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读者一看题目,便要责难:弟子直书恩师名讳且论其精神,可乎?大不敬也。
也许有读者看到这题目,便要质疑:容庚有何“精神”可论?若每个学者都冠以某某精神,岂不“精神”满天飞?
也许有读者看了这题目,便要摇头:弟子论师多谀,不能公允,即使公允无谀,又有何意义?于世何益?
炜湛愿先行作答。一、古有临文不讳之例,直书恩师讳,只为行文方便且求一致,不得已耳,非敢有丝毫不敬也。相信恩师在天之灵亦必予恕宥。二、并非每个学者皆有值得后辈敬仰而阐述的“精神”,而容庚之有别于其前辈同侪,足令后辈敬仰有加者,固因其著述宏富,更缘于其独特之精神。举例而言,为一部著作前后倾注六十余年心血以期完善,而将历年积累之百余万言手稿归诸“只是玩玩而已,不能算数的”之列①,除容庚外,并世尚有何人?此即容庚精神!“容庚精神”之外,当然还可有其他学者之与众不同而有益于世的精神,诸种精神固可并存而共耀于世,然决无“满天飞”之虞也。三、弟子论师,必有谀词乎?非也。鲁迅论章太炎便是一证。在古文字学界,近者如姚孝遂之论于省吾,黄德宽等之论姚孝遂,张永山之论张政烺,裘锡圭之论胡厚宣,吾见其真情实感也,谀词则未之见也。且弟子之谀师,犹臣工之谀君,各有所图,当在生前,不在身后。今炜湛之敢论容庚精神,实缘近年目睹学界诸多怪象,深感若容庚在,必直斥其非,或笑而齿冷。当今学界(古文字学),亟需宏扬正气,激励后进,祛除浮躁,容庚精神实乃一剂良药。宏扬容庚精神,有利于学术,亦即有益于世。
炜湛之所谓容庚精神,乃指作为学者的容庚精神。其中有些是与其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所共有的,如爱国、刻苦、真诚,而容庚又有其特殊性;有些则是唯独容庚具有而鲜见其匹者。终身治学坚忍不拔,诚信无城府,自信自持不自伐乃其核心。约而言之,当有七端,请依次述之。
一、真诚爱国,不论顺逆,虽“九死而无悔”
对于容庚的爱国热诚、刻苦治学,是举世公认,不容置疑的。曾宪通、张振林、陈初生等均有文述说。最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者,在于容庚之爱国情怀,熔铸于学术,而且不论处境之顺逆。旧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珍贵文物若商周青铜器为人巧取豪夺,流失海外。容庚痛心疾首,发愤而著《海外吉金图录》,首录流落日本之重要器物以昭告世人。“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停止寄予旅居日本之郭沫若一切新发现的古文字古器物资料,以免落入敌手,并敦促郭氏早日归国。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不断,容庚亦屡直言贾“祸”,不免时处逆境,但爱国之情不变,依然潜心学术,为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努力工作,绝无消沉怠惰之日。一旦受命为国效力,即欣然而往,功成而归。文革期间备受冲击而不废著述。境外某大学闻其处境艰辛,曾派员登门敦请,并许以高位厚酬。容庚不为所动,当即谢绝,并表示境况虽差亦不可去国他往。可谓处逆境而不变初衷。容庚素来直言无忌,至老不渝。文革后期,炜湛尝闻夫子言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新中国比旧中国好,建国以来成就巨大,有目共睹,谁都知道。但十亿人口个个唱赞歌,没有人出来说话,也未必是好事。”所谓“说话”,当指批评进谏。爱国直言之容庚,实乃共和国之谏臣,共产党之诤友,不可多得者也。事实证明,容庚当年“说”的“话”,有不少是正确的。特别是那些惊世骇俗令人捏把汗的话,生前遭批判的话,现在看来却是很了不起的。如反右派时说中山大学中文系几位教授被划为右派是“冤枉的”,“他们不是右派”;文革之初说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有点像兴文字狱”;“评法批儒”期间说“批孔无必要”,“批许(慎)更无必要”。
二、刻苦治学,锲而不舍,无论顺逆,至老弥笃
容庚著述一生,著述宏富,世所公认。他少时即“有饭蔬衣綀穹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毕生坚持,矢志不移。最令人钦敬者,早年(1922)挟《金文编》稿本谒罗振玉时,罗氏即予认可并促其印行,容庚却觉得所见未广,尚须增益删改,并不急于面世求名。他尽观罗氏所藏金文资料,潜心研究,精心编撰,三年后(1925)才影印行世。嗣后复从事秦汉金文之搜集研究,先后成《秦汉金文录》、《金文续编》,并继续搜集商周金文,于1939年出版《金文编》第二版;又越二十年,于1959年出版第三版;嗣后复继续修订、增补,文革之中,身处逆境仍孜孜于此,并毅然决定出版第四版,为此殚精竭虑,直至因病卧床不起(1982)。其晚年伏案增补修订情景,炜湛至今尚历历在目。汉有许慎作《说文解字》倾注毕生精力,后人言许慎但知其有《说文》而不论其他;清有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亦倾注毕生精力,后人言段氏但知其有《说文注》而不及其他;今有容庚作《金文编》,亦倾注毕生精力,若干年后,学人言容庚,大概也但知其有《金文编》而不论其他吧。一部《金文编》,集中体现了容庚治学精神。
三、鉴古知今,与时俱进,支持文字改革,身体力行,始终如一
研究古文字,关注今文字,这也是容庚有别于同时代古文字学家的精神之一。上世纪三十年代,基于对秦汉金文的研究,基于对汉字发展规律的认识,容庚明确指出“观于秦汉简字的流行,益坚吾改革字体之信矣”,并断言“推阐文字变迁之迹,逆睹简笔字终当大行于世”。他还自编《简体字典》,于燕京大学试用后正式出版,这是容庚对文字改革的切实支持。难能可贵者,此后数十年容庚著书立说,都尽量使用简体字(有些是自创的),《金文编》第三版便是最好的证明。容庚支持文字改革的精神也是至老不变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出席过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也曾著文批驳攻击文字改革的言论。《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总表》公布并实行后,有海外热心人士犹另起炉灶,另造新方案,来穗请容庚“审阅”,希予题辞支持,容庚婉拒之,未著一字。
四、尊敬前辈,感恩终生,无论顺逆
容庚从一名中学生一跃而为知名学者,大学教授,除本人努力外,实缘于母亲教育,舅父邓尔雅指导,前辈学者罗振玉提携。容庚尝著文自述如何受母教而成人,如何从舅攻印治学而立志,又如何得罗振玉激赏提携而成名,尊敬感激之情溢乎言表。对于邓、罗二人,可谓感恩终生,没齿不忘。1954年邓尔雅逝世后,容庚复尽力搜集其遗著,编为《绿绮园诗集》行世,容庚与相关亲戚信札往来,反复商讨,可谓殚精竭虑,读来令人感动。对于罗振玉,容庚更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罗之于容,并无师生之名,却又有师生之实,其情谊亦逾乎一般师生。而且,容之尊罗,不仅在罗声名显赫之时,亦在其任职伪满、被人斥为汉奸之后;不仅在其生前,亦在其殁后。南归后于1946年所刊《甲骨学概况》依然列举罗氏对甲骨学的重要贡献。直至耄耋之年,依然念念不忘罗氏之恩,常言“没有罗振玉,就没有我今日之容庚”。
五、竭诚待人,不论长幼,但言信义,毫无城府
容庚一生待人以诚信,学界有定评。他与“未知友”郭沫若的文字之交,已广为人知,有曾宪通编注之《郭沫若书简——致容庚》一书在,毋庸赘言。编著《殷契卜辞》时,令瞿润缗参与考释,又请董作宾、唐兰、商承祚校阅,三家意见录入考释,分别标明“董作宾曰”、“唐兰曰”、“商承祚曰”,充分尊重友人见解。修订《金文编》,广引通人之说,即使是学生之说亦必标举其名,决不掠美而“没收”之。现翻开《金文编》,首页“元”下便引有“高景成说”,高景成乃当年容庚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事隔数十年,1986年12月在北京西山举行的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上,与炜湛谈及此事仍激动不已,说他的姓名也藉《金文编》而传诸久远了。
对于后辈、学生以及慕名求教者,容庚是有教无类,同样是竭诚相待,绝无城府。对于登门问字质疑者,求字者,借书者,容庚几乎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均给予充分的信任。《金文编》原稿本可以借给人拿去阅读研究,不怕人家不归还;正在修订中的《金文编》第三版批校本也可借予友人参考,且允许照相、引用,这在他人是难以想象的,但容庚却无任何顾忌。他对学界友人,无论长幼,均信而不疑。值得顺便一提的是,他竟然把准备再版用的《商周青铜器通论》亲笔批校本也让人要了去研读,结果文物出版社1983年再版该书时,不能据批校本予以修正。而容庚批校本的手持者,居然在该书再版后发表文章,将批校内容逐条列表刊出,且称此批校本为容庚生前所“赠”,呜呼!曹操是“宁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负我”,容庚则是“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有此精神,便胸无城府,耿直无畏,诚以待人,虽被欺诳亦不改诚信之旨。
六、自信自持不自伐
凡治学有成者莫不自信,固不待言。然自信者未必能自持,尤其在声名日盛、奉承者日众之时,不免令人飘飘然,晕晕乎难以自持,乃至落入为人操纵、受人摆布之境而不自知。容庚则自信复自持。自信,对于自己的专长——青铜器及其铭文——及主要成就即《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颂斋述林》等论著有坚定信心,相信足以传世。自信有能力修订《金文编》,改编《商周彝器通考》,毋须“靠集体力量”来完成。只缘客观条件欠缺、学术环境不佳加之文革动乱,未能实现《商周彝器通考》改编夙愿。《颂斋述林》本拟由中华书局出版,只是不愿按编辑部意见删改所谓“不合时宜”的内容,遂索回,搁置多年后印行于香港。自持,保持清醒头脑,不为赞誉所左右。八十岁后,除继续修订《金文编》,摘录相关资料写入书画小记外,不再撰写学术论文,尝戏言“要文章没有,要老命有一条”。究其故,他自认年老已难有建树,不如搁笔。以是之故,他也说一位多年老友的一些文章不做比做好。应人所求写字,也多抄录原铭,以“……子子孙永宝用”之类付之。究其故,惧写错字。他拒绝记者采访宣传,理由之一是他的成就都是早年在北京取得的,南归后特别是解放后“没有写过一个字”。他把晚年关于书画的一些手稿看作是“玩玩的”,“不能算数的”东西。② 故遇到不得不填的一些“表”,在“科研成果”或“著作”一栏,他通常只有一行字,一句话:“《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他也从不向弟子后学谈他的成就,也从不要求弟子后学读他的著作,只是指示多读罗振玉、王国维以及郭沫若等人的著作。同许多老专家一样,容庚晚年,记忆力也有所减退,显得健忘,见到多年老友,竟不知其姓名,而问“贵姓”,数日后重见,又问“贵姓”,似乎有些糊涂;但在学问方面,在自我评价方面,一直清醒得很,一直把握住正业与业余的关系,创新建树与一般“玩玩”的区别,在这些方面,他绝不含糊,决不糊涂。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精神。因此我想,假定容庚生前得到资助,要他自编学术著作集出版,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拒绝,认为无此必要;二是只编著作集,不编“全集”。炜湛揣测,若是容庚应允自编,恐怕不会有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套“著作全集”的煌煌二十二册规模,大概会舍弃其中一部分“玩玩的”、“不能算数的”以及自己不满意或并未写完的“著作”。容庚决非贪多求全的学者,他深悟“舍得”之理。
七、为文风雅清正,信而直
容庚为文,著书立说,一如其为人,真可谓文如其人。观《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颂斋述林》三书,即可证炜湛言之不诬。容庚诸书自序,尤见其情性。他言己不讳过,成名后尝自叙少年曾染诸恶习,经母教而戒绝,从而立志治学。他论人衡文,无论古今,秉笔直书,不虚誉不掩恶,只论是非,不计利害。“其誉人也不望其报,恶人也不顾其怨”,一以学术为标准,《宋代吉金书籍述评》、《清代吉金书籍述评》、《甲骨学概况》诸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讲真话、讲实话,从政治到学术,从为人到为文,一以贯之坚持终生,这便是容庚,这便是容庚精神!
综观吾师一生(1894—1983),生于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晚清,历经清末、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他的家乡东莞是岭南名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他虽年幼而孤,但赖母教而成人,藉舅诲而立志。冠年北上,刻苦治学二十余载,饮誉京华。壮岁南归,依然孜孜不倦于学术文化之业,至老弥笃。他毕生治学,在世间留下煌煌巨著,更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精神财富——独立特行之容庚精神。
容庚精神,说到底,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美德的突出体现。继承和弘扬容庚精神,对当今学术界而言,很有必要。对于立志治学,初入学术殿堂者,容庚精神具有极大的激励、鞭策作用;对于那些小有成就即踌躇满志不思进取者乃至玩物丧志者,容庚精神无异一种振奋剂,足以促之上进,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努力,取得新的成就;而对于那些有着“等身著作”而不能自持,在赞誉面前忘乎所以的学者而言,容庚精神也不失为一副清醒剂。至于近年来屡禁不止的各种学术腐败现象,学术不端行为,更与容庚精神格格不入,容庚精神则是其天敌与克星。
容庚著作常在,容庚精神永存!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写于常熟
注:①②说详拙文《忆容庚师》,原载《东莞文史》第29期《东莞近百年文化名人专辑》,1998年12月;收入《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