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在1990年UICC大会上提出的治疗何杰金氏病的“中国模式”,何以震惊世界?
管忠震(以下简称“管”):美国斯坦福大学的Kaplan教授主张治疗何杰金氏病的模式曾是全球治疗的标准,但我当时感到这不符合中国情况,一是放疗前的剖腹手术会伤害病人身体,二是当时国内无足够的放疗、外科医生。所以我提出了简化分期诊断操作、以全身化疗为主、侵犯野补充放疗为辅的治疗策略,并很快运用到临床,取得了几十例的成功经验。虽谈不上震惊世界,但此次报告引起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同行的关注。随后全球标准模式的演化证明我们当初的思路是对的,国内医学的学习和发展不能仅盯住国外先进技术,而应根据本土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才是对病人生命的负责。
记:谈到责任这一点,您在医学上卓然的成就便是对此最好的阐释。您是如何理解对病人生命负责的呢?
管:首先,时代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广州解放前夕入学岭南大学医学院,读书期间经历了抗美援朝,又是新中国第一批医学毕业生,特殊的时代赋予了我一种使命感,而我决定以医者的责任来践行它。其次,在中山二院内科长达11年的工作中,老师们的教学对我的影响很大。譬如严棠教授,总是让我们先尝试自行分析、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如点头认可我们就自行处理,若有不当之处则加以指点,不了解的地方则诚实地表示待查阅或思考后予以解答;还有陈普照老师,他查房时会详细地分析每个病人的情况,清晰地交代思路。有一次,他在检查一个病人血液时发现一个陌生的细胞,为不乱细胞的位置,他用夹片固定住玻片,捧着显微镜专程坐公交车从长堤到东山校本部的病理教研室去请教秦光煜教授,这股学习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令人动容。老师们身上的精神奠定了我日后工作的态度。
记:肿瘤内科如今成为国内外同行公认的最具实力的肿瘤化疗学术梯队之一,您认为是什么成就了这一切呢?管:改革开放前受制于闭关自守的态度和国内封闭的学习条件,有限的学习资源完全不能支撑起肿瘤内科对医治疾病的需求。改革开放后,我们很快与国外的肿瘤内科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一是日名古屋大学,其院长木村禧代二常邀请我们参加一年一度的肿瘤学学术会议;二是通过与德国著名肿瘤协作组织BFM的三地学者的讨论学习,和科隆大学的互换交流,使我们极快地成长起来;三是80年代,我在美安德森癌症中心进修学习,逐步明确专科发展的努力方向;同时我们也积极地向药学界专家如韩锐、胥彬及筹建肿瘤内科时的顾问潘启超教授还有当时国内唯一生产抗癌药的上海第十二抗癌药工厂密切合作,可以说我国肿瘤化疗学科的发展与药学界的进步是不可分割的。此外,如果同行认定你和他们有相同的奋斗目标,就会无私给予援助:美国麻省总医院一次来了代表团,临走前咨询我有没有《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答应回去后寄一份给我,就这样从七十年代至今,这份世界顶级医学周刊一直免费寄给我,从未中断。
此外,医院平等待人、人尽其才这革新的管理理念出色地贯彻至今,这离不开第二、第三代人的努力。我曾经的学生如今都是国内颇具盛名的肿瘤内科专家,如现任院长徐瑞华,及张力、姜文奇、黄慧强、林桐榆等教授,正是他们认认真真地工作,才使肿瘤内科在全国有一席之地。
记:您创建国内最早的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研究机构之一、国内首家“国家新药临床试验研究基地”,过程一定不易,可否谈谈背景和个中艰辛?
管:国家药审中心(CFDA),为规范和审批国产药的研制、生产,规范新药的检测和推广,起初设置了一批新药临床试验基地。随后国家科技部为提高我国医药科学水平,使国内研发的新药能达到国际水平取得认可,于是在新药试验基地的基础上又设置一批国家级临床研究基地。而我们之所以能成为首家通过科技部验收的国家级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基地,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临床研究的重要性、认识到药物的研发必须遵循严谨的科学流程不可有丝毫疏忽,这种清晰的方向感带领我们迈向成功,于是我们仔细研究、逐步摸索国外的临床试验和FDA的规范克服了许多困难。这一国家新药基地是我科同仁精诚团结,认真学习、日夜奋战努力取得的成果。
记:教授在医学上的成就如此卓然,想必在家庭上一定有所牺牲。
管:这是比较遗憾的,我觉得我对父母和家庭的关心不足。当年父亲获悉我当院长后,说:“当个大医生还不如小医生。”他的内心还是想我多照顾他们的。后来他身体不好,我也来不及照顾他。事实上我所有精力和心血都投进了医院,顾不上自己的家庭了。
记:对于新生代的医学生,您有什么期望和告诫呢?
管:医学是进步很快的学科,靠老本吃饭是不行的,一代代人需不断学习。我常和年轻医师说,虽然我们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但千万不能骄傲自满,同行在规模和水平上的发展、进步是飞快的,与国外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如成都华西医院和河南郑州肿瘤医院,发展至今已有五六千张病床,更不必提北京、上海的同行在许多方面领先的研究水平。所以要保持自身的优势就需持之以恒地付出汗水和精力,一定要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另外,医学是包含医学基础原理和临床实践两个方面的科学,所以在提高临床水平的同时不可放松对基础医学理论衍变的研究,这样才能赶上国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