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百六十一年，即唐朝上元二年，李白沿长江直下，至当涂，寄宿于县令李阳冰处，一年之后，玄宗、肃宗相继病故，李白亦病倒于当涂，临终之际，将生平所着托付于李阳冰，并留下绝笔《临路歌》。在我所读过的李白的诗集中，这首诗永远被保留在最后一页：
临 路 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全诗六句，大致可以做三层解析。首先，一、二句言大鹏奋飞而振动八裔，奈何中天摧折力不济矣。八裔者，即八极、八荒，极言其远大。三、四句紧承二句，言力虽不济，若得余风之助，犹能激扬万世而游于扶桑。李白此歌托鹏言志，激万世、游扶桑与挂左袂，皆虚拟假设之辞。雄心不泯，余勇可贾。最后，五、六亦接二句，言大鹏摧于中天，却为后人所得，而世无孔子之圣哲，故无人怜惜。孔子因西狩获麟而出涕，伤其“非出其时而见害”，事见《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此前李白所作《大鹏赋》，既仰慕大鹏之旷荡纵适而不拘守常，亦赞其“不矜大而暴猛”，此正可与麟之为仁并提。“仲尼亡乎”，是说难道世上孔子之徒都绝迹了吗?“谁为出涕”，无人为之出涕，结语尤显悲凉，悲凉中仍见悲壮。上边说的都是此诗言内之意，自然另外还有言外之意。在这首深沉慷慨的绝笔诗中，我们所看到意象并不繁多，但是却集合了足以诠释李白生平的最为关键的两个精神概念：大鹏与孔子。
遍观李白的文学作品，他的自由精神的象征是翱翔云天的大鹏。也可以说，大鹏是李白的“精神图腾”，这个“图腾”无疑是从庄子那里来的，就是《逍遥游》中所说的“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神鸟。这只“大鹏”成为他精神世界中一个不朽的有关超越和伟大的象征而为历代诗人反复演绎。李白，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在大鹏的形象的艺术塑造上，李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寄寓了追求自由、追求无限的崇高理想。王琦评李白《大鹏赋》说：“此显出《庄子》，本自宏阔，太白又以豪气雄文发之。”我们可以认为，赋中的大鹏就是诗人李白对自己青年形象的呈现，李白自由的灵魂借助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而得以插上了翱翔的双翼。
然而《临路歌》中的大鹏是《逍遥游》中那只追求无限自由的大鹏吗？我想这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浅白一些说，庄子的大鹏是出世的，纵横无极，而李白的大鹏是入世的，但求横扫四海，扬名立万。李白虽然接受了庄子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学，但他并不以超越人间的最终自由为目的，而是力求让精神与现实相统一，让个性自由与建功立业相统一。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云：“《临终歌》今存集中，刊本误作《临路歌》，简短四十二字，照样自比大鹏，自负之心至死不变。然而自叹‘力不济’，这和《古风五十九首》的第一首‘吾衰竟谁陈？’是有一脉相通的。在那首《古风》里，他想到了孔仲尼泣麟：‘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在这首《临终歌》里，他又想到了孔仲尼泣麟。他一方面在自比仲尼，一方面又在叹息时无仲尼，而却寄希望于‘后人’。”郭沫若先生一眼看出了《临路歌》与《古风》之间的隐微联系，从而将李白之死与中国古典文明的坐标性事件相映照，议论的境界顿时大开。
就李白对儒学的态度而言,学界因为他有《嘲鲁儒》诗,或其它诗中对儒者的讥讽蔑视而往往认为他排斥儒家思想,其实李白只是看不起那些“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的死读五经的“腐儒”和“俗儒”。李白《古风》其三十五写道“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以大雅与颂声对举，互文见义，可为佐证。袁行霈先生认为：“李白并不是笼统地推崇诗经及其文学传统，而是特别标举大雅，推崇那种体现统一帝国恢宏气象的正声。”纵观全篇，这首诗确实是述志之作，但是其志主要并不在诗歌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删述一事，乃孔子为万世立法，安民于礼乐。而以两者的精神世界而言，我们往往会把儒家理性主义所代表着秩序森严的世俗礼法与李白的自由气质对立起来。事实正好相反，早期儒家践行着一种坚决的反功利主义的精神。孔子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云：“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种立足于内在之“性”而不盲从于外在之“命”的道德意志，使之不屈从于包括封建皇权在内的任何权威，而只服从于崇高的道德人格及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李白所遗存的诗文来看，这种渴求建功立业、安邦济世的宏大抱负成为一条贯穿于其生命历程的主要线索，任何时期，任何境况，李白都未曾放弃这一毕生的夙愿。
当自由与物欲一致，即物我一致时，李白是不排斥物欲，这与道家的清静无欲截然不同。一旦物欲变为精神自由的束缚，违背了他的理想，成了他灵魂的栓桔时，他决不愿为物所役，摧眉折腰，成为物欲之下的奴隶。当其追求自由的灵魂与束缚自由的种种侄桔经过剧烈的冲突后，李白不愿也不甘心做御用文人，终于要求离开长安，弃富贵如粪土，视功名如身外物。这是他自觉地将宏大的历史使命与世俗的功利追求分离，并以孤绝的勇气来蔑视这种分离的苦痛。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之成为当之无愧的最高峰，正是因为他在自然的美学创造与传统的政治理想之间寻找到了最真实而舒放的生命方式。他的精神世界并不因为道德使命的崇高而陷入沉重与枯槁，也不会因为恣意地遨游而无所依托。他永远保持着行者与剑客的姿态，最大限度地将生命原有的纯粹的活力释放出来。他就是那只奋飞高举的大鹏，他所纵横驰骋的地方正是人间价值的超越性源头——天。然而，在作为李白人生总结的《临路歌》中，这种完满的结合却不是圆融贯通的自然无碍，而是以相反的悲剧的力量呈现出来的。我们所读到的是不可遏制的分裂、愤懑，仿佛诗人含泪带血的最后呐喊。安史之乱的战火早已吞噬了宏伟辉煌的帝国，盛世急转直下，随着朗朗乾坤的沉沦，一个衰世、乱世已经降临。经邦济世的愿望渐渐化为泡影，渴求超越现世又寻找不到被他视为束缚的哲学思辨的支持。我甚至认为，柏拉图所谓的激情在成就李白的同时，最后消耗了他几乎全部的灵魂。正是这种去留之间的巨大张力，在《临路歌》中完成了李白诗歌生命的最后一次壮烈的燃烧。
皮日休说李白“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王世贞说李白乐府“窈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在完整的历史世界中，多数人为时代所塑造，少数人塑造时代。我想，李白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最终选择了对这个曾经为之深爱的世界负责。他的离去，代表着一种古典精神的退场；而《临路歌》，则是他为所有盛唐诗人写下的一封不朽的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