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洞庭湖畔走来的名教授
“洞庭两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今人似乎很难有李太白磅礴的诗意情怀，也很难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和博大胸襟。然“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莫不神往于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洞庭湖确实是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中大中文系已故教授陈则光先生就出生于此。
陈则光先生1917年出生于湖南省洞庭湖西畔（南县）的一个佃农家庭。在陈先生童年时代，南县还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交通不便，风气闭塞，教育不发达，加之家境贫寒，陈先生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不到3年的小学和私塾。但他酷爱读书，又无书可读，有时候偷偷地把哥哥所藏的旧小说拿出来读。起先看不懂，看多了，凭着聪慧的天赋，也能够领悟出不少道理来。1934年10月，一位在外工作的亲戚把他带到长沙，给陈先生带来一个不小的转机，他考上了濂溪初级中学，读了一个学期，后来转入岳云中学，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读书很刻苦。仅仅一年，家贫无法供给学膳费,他又一次面临着辍学的危机。没有退路了，困境激发他更大的勇气，经过一个假期恶补苦读，他越级考入了免费的湖南省立长沙高级中学师范科。这件事令他兴奋了好几天！但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几经搬迁。期间，他被派往南县民训总队（后改抗日自卫团）任训练员，基于爱国热情，写过一些歌颂抗日的诗歌发表。复学后，陈先生于1939年7月在湖南省立临时中学师范部毕业，接着他参加高校统考，考上了中山大学师范学院。
由于战事吃紧，当时的中山大学已经搬迁到云南境内，学习和生活条件极其简陋，校内派系斗争也此起彼伏，学潮不断，陈先生感觉无法安心学习了。1940年5月，他和几个有志向的年轻人经过一番商议，离开了学校，直奔重庆这个似乎可以实现他们理想的地方，他们转入了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学习。当时的中央大学真是藏龙卧虎，大师云集，顾颉刚、朱东润、老舍、曹禺、吴组缃等学者名家亲自授课，郭沫若、章士钊、朱自清等大师也经常莅临学校做讲演，扩大了他的学术视野。在学习期间，陈先生基于爱国热情，写过一些诗歌、小说和杂文发表。尤其让他感到自豪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刘杂货》获得1941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第二名，这似乎让他找到了一生追求的方向。他的诗歌集《潇湘雁影集》也在《中央大学校刊》上发表。大学毕业后，陈先生被聘为湖南大学中文系讲师，也一度兼任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副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
1951年经杨树达教授引荐,陈先生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重续了他与中大的缘分。在中山大学中文系，陈先生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鲁迅研究、文艺习作等课程的教学工作。结合教学，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文学史》近代部分、《鲁迅的思想和作品》、《鲁迅小说研究》等书稿，发表有关文学理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的论文200多篇，此外还以朗秋、郎曲、鲜明、陈虹等笔名，发表过许多散文、杂文、诗歌和短评。其中《论典型的社会性》和《再论典型的社会性》，在1962年曾引起学术界、文艺界热烈的争论。姚文元挥舞棍子，给陈先生扣上超阶级的“代表”，扣上了“否定人物的阶级性”和“矛头是指向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罪名，在“文革”中，遭受到不少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陈先生为学术界的拨乱反正，作了大量工作。他连续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论历史讽喻剧<赛金花>》、《一曲感人肺腑的哀歌——读巴金的中篇小说<寒夜>》，最早给这两部有争议的作品以公正评价，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的《鲁迅先生在广州》，亦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87年其专著《中国近代文学史》杀青，结束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无史的状态，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鲁迅研究学会成立以来，陈则光先生担任了12任这两个学会的理事和名誉理事，除此，他还任过《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他一生甘于淡泊，致力于教学和著述，扶植后学，为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和中国近代文学等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后进学者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大黄修己教授对陈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定涉猎；中大程文超教授对他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也有不少借鉴；作为陈先生的学生，中大邓国伟教授继承了他的鲁迅方向的研究。
二、学科创建的“拓荒牛”
建国后，各行各业建设都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高校学科建设有些滞后，好多课程都还没有开设。陈则光先生是1951年到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那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还处于草创阶段。陈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的名副其实的开拓者。早在解放前，陈先生已经在湖南大学等高校教授国文和中国文学史等课程。那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没有教材，没有教案，一切都从零开始，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到了中大，现状也是如此，陈先生只能靠自我钻研，偶尔和一些同行交流一下，就是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等课程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也具有了基本的学科构架。
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众多刚刚收集整理出来的各类文献资料毁于一旦，高校教学秩序混乱一片，教学基本处于停滞瘫痪状态。直到1972年，各大学才陆续慢慢恢复上课。但即使恢复了教学秩序，百废待兴的局面也让老师们一筹莫展。陈则光先生在《我和冯雪峰同志通信的一点说明》这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中大几个搞现代文学的人，对这门课程的开设，讲义的编写，以及课程的讲授，遇到了许多难题，不得解决。即使讲鲁迅的作品，牵涉的问题也不少，不知怎样下结论才好。”
面对如此困境，陈先生对学科建设有自己的思考，也有自己的创见。他对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思路是非常明晰的。首先，从课程内容选择看，把鲁迅研究这个课程作为首选是有远见的。其次，从学科建构的策略上看，有着从“引进外资”到“自主研发”的战略选择。向外校学习，把别人的经验拿来为我所用，就是“引进外资”。诚然，“全国一盘棋”，境况差不多，收效甚微。但陈先生似乎有两手准备。在“取经”的路上，“并顺路访问有关作家和学者，以期回校后对进行教学有所启发和帮助。”他可能预见到了全国学科建设的瓶颈困境，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所以一路上尽量收集可以共享的资源，来为“自主研发”服务。
陈先生做了这么一回“取经人”，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后来他长期进行鲁迅研究似乎也是明证。并且，陈先生对学科建设是非常热情的，特别是对鲁迅研究这门课程。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在进行鲁迅研究的时候，围绕鲁迅作品的注释等问题，陈先生和冯雪峰、李何林、王瑶等学者都有着书信来往，相互答疑问难。二、谁都知道“取经”并不是一个好差事，而陈先生主动请缨，就已经可以看出他对学科建设的热心程度了。尤其可贵的是，他不辞辛苦，毫不抱怨。据他的同事黄光武回忆，他当时是跟随陈先生一起取经的。取经之余，陈先生还带他游历秦淮河、乌衣巷等名胜古迹，下饭馆子。陈先生还怕他不好意思，对黄光武说：“别客气！我收入比你丰厚，不要放在心上。”为了学科建设，他觉得一切都是快乐的，因为他太爱他的教育事业了。
在学科建设方面，陈先生还开拓了中国近代文学这门课程，此意义非同寻常，中国近代文学课程的设置为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对学界长期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忽视起到了纠偏作用，也似乎对后来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在课程开发的过程中，陈先生不仅注重理论探讨，更注重教学实践。他的学生陈平原在一篇文章写道：“先生为人为学均极为认真，平时不苟言笑，学生们背后称他‘陈老夫子’。每次上课，拿着厚厚一本讲稿，几乎照着念，很少有即兴的发挥。同学们尽管钦佩他备课认真治学严谨，可还是不大习惯这种沉闷的讲课方式。只是在若干年后，当初手舞足蹈因而大受欢迎的课程烟消云散，而先生认真扎实的讲授反而凸现时，大家这才承认‘照念讲稿’也是别具一格。”陈先生是不拘一格的，因为他非常注重教学实践。为了教好鲁迅研究这门课，陈先生经常带他的研究生到鲁迅博物馆进行实地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1950届学生苏寰中回忆说，陈先生在讲授《文艺创作》这门课程时，不光阐明有关创作理论，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实践，为了达到这一教学目的，他组织学生到学校附近的石牌坊村访贫问苦，开座谈会，让学生体验生活，以便能够写出好的作品来。
三、文学研究的“填补者”
陈则光先生在学科创建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文学研究也很突出。因为他对自己是有所定位的，首先他是一位教授，然后才是学者。所以陈先生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是为学科建构服务的。
学界都知道陈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和鲁迅研究专家。似乎他自己更喜欢鲁迅研究，他也经常以鲁迅自比。除了编写了《鲁迅的思想和作品》、《鲁迅小说研究》等书稿外,还写了不少鲁迅研究的论文，其中，论文《鲁迅先生在广州》影响不小。遗憾的是，他有不少论文没有整理出来发表，这是一笔很重要的文化遗产。陈先生一生做学问和其做人一样朴实，不喜欢张扬，只愿意做一头康乐园里默默耕耘的“老黄牛”。有一件事，可能人们知之甚少。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委托中山大学注释《而已集》，这本集子有些篇目很抽象，特别是《小杂感》和《拟豫言》两篇，虽然篇幅不长，却不易理解。当时又是一个文化荒芜的时代，文献资料极其稀缺，给注释工作带来前所未有之困难。陈先生写信向冯雪峰求教，恰逢冯雪峰生病了，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文献。陈先生也求教于李何林和北大王瑶两位鲁迅研究的专家。李何林在3月24日回复信件中对《小杂感》和《拟豫言》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解答，王瑶也做了简略的回复。但都不敢轻易下结论。李何林在信中写道：“《拟预言》（原信就是用‘预’，而没有用‘豫’）是1928年1月发表，预言1929年将发生的事，又是‘模拟’的，不能人人事事都有所实指，不过是讽刺一种现象，不一定有针对性——即使有，我也不知道。注释要指出他的讽刺意义……”李何林有些也拿不准，就又推荐了有文献资料的两个学者——唐弢和章石承，并且把他们的联系地址告诉了陈先生。陈先生有没有寄信给唐弢和章石承两人，不得而知。但根据陈先生做学问的秉性可以推断他大概联系他们了，或者联系其中的一位，因为陈先生非常注重知识的积累，期待厚积薄发的学术呈现。他深深知道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必须脚踏实地，必须长期坐冷板凳，必须长期甘于寂寞地艰辛付出。甚至在最艰难的时代也必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据陈先生家人说，陈先生在文革时期挨批斗，肋骨被打断两根，但丝毫没有阻止他钻研学术的步伐，他对读书做学问还是信心满满的。
学界对陈先生的认识可能存在一定误区，对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评价不够。其实，陈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功绩斐然。陈平原说：“陈先生心目中的名山事业却是其《中国近代文学史》。”这种判断是对的。陈先生的鲁迅研究确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显然没有《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的意义重大。《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一环，有了它，中国文学史才具有完整性。陈先生也在小自传中称“专著《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空白。”此言不虚，陈先生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填补者”是名副其实的。
陈先生是从研究中国近代文学起家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这个研究课题在陈先生内心潜藏多年又被重新发掘出来，可见其治学的严谨。但这也往往会留下遗憾。“千古文章未尽才”，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之后不久，陈先生就病倒了，病痛尚可忍受，几十年未尽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课题时刻纠缠着他，一直伴随着他余下的岁月，深深地折磨着他，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别人是无法体悟的。病床上的陈先生每一次见到同事、学生，眼泪都直往下淌，经常会长叹一声：“可惜我的书没能写完。”只要病情稍微好转，他都会思考他的课题，他最想谈的也是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这一话题。1992年初，陈先生病情好转了不少，春节期间，亲友、学生去拜访他时，他谈得最多还是这部书，由于身体好些了，他也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命运弄人”，陈先生的“名山事业”再也无法继续了，这是一个老人最后的遗憾。
据陈平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其实，陈先生心里还是挺担忧他的课题的，只不过不愿草率从事。尤其，1985年横遭车祸后,陈先生元气大伤，更时时有写不完此书的担忧。即便如此，先生还是不愿开快车、搞速成。就在遭车祸前几天,陈先生给陈平原去过一封信，谈了他的研究计划，说他对近代文学在1957年摸了一下，以后就没继续了，可谓浅尝辄止，最近又重操旧业，因年龄的关系，而对着书山学海,时感精力的不够，未免兴叹。但当学生们劝陈先生用一些时间先把书稿整理出版,以后再慢慢修订时，陈先生执意不答应，非全部推倒重来不可,说这样做学问踏实，能够心安理得。
似乎不太圆满，有点缺憾，但这种锲而不舍的诚笃的学术精神弥补了这一缺憾。陈先生这种诚笃的学术精神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尤其难能可贵。
诚然，做学问必须有诚笃的精神，做学问也必须有学术眼光。陈先生是很有学术眼光的。他在《近代文学大系》学术研讨会上说：“中国近代文学的特色，首先在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在探索一条从载道、言志解放出来的新路。跟着就是文学价值观念的改变，许多作家都强调经世致用，不论洋务派、改良派或革命派，都想利用文学，特别是小说和戏剧为自己所倡导的政治服务，功利主义的倾向非常突出。这些作品，便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通过选录，自然表现了它的特色。”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前瞻性的。中山大学中文系董上德教授也回忆说，陈先生是很有学术眼光的，早在1981年文艺界刚刚解冻之时，陈先生就说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后来“《围城》热”似乎印证了陈先生的预言。另外，作为学术研究的开创者、前辈，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影响是必然的。他的一个学生说，陈先生曾经对他说：“学术研究，贵在科学和发现，因循守旧和墨守成规是没有出路的。”这一句话让他受益终生，至今他还牢牢记住陈先生的话，他说这是他做学问的根基。
四、学生心中的“撑腰人”
在学生心中，陈则光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著述颇丰的学者，更是一位有着无私奉献精神的良师。一位学生说：“陈老师有着磊落豁达的人格魅力，我们打心底里尊敬他。”师恩难忘，陈先生为学生付出，大家看在眼中，感动在心里。在四十多年的执教生涯中，陈先生给一届届学子讲授《文学史》和《鲁迅研究》等课程，丰富了他们的学识，也教会他们许多做人的道理。陈先生培养了不少研究生，在指导每一个研究生时，他都会对他说：“做学问要沉得住气，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只要坚持不懈，自然会有所成就的。”这就是言传身教吧，因为陈先生平时就是这样去做的。
在学生心目中，陈先生教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一个学生说，陈老师每次上课都事先写好厚厚的一叠备课笔记，理论、史实、资料、学术动向等等内容都尽可能详细详实，以免遗漏，讲课的内容也力求精确，遇到偶然不清楚的问题，他会对学生说，这个问题等课下查证之后才讨论。课下他有时候会为一个小问题查很多资料来搞清。这种笃实的学术品格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影响了一代代学子们。陈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更是呕心沥血，竭尽全力。一次，一位1979级研究生，不知道什么原因，迟迟不交毕业论文，答辩时间迫在眉睫，陈先生有些坐不住了，多次催促他赶快交来。别的老师劝他：“干嘛为一个学生置气啊？得不偿失。”陈先生听了不但不领情，甚至有些生气，他说：“能不着急吗？毕不了业，会影响学生一辈子的！甚至毁了这个学生。”论文终于交来了，陈先生不顾65岁的高龄，也不顾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几乎挑灯熬了一个通宵，才把论文审阅完，让学生如期答辩，顺利毕业。家里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话说不出。她们都知道说什么没有用的，他的整个心思都在学生身上。另外，陈先生在指导硕士论文写作时，也很注重写作的实效性。他首先要求学生们互改论文达三、四遍，直到彼此满意为止，最后交到他手里，他做整体上的把关。陈先生几乎对每一位研究生的论文都做详尽批改，一篇3、4万字论文，陈先生的批改批语就达近万字。这让学生们很感动，也让学生们明白：陈先生就是他们的主心骨，跟着陈先生学习，他们有底气。陈平原回忆说：“我刚上研究生那阵子，略有狂态。第一篇交上去的读书报告专论五四白话文运动，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报告发下来时把我吓了一跳，先生的批注密密麻麻，和我文章的字数不相上下。有商榷论点的，有校对史料的，也有改正标点符号和错别字的。不在乎观点异同，单是这种治学态度就把我慑服了。”
陈先生的治学精神让学生们慑服，他的“护犊情结”更让学生们感动。在陈先生心里，学生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当学生有困难时，他会像鲁迅一样做他们的“撑腰人”。1986级有一位女研究生在外办事没有按时返校，又没有充分的特别原因，有关领导很是生气，拟取消其研究生资格，那个女生当时就哭了。她不是陈先生带的研究生，他本可以不管，但他还是对领导说：“毕竟是个女孩子，万一受不了刺激想不开就不好了，给她一次机会吧？下不为例！”他转过头也好好教育了那个女生一番，那个女生很感激，也承认自己错了，并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发生类似错误。
陈先生治学风格平实，他经常对学生说：“做学问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可以有锐气，但绝不能有哗众取宠之心。”陈先生对学生非常了解，因为他也年轻过。作为年轻人，开始不免逞才使气，所以很有敲打的必要，敲打几次后也就老实多了。但陈先生绝不想把学生教成书呆子，关键是“度”的把握。陈平原回忆说：“刚师从先生时，每次听完我的研究报告，先生总不忘叮嘱‘论述时要注意分寸’。我刚上研究生那阵子，略有狂态。1983年初，我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上发表了《论西方异化文学》一文。在随后而来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有人到处告状，指责此文为宣传精神污染，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意思。是先生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责任，向校方表示此文经他审阅，没有政治性错误。事件平息后，先生又屡屡告诫我：‘讲话要有分寸’。我自然明白，这时所说的‘分寸’，指的是别老闯红灯。”陈先生对此事颇为自得,可能他自己感觉这是鲁迅研究的最高境界吧！陈先生平生以鲁迅为榜样，关键时刻能像鲁迅一样为学生撑一把腰,他感觉非常自豪。
五、康乐园里的“慈父”
康乐园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着自由的学术氛围。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不就是中大的真实写照吗？这是高校教育的大境界。在康乐园里，园丁们既要“树木”，又要“树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也是大学应有之义。陈先生的事业也是功德无量的，他是一名成功的学者，也是受同学们爱戴的老师。在别人眼里看似枯燥的教学研究工作，在他看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他把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每次看见自己的学生能有很好的将来，很好的成就，他就感到无比的欣慰。
陈先生喜欢康乐园的生活，在不同时段他的感受是不同的。早上，吃罢饭，走在康乐园里，行色匆匆，他知道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在等着他的到来；傍晚，下了课，走在康乐园里，步履悠悠，他知道那一道道校园风景线在等着他来欣赏。“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所以陈先生也有他“乐其乐”的地方。陈先生的快乐是有教学之乐和生活之乐之别的。简单地说，课上，他是“严师”，课下，他又是“慈父”。
陈先生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学生吴锡河说：“陈先生的宽厚仁慈在全校教师中也是特别出名的。”就因为陈先生像父亲一样平易近人，学生们都愿意围在他身边，既探讨学问，又谈论人生。更有趣的是，因为陈先生的心胸宽广、宽厚仁慈，学生们都喜欢叫他“则老”或“陈则老”，陈先生也乐于接受。
陈平原说：“课堂上不苟言笑的先生，在家里却显得十分随和。接触多了,甚至发现表面迁执的先生，其实也不乏文人趣味。”陈先生有着传统文人品格。他深深懂得“师父”的含义，在他心中，他是学生的老师，也是学生的“父亲”。学生们也知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道理，非常尊敬他。
在生活中，陈先生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小女儿陈晓群没有上大学。恢复高考时，陈晓群正在农村当知青。那时候通讯不发达，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一封封写信给女儿，鼓励女儿多读书多复习，积极参加高考，但还是没有能够如愿以偿。据陈晓群说：“没有考上大学也是我的一个心结，后来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可惜迟了。当初，农村条件特别艰苦。劳累一天了，全身酸痛。晚上，在煤油灯下，书没有看两眼就睡着了……这当然不是主要原因，‘文革’给我留下的惨痛至今也无法拭去，这是永远的心结。‘文革’时期，我小学三年级，亲眼目睹父母挨打挨批的惨状，现在想想也心有余悸……”
其实，陈先生也是一样，‘文革’是他永远的痛，也许他的两根肋骨不太疼痛了，但女儿的痛让他更痛。他对小女儿一直是有补偿心态的。陈先生在家经常做饭，尽量让女儿生活舒服一些，每次出差都会想着给女儿买点东西。据一个同事回忆，有一次出差，陈先生闲暇之余，想给小女儿买件毛衣带回去，他跑了很多服装店，同行的人等急了，都回去了。最后，终于给女儿挑到了一件满意的衣服，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不苟言笑的他幸福地笑了。
时间是最公平的，它会淘洗掉一切苦痛，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作为陈先生的亲人，陈氏姐妹眼前会情不自禁浮现父亲的面影，回忆起父女快乐生活的画面……她们知道，父亲爱她们，父亲希望她们幸福，所以最好的纪念方式是生活幸福。小女儿陈晓群现在生活很充实，除了日常事情，她经常到老年大学读书，是圆自己的大学梦，也是弥补父亲的缺憾，更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大女儿陈小明在国外教学继承父志，虽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仍然坚持返聘，继续教书育人，因为她知道这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陈则光先生一介书生，两袖清风，未能留给女儿们金银财宝。两姐妹学历虽有高低，但在本职工作上都踏实努力，认真负责；在为人方面，她们也努力遵循父亲正直善良的做人宗旨。这些大概都是陈先生这位慈父传给女儿们最宝贵的财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