意识而奋然，为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勇气和深情所感动。曾经的时代烽烟已渐渐平息，动荡和苦难已成为和平与繁荣时代的背影，但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时代见证的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必将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尤其中山大学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在民族复兴伟业的高原峰谷中留下最深沉的回响。

特别鸣谢：华南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研究负责人陈国坚老师；华南理工大学原校党委副书记李伯天、原离退休处处长胡晨阳；我校档案馆原副馆长李少真、学校图书馆，郑飞、陈小雁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书籍有《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吴定宇主编等多本，恕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