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敬熙（1898.7-1968.6）先生，字缉斋，为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于1927年在中山大学创立心理学系和心理研究所。中山大学心理学系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停办，并于2001年6月15日复办，至今整二十周年。喝水勿忘掘井人，我们特撰写本文对汪先生的生平事迹进行补充和整理，以资纪念。
汪敬熙1898年7月7日（多数传记都误传为1893年）出生于济南历城县，7岁上私塾，17岁考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其出生年代正处于国内主动探索和引入心理学知识的时期：1897年大学士孙家鼐编印的《续西学大成》列出了18种西学书目，其中文学类列有《心智学校》《西学渊源记》《新学刍言》等心理学、教育学书籍；1898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含15门类，在理学门中有心理学，包括25种心理学书籍；王国维翻译的诸多著作中也有许多属于科学心理学范畴的内容。汪敬熙是一位非常活跃的进步青年，思想开放，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熏陶。他于1919年与傅斯年（1896-1950，历史学家，五四学生运动领袖）等一同成立新潮社。新潮社呼应“五四运动”标志性期刊《新青年》而创立新刊，取名《新潮》，其英文名为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汪敬熙在《新潮》上发表了不少介绍心理学的论文，此外，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短篇小说《雪夜》和其后刊载的文学作品（小说为主）获得鲁迅的关注和赞赏。1919年5月，心理学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创始人之一、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著名学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在北京大学讲学，由胡适等人翻译，期间他的实验主义思想引起了汪敬熙的极大兴趣。
1920年，爱国实业家穆藕初给北京大学捐赠赴美留学奖学金，汪敬熙一行五位同学被蔡元培等从毕业生中选拔赴美留学，当时称“新五大使留洋”。汪敬熙选择的就是心理学方向。当时中国正处于心理学从哲学分离、建构学科体系（建立院系）的过程中，真正以学科化、专业化为特征的心理学系科的体制化建设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心理学课程的增设，心理学逐渐摆脱哲学和教育学的樊篱，独立的大学心理学系科开始建立。1920 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1921 年燕京大学创设了心理学系；1924年大夏大学成立了哲学心理学系。在获得留美机会之后，汪敬熙决定去追随杜威先生的研究生约翰·华生（John Watson，1878-1958），他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任教授。当时也是行为主义在美国发展和盛行的时候。因此，汪敬熙选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为留学的目的地。然而世事难料，华生当时因师生恋情而婚姻破裂，被迫辞去大学的一切职务。汪敬熙来到美国却正值华生离开，只好跟着华生的学生柯特·里克特（Curt Richter，1894-1988），一起在华生留下的实验室里做实验。里克特是华生的博士，是一位心理生物学家（Psychobiologist），他发现下丘脑是掌握睡眠和觉醒节律的中枢。汪敬熙跟随里克特学习做生理实验，一开始并不成功，他的前三个项目都失败了。直到第四个项目，他想追踪白鼠每日运动量对食量的影响，一开始也是结果欠佳，但是他偶然发现公鼠和母鼠的行为具有不同的模式，母鼠的运动存在每四五天的周期变动。随后，在乔治·华盛顿·科纳（George Washington Corner，1889-1981，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胚胎学家和避孕药的先驱）的指导下，汪敬熙学会测定白鼠的性欲周期，发现母鼠的行为果然随生理周期而呈现规律性变化。于是在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三年，他完成了所有的实验、整理论文投稿、并最终拿到博士学位。
在美国学习的日子里，汪敬熙自知其生理心理学的功底尚浅，因此自1920年秋到美国之后，日夜苦读，连暑假都在忙着完成实验，直到三年后完成博士论文才敢放松。1923年暑假，汪敬熙与赵太侔（1889-1968，现代戏剧教育家、国立山东大学首任校长）、杨今甫（现代小说家、国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王子愚三位山东老乡一起在美国波特兰（Portland）海边一个岛上盘桓一个多月，在休养生息中也畅谈家国梦想，几位都萌生了回国报效的念头，并在之后数年内陆续归国。
汪敬熙1923年博士毕业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给了他讲师（Instructor）的职位，然而他心心念念想要回国。恰逢张鸿烈（1887-1962，中国近代教育家，参加过辛亥革命）1919年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后回国，着手大学改制。1923年北洋政府改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为中州大学（1927年又更名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张鸿烈任校长，广邀天下英才齐聚中原，其中包括邀请冯友兰任文学院院长，也包括邀请汪敬熙回国建立心理学机构。
1924年，汪敬熙接受河南中州大学邀请，任心理学教授，兼教育学系首任系主任。其时所有教学科研条件均从零开始，汪敬熙负责开设所有的心理学类课程。讲课之余，他仍不忘生理心理学研究，圈养动物开展行为实验。1925年，因国内时局动荡，中原军阀混战，经费短缺，汪敬熙不得已返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续和里克特一起开展研究工作。然而中州大学的短暂任教也非全无收获，当时遇到的学生鲁子惠，不仅是他在校期间的助教，还在后来跟随汪敬熙二十多载。
1926年冬，傅斯年应国立中山大学之聘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1927年他在中山大学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并写信邀请汪敬熙回国开展心理学工作。当时汪敬熙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边做研究，一边也心系祖国，等待合适的时机，年初接到傅斯年的邀请便很快答应。汪敬熙回国在当年的国际学术圈中还引起响动，4月1日的《Science》杂志上刊发了汪敬熙将于5月1日回国任教的消息。汪敬熙回国的行动很快，“二月间电召办理心理研究所之时，即着手订购仪器，……六月到校后，所购仪器，陆续运来，……九月搬入新址，开始工作，此时已购有值毫银万元之仪器，足为生理心理学及动物行为的研究之用。在设备上，在中国可称无二，即比之美国有名大学之心理学实验室，亦无多愧。”汪敬熙回国后在中山大学创办心理学系，并成立心理研究所，以及中国的第一个神经生理学实验室。汪敬熙邀请鲁子惠来广州担任助教，在中山大学开展动物的生理心理学研究，并做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工作，例如汪敬熙和鲁子惠在1928-1930年三年间每年都有一篇论文发表在《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当时中国少有的英文出版物）上，这些论文在2000年以后还在被国际同行引用。
北京大学经历了1927-1929年间的撤销合并风波后，1930年12月由蒋梦麟担任校长。1931年，汪敬熙受邀赴京担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主任，并创建生理心理学实验室。汪敬熙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培养了中国神经科学的奠基人张香桐。张香桐当时念二年级，汪敬熙介绍张香桐到协和医学院林可胜的实验室观摩学习，为他日后神经生理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3年张香桐大学毕业后继续留在汪敬熙的实验室任助教。
1933年，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为首任院长）心理学研究所（1929年成立，唐钺任所长）从北平迁往上海，下半年汪敬熙成为心理学研究所的所长。1934年6月心理所又搬到南京，因此在上海和南京汪敬熙都建立了生理心理学研究的实验室。然而初具规模的研究环境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汪敬熙带领心理所辗转长沙、桂林、阳朔、三江，最后于1940年在桂林南20里的雁山村安定下来。然而1944年夏日军入侵湘桂后，心理所又由雁山迁往西湾，复回到桂林，最后从铁路迁往贵阳，在这期间大部分书籍和仪器都遭到炮火的损失。同年贵阳战事吃紧，心理所又迁往重庆北碚，一直待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9月才迁回上海岳阳路的所址，这也是张香桐日后成立脑研究所的地方。
尽管在这段历史过程中颠沛流离，汪敬熙依然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开展研究工作，例如他基于蝌蚪开展胚胎研究，在胚胎期对中枢系统进行有计划地损伤，观察其发育的状况，从而判断一种行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发育而来的。这一系列相关的论文发表在1940年的《Science》和《Journal of Physiology》上。汪敬熙在1942年还写了一篇《胚胎行为研究的历史》，在文献获取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系统总结了胚胎行为研究的历史，并前瞻性地提出胚胎生理研究可能是最有前景的新趋势。上述计划性损伤胚胎中枢并观察对心理行为的发育和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回答了心理学中有关本能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当时，英国科学家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曾提出过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教授1943年来到重庆，创建中英科学合作馆并担任馆长，他为战时中国优秀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结识了汪敬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Sorell Huxley，1887-1975，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祖父是进化论支持者托马斯·赫胥黎）和李约瑟等推动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缩写作 UNESCO），组织于1945年11月16日成立，旨在通过教育、科学及文化来促进各国之间合作，对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赫胥黎担任第一届总干事。而李约瑟则于1946-1948年担任其中自然科学部（Division of Natural Science）主任，后于1948年推荐汪敬熙担任科学组织部（Division of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主任。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汪敬熙回到北京大学，担任生物系的系主任。在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中，汪敬熙当之无愧地高票当选为第一届院士（共81名），并且横跨心理学和医学组，也表明汪敬熙先生是当时中国心理学和生理学领域极具代表性的领袖人物。1948年汪敬熙赴巴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组织部主任，于1952年卸任。卸任后汪敬熙返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续和里克特一同开展研究工作。1957年，同校的Clinton Woolsey教授到威斯康星大学成立研究所，邀请汪敬熙同往，遂接受并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直至去世。汪敬熙于1964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出版《The neural control of sweating》一书，系统总结了自己一生在皮肤电反射领域的工作。1968年6月20日汪敬熙突然自缢于家中，诱因至今仍是谜团，据好友陈省身猜测可能与其糖尿病并发症导致半身不遂有关。
纵观汪敬熙先生的一生，其心理学思想发展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0年出国之前，处于心理学思想发展的萌芽阶段，受当时启蒙进步思想的影响，汪敬熙阅读了大量新兴的心理学译著，并在《新潮》发表文章予以介绍；另一方面，他也作为新潮社早期创社的进步青年发表多篇文学作品，表现出很高的文学修养和造诣，以及关注现实和苦难的人文情怀。鲁迅曾赞赏其多篇小说作品，包括《雪夜》和《一个勤学的学生》等。第二个阶段是到1920-1931年，汪敬熙的生理心理学思想逐渐成型，在给《新潮》杂志撰写论文介绍国外心理学进展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思考，也许心理学可以救中国，于是在获得留学美国的机会时，毅然选择了心理学作为学习的方向；之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习为汪敬熙打下了坚实的生理学基础和培养其对于生理心理学研究的思考，回国后汪敬熙在中山大学完成了一系列漂亮的生理学工作，论证了皮肤电反应与情绪和意识状态无关，对当时流行的心理学理论提出了挑战。第三个阶段是1931-1948年，汪敬熙的学术领袖气质逐渐形成，除了在生理心理学方面有更多的工作和论文发表之外，汪敬熙广泛关注社会变迁和中国各学科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他发表了大量评论，讨论中国的科学应该怎样做，心理学学科应该向哪些方面发展。例如，1933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中国心理学的将来”，并与潘菽先生切磋意见。1936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我们现在应该尽力提倡实验的科学”，大力呼吁实验是检验真知的唯一方法。其后在多篇文章中呼吁科学方法，后集结成书《科学方法漫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四个阶段是1948-1952年，体现了他家国天下的情怀，汪敬熙几乎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到联合国为各国的科学合作呼吁呐喊，1950年在《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ctists》上发表文章Unesco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Organization，在冷战的背景下呼吁国际科学合作。卸任后，他到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直至终身。
汪敬熙先生毕生致力于生理心理学的研究，造诣精深，是研究皮肤电反射的先驱者之一，其学生张香桐和鲁子惠也是中国神经科学的开创者和引领者，然而这些前辈的事迹至今日少有人知。在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复系二十周年之际，我们整理前辈的掌故，一方面是为了纪念汪先生开拓引领的风骨，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从汪先生的事迹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九十年前，汪先生在1931年发表的“中国心理学的将来”文章中指出，中国心理学有两个路径兴许可以走通，一个是从胚胎期开始观察，并与儿童心理学进行比较，得到发展心理学的规律；另一个是当时新兴的工业心理学，为中国的工业化增添效率。时至今日，这些期望仍然不失其有效性。更加可喜的是，中国的国力已经今非昔比，不仅在基础研究方面有“脑计划”的推动，整理人和动物的脑发育图谱；也在应用方面落地大量的工业心理学研究成果，推动研究的转化。心理学界的全体同仁定会在前辈精神的感召下，积极进取，不断超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通讯员/库逸轩、许俊斌、李桦、刘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