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以下简称“东纵”）是一支由我党建立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武装力量。与八路军、新四军相比，东纵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知识分子较多，大学生多，文化水平较高。一个鲜明的佐证就是，这支队伍里有着200多名来自国立中山大学的指战员。在今天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东纵建队77周年的日子里，重温中大学子在东江纵队的战斗岁月，对于“东纵人”和“中大人”来说都倍感自豪。
一张国立中山大学的老照片里就有两位成为东纵领导人
这张老照片摄于1935年12月12日。在这之前，也就是这一年的7月，因上海的党组织遭破坏，原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出版部发行科工作的王均予转移到广州，建立了广州的中国青年同盟会（后改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王均予等人开始时主要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勷勤大学、国民大学、中大附中等大中学校发展成员。
到了12月，北平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立即得到了中山大学师生员工的热烈响应，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在王均予和“中青”骨干麦蒲费（襄勤大学学生）、钱兴（中大法学院政治系学生，上图左面扛旗者后曾担任广西省委书记）、曾生，以及杨康华等的组织下，12月10日全校举行了3000人的集会，曾生被选为中山大学的救国会主席团主席。下午，中山大学师生3000多人游行至广州城。这次示威游行以及此后冲击教育厅的行动，触怒了广东统治者陈济棠，曾振声名列通缉黑名单的第一名。为了躲避追杀，曾振生改名曾生，南逃香港当海员。1936年陈济棠倒台，9月曾生复学回到中山大学继续读书，10月经中共广州市工委书记王均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曾生在香港开展海员工人运动的工作已有了一定基础，党组织让曾生一边在中山大学读书，一边继续做香港海员工运的工作，并担任了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
1938年10月13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的第二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在香港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到东江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会上，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提出自己可以担任组建武装的责任，但曾生说道：“谁也抢不去这任务，我的优越条件有四：一、我是东江人，会说客家话，便于同群众沟通；二、东江目前没有统一的党组织，只有若干党小组和个别分散在各乡的党员和由香港惠阳青年回乡服务团名义派回去的党员，目前在惠阳、宝安沿海地区活动的党员全部都同海委（即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笔者注）联系，受海委领导；三、我本人是大学毕业生，这个招牌在乡间有点名望，有利于团结上层人士；四、我家里还有几千斤稻谷，足以应付组建武装初期的需要。”曾生这样一摆，会议便确定由曾生率领人马回东江组建抗日武装。24日，曾生回到自己的家乡坪山（今深圳市龙岗区坪山镇）筹备队伍。当时，建立武装队伍缺少武器和经费，曾生不仅献出家里的稻谷，还把家里赖以为生的祖传的十几亩地先后卖掉。他的老母亲问曾生，土地卖掉了怎样生活？他告诉母亲，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共产党哪有个人，我一心一意跟党走，你也跟党走吧。老母亲接受了儿子的这个道理。在曾生等人的发动下，有1000多名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游击队。
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秋长乡周田村成立，总队长就是曾生，另一位中大附中学生周伯明担任政治委员。这支队伍就是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史称东江纵队“曾生部”。此后，“曾生部”与另一支以王作尧为队长的我党抗日武装——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史称“王作尧部”）共同组成了东江纵队。
当曾生回乡组建抗日武装时，身在香港的杨康华已担任了中共广东东南特委宣传部长。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内地的我党抗日武装输送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维护这些人员离港后香港各基层党组织的稳定。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7月共9个月的时间内，香港共动员650多人（其中我党党员约250人）回内地参加抗战。他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发动募捐抗日武装的活动经费，以供给上述人员的活动经费和生活费。当时，曾生部队的经济来源有三分之一是靠香港方面供给的。为便于开展工作，他弃用原来“虞焕章”的名字，改名杨康华。
1941年香港沦陷后，杨康华被派到东江地区与他的校友曾生再次搭档，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总队（东纵的前称）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东江纵队正式亮剑成立时，曾生任东江纵队司令员，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
除了纵队一级的领导，还有不少在广东抗战前期就加入东纵战斗序列的中大学子，他们在东纵的领导机关和军事斗争中肩负着重任：文学院历史系学生袁鉴文是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政治指导员，后任东纵第四支队政委；担任东纵江北指挥部指挥员的中大附中学生周伯明；担任东纵司令部秘书长、东纵香港后方办事处主任的农学院学生饶彰风；先后担任东纵护航大队、第六支队、第七支队、第三支队政委的文学院哲学系学生曾源；先后担任东莞模范壮丁队分队长、第三支队参谋长的附中学生祁瑞和；担任东江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学生黄文俞，等等。
他们义无反顾 历尽艰辛勇赴国难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中大先迁云南澄江，1940年冬又迁广东乐昌的坪石。此时，韶关已成为广东省的战时省会，以前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青年学生运动，也逐步转移到了粤北。中共广东省委为便于开展学生运动，干脆把省委青年部设在乐昌县城的苏家祠，副部长张江明就驻守在坪石中大，用借读中大的办法取得学位，以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在省委和省委青年部的领导下，中大分别在法学院、文学院、农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根据省委的意见，中大不设全校性的党组织，由张江明直接负责联系各个党支部。
1940年11月~12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成立，广东省委撤销，粤北省委、粤南省委成立。“南委”领导江西省委、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但在1942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南委”、粤北省委和广西省委相继被破坏。1942年8月，遵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在广东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暂停活动。1943年1月成立的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领导机关则设在东江游击区内。中大的党员按照中央的指示，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团结广大师生员工支持我党的抗日主张。对于这些党员在进步学生中的表现，大家都心照不宣，这样就为后来发动大批中大学子加入东江纵队等抗日武装奠定了群众基础。这里还要提及一批来自广西大学的学生。1942年9月，中共广西省委决定广西大学法商学院的粤籍党员学生转学至中大法学院借读，他们在坪石中大成立了一个特别支部，张伟贤任书记，欧阳波任副书记，委员有彭淦波和李紫云，他们一直保持联络，坚持活动。
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告成立，东江游击区日益扩大和巩固，需要大批干部。1944年1月，张江明向中大各个党支部传达了中共广东临时省委的指示，叫党员做好参加东纵武装斗争的准备。但不久后他被国民党逮捕，虽逃脱出来，可也无法回到坪石了。
此时，美军的太平洋攻势致使日军的海上交通受到严重威胁，日军需要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开辟一条由日本本土，经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直通印度支那的陆上交通线，以保持日本本土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系。为此，1944年的4月17日，日军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豫湘桂战役。4~5月间，郑州、洛阳相继失陷。5月27日，日军集36万军队发动第四次长沙战役，6月18日长沙失守。眼看国民党军队挡不住日军沿粤汉铁路的进攻，抗战局势将发生剧变，中大紧急疏散，迁往粤东兴梅地区。面对广东全面沦陷的威胁，国难当头，大批爱国热血青年投笔从戎。
1944年夏，广西省委书记钱兴（1933届中大法学院政治系学生）得到由周恩来拟稿的中共南方局指示——《中央关于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指示》：“酌情抽调干部转至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张伟贤等人的特别支部也接到有关指示：尽快撤离坪石，酌情转至游击区。为此，支部成员也约定了战时分散活动的应急联系方式。
当时，由于中大的党组织还未全面恢复，中大各党支部直接联系人张江明又因被捕而失去联系，他们一时无法联系。于是，文学院外语系的黄德赐、夏洪（黄杰文）找到师范学院的吴健、法学院的黄若潮、关海和汪应昌，中大法学院原党支部书记黄若潮找到张伟贤和欧阳波，分头通知中大的党员，串联进步学生到东江纵队去。当时的中大党员和进步学生接到通知后都踊跃参加，充分说明了中大学生高涨的爱国救亡热忱和我党团结抗日武装的号召力。
为避免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破坏，安全通过日、伪、顽交错地区，中大党员决定组织学生们分批走不同的路线到抗日前线东江纵队游击区去。中大法学院部分学生先去中大文学院驻地集中，黄德赐作总领队，步行到金鸡岭火车站，与大批难民挤车南下，至曲江河边的车站集中待命，但因东江地区战火激烈，地下交通联络中断，大队伍决定分批到始兴、南雄迂迴等待时机。张伟贤、欧阳波和黄建人是粤东人，被安排先回家听候消息，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寻找我党的地下交通站，准备接应中大同学。
1944年夏，第一批以夏洪为首的文、法学院和附中一部分学生先到始兴，一批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及其附中、粤秀中学等校学生随后也来了，总共70多人。为筹集路费，大家将身上的现款交公集中使用，所带衣物除必需品外一律拍卖。他们以大学疏散为掩护，去找区公所或中学投宿，开始向东江游击区进发。
夏洪带队的第一批17名中大学生从始兴出发先取道江西三南，再折返和平、河源，辗转两省山区千里，跨过九连山在崎岖山路上徒步走了一个月。到达欧阳波的家乡河源县船塘乡老围赤岭村时，他们已是又累又饿衣衫褴褛，于是在欧阳波家族的萝溪书院住宿了28天。在兵慌马乱、物资缺乏的情况下，为凑足17人的伙食和路费，欧阳波还不惜典卖祖田，动员乡亲出钱出力，砍树卖柴，筹粮筹款。此事惊动了伪县政府，责令七乡联动通辑欧阳波、围剿这批大学生“就地逮捕归案”。后幸得到当地白皮红心伪警察所所长欧阳仲琴和中学同学欧阳晶的奔走联系，中共船塘区委书记欧阳涛派支部书记欧阳海等5位党员连夜及时护送这批大学生撤离，他们经老隆一站接一站，历尽艰辛最后到达大鹏半岛抗日前线。他们是：夏洪（黄杰文）、刘滨（刘蓝天）、郑志远（郑重）、沈如琼（沈群华）、余小敏（余志敏）、刘时熙（王康）、陈海仪（陈嘉）、朱绍昆（朱田光）、黄宗尧（黄平）、张显扬、汪应昌（柏森）、沈辉（林岗）、谢绍武（谢联）、余启勋（余少石）、陈守均、陈祖燊（陈霖）、周建华（周自强）。
在夏洪等到达东纵后，东纵政委林平马上指派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简称“后东特委”）组织部长钟俊贤联系欧阳波，要再接送两批中大学生去东纵。期间，欧阳波按“后东特委”的指示安排，经河源转接中大学生赴东纵，先后有4批32人。
最后一批离开始兴的是由黄德赐、关海带领的四邑籍学生，他们以华侨子弟为名，要求县政府派警察租汽车护送到赣南，然后转回广东和平，经老隆惠州时，还利用学生父兄的关系住进“东江剿匪司令部”和惠州银行寓所，算是较顺利了。
另一批中大和广东文理学院、粤秀中学等校学生约60多人，其中有十多名女学生，由中大法学院的彭丰任队长。10月，东纵派原中大文学院党员赵炳权和原连县文理学院教育系党员钟国祥到粤北的坪石、韶关等地，联络到了这些学生，部署他们三三两两分批扮作回乡学生，通过沦陷区或封锁线分批到游击区。其中中大的30多人是由钟国祥安排，分别经北江线和西江线到达广州，安置在广州中山四路谈家巷2号他家中隐蔽，再由东纵政治部杨和分批护送到东纵。五华籍的中大学生李汉兴、钟奋初则是由韶关回到五华后，联络上“后东特委”钟俊贤，再去东江纵队的。
就这样，在1944年夏至1945年春这段时间，中大这近200名的大学生先后到达了东江纵队的惠东宝游击区，他们大都参加了东纵政治部举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这批有理想有信念、有觉悟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在国统区坚持了多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很有对敌斗争经验。在加入东江纵队后，原是中共党员的学生恢复了组织关系，进步学生则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优秀战士，为广东抗日武装斗争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中大学生赴东纵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的中大法学院学生欧阳波参加东纵后，任东纵政治部政工队长、宣教股长、江北指挥部宣教科长和《前进报》江北总编辑；法学院的蔡子培在东纵成立初期任大队长；教育学院的李汉兴，到东纵后，任第二期青干班班主任；中大附中的唐健任珠江纵队泰山大队政委、东纵政治部宣教科教育股长。
他们用忠诚和知识捍卫自己的国家
进入东江纵队的中大学子，被分派到了各地的作战部队和地方民主政权机关中，担任了连队政工人员、文化教员、宣传和技术人员，从事军事、政权建设和发动群众工作，在各个岗位上起着重要作用。
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护校的马烈和阮群治夫妻，早在家乡博罗开设诊所时，就积极收治东纵的伤病员，为游击队采购药品。当时，马烈一人担任了各科的医疗工作，护士也只有阮群治一个，既是麻醉师，又是接生员，也是护理员。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以高超的医术保住了游击队员曾观如仅靠一点皮肉连接的右手。解放后担任了广州海关副关长的曾观如每当回忆这段历史时，总是激动不已。1945年5月，因身份暴露，马烈夫妻带着所有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参加了东纵，马烈先后担任东纵后方医院院长和纵队医务处主任。在此期间，他一面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带领医疗手术队，深入前沿阵地为伤病员进行手术治疗，一面挤时间编写医学教材，并亲自授课，积极为我军培训医疗卫生人员。
更多的中大学子进入了东纵各级的政治工作队。在抗战中，政工队是东纵宣传我党主张、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形式，其任务是跟随作战部队一起，在各游击区开展减租减息、建立政权、组织自卫队、农会等宣教组织工作。1944年加入东纵的这批中大青年学生，大都被分配到以“铁流”“拖拉机”为代号的政工队工作。
文学院的夏洪被委任为“拖拉机队”队长。夏洪在中大时就是文学院的地下党员，他有着一副好嗓子，是学生中有名的男高音。在中大迁到坪石时，他是中大合唱团的指挥，演唱诸如《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朱大嫂送鸡蛋》《保卫根据地》等进步歌曲，藉此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激发同学们的革命热情。由于夏洪在学生中的威信高，活动能力强，文艺活动才能突出，国民党湖南省主席薛岳曾亲自与他谈话，用少校军衔的职位拉他进入国民革命军，但被夏洪婉言拒绝。担任东纵的“拖拉机队”队长后，夏洪把在中大合唱团演出的文艺节目移植于拖拉机队。比如，他们带来了老解放区和大后方的如《黄河大合唱》《插秧谣》《保卫根据地》等优秀歌曲和演出艺术，他们的男女四部合唱雄浑有力、优美和谐，在游击环境中演出，一时十分新鲜；他还跟队员们一起深入连队搜集素材，走村串巷向群众学唱山歌，创作和演出了许多通俗化、地方化的节目，有客家山歌、打花鼓、卖梨膏糖等，在逗趣搞笑中就给部队和群众作了政治动员；有些北方歌曲广东人不易听懂，他们就改填客家话和广州话的歌词，游击区的军民都百看不厌。像《插秧曲》等优美的抗战歌曲，始终是“拖拉机队”的保留节目，每当演出，不唱这首歌，观众是不让他们下台的。
加入“拖拉机队”的还有余小敏、陈海仪、沈如琼（沈群华）等人。余小敏原是文学院的学生，她不仅是“拖拉机”政工队的队员，还主动兼任了队里的卫生员；原就读于文学院中文系的陈海仪，父亲陈大年是广东的名律师、名记者、著名文物鉴藏家和社会活动家；沈如琼也是出生于广州的书香世家，原就读于法学院经济系。这些原来性情文静的姑娘，进入东纵后都成了活跃的文艺战士，以艺术为武器进行战斗。沈如琼有着一副音质很好的女中音，常在晚会上唱《两亲家》《朱大嫂送鸡蛋》《插秧谣》等从解放区和大后方带来的歌曲，在游击区军民中可是风行一时的，不少人就干脆把沈如琼叫做“朱大嫂”了。
不要小看了这些歌曲，它们在战争年代中可发挥过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作用。东纵里有不少战士的家乡是沦陷区或国统区，参军前过着很压抑的日子，一到游击区，首先听到的便是部队那有力有劲有情的歌声。不少战士虽带着玩笑但却是认真地说：“我是被部队的歌声唱进来的。”在日伪顽犬牙交错的地区，部队深夜要进驻山村，群众难辨真假不敢开寨门，但一听到咱们的部队唱出的那些“老模队歌”（“老模队”原指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后来也泛指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便会高兴地开门迎接部队进村。歌声又成了群众识别部队的一个重要标识。
1945年，东纵在罗浮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拖拉机队”便在山南长宁、福田一带发动群众。7月，他们在敌伪顽包围的罗浮山上，克服了物质上的重重困难，上演了大型话剧《前线》，来自各地的党的负责同志（当时正值中共广东省临委召开重要会议）和部队指战员都怀着激动的心情观看演出，把它看成是从延安直接发来的政治课本。
1946年6月底，为贯彻实施我党与国民党签订的《双十协定》，东江纵队奉命集中在现深圳葵涌的沙鱼涌待船北撤，在即将离别不知何时才能返回的故乡时，夏洪怀着满腔的激情和感伤，写下了《北撤进行曲》：“为了广东的和平呀，我们要离别战斗的故乡。我们要走上新的路程，飘洋过海到遥远的北方。……”这首充满着战斗热忱和思乡感情的战歌，很快便在部队中流传开来，激励着东纵战士为和平、为未来而跨洋过海，奔向新的战场。2013年，在纪念东江纵队正式成立70周年的演出中，当台上的演员唱起夏洪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时,台上台下的东纵老战士和后代都不禁热泪盈眶，被带进了67年前与家乡告别时的场景。
他们侦查到的情报影响了二战结束的方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军高层的决策者是把中国作为最终击败日本的主要基地。具体的部署就是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建立大规模战略轰炸的基地，迫使日军尽快投降。根据美方提出的迫切要求，中共决定在敌后各战略基地的司令部增设一个叫做“联络处”的情报机关，其职能是为到达我根据地的美军派遣人员提供情报业务上的帮助。东纵的联络处则是这7个处的其中一个，其处长就是后来蛇口开发区的创立者袁庚。为了与美军进行沟通，司令部又调配了懂外语的原中大学生郑重、王康、黄平、廖茅（罗柏元）、陈海仪等到该处工作，美军则派出陆空作战技术研究处欧戴义少校来到罗浮山的东纵司令部与之合作。联络处启动后，为美军第14航空队和太平洋舰队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1945年3月9日，驻华美军司令部派出海军上尉甘兹带着第14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的介绍信和6名工作人员，来到东纵司令部。他带来了美军登陆艇的照片，展示美军在关岛、塞班岛登陆的情形和日军构筑的工事。甘兹上尉说，广东沿海地段完全在日军的占领和控制之中，美军的登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此，非常希望得到东江纵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经曾生司令的批准，袁庚的联络处很快便组成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是配合美军地形勘测专家组工作，由曾就读文学院外语系的王康负责；另一个小组是专门侦察日军调动和布防情况的，由曾就读文学院哲学系的郑重负责。
在东纵第七支队参谋长赖祥所率的一小队武装人员的护送下，甘兹一行到达大亚湾沿海地区开展了实地勘测工作。陪同他们的王康头脑灵活，知识面广，还具备一定的地理和工程知识，因此成功地帮助甘玆等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和绘制了地图。
甘兹上尉离开后，王康等人继续往东，去侦察日军在粤东和闽南地区的布防情况。几天后，王康小组在汕头两岸和福建东山岛一带，发现了日军构筑的洞穴工事。他们返回罗浮山后，把他们所发现的洞穴式地堡工事和火力配备图样，与甘兹上尉带来的塞班岛、硫磺岛日军工事图一比对，发现一模一样。这种按交叉火力网设置的坚固地堡，洞口从外面关死，令士兵不可能逃生，惟有背水一战与洞穴共存亡。
大亚湾沿海的实地勘测任务完成了，但美军对这登陆计划还是忐忑不安，因为沿海这一带日军的兵力部署还不明了，尤其是日军的129师团的去向不明。当时美军每天用三部电台，形成交叉信号追踪这支部队的动向，但什么信号也没有捕获到。
而此时在广州一带活动的郑重小组则发现了一支机械化程度较高、战斗力颇强的日军部队，正悄悄向南方沿海开进。通过买通一名日军翻译，得知这正是美军遍寻不获的129师团的其中一部。郑重连夜赶回罗浮山向袁庚报告。东纵根据中央指示迅速将情报传到驻华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此举引起了美军的高度重视和赞许。
5月20日，他们给东江纵队拍来感谢电函：“……这些情报是重要的，实际上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揭露了敌人的企图和活动，帮助了我们的指挥当局取得更好的结论和制定更好的计划。”6月6日又致谢电：“你们关于波雷部队129师团的情报对我们会有帮助。你们报告该部队的指挥官姓名及其师团部在淡水，是我们所得唯一的报告。”8月17日，陈纳德将军和欧戴义少校也致函或致电曾生司令员，热情地称颂道：“你们经过袁先生的部门所做的情报工作是有显著的成绩的。”“你们关于129师团的报告很准确，总部致以谢意。”“华盛顿对发现129师团及其消息致以庆贺。”“对于你们曾做过的工作，我们感到极大满意，请把我的深切情意和尊敬向袁先生及他的工作人员表达。”
为避开日军在广东福建沿海的重兵把守，减少美军的损失，美军没有在中国沿海登陆，而是用原子弹最终击败了日本。为此，他们对东纵这个联络处的工作是感恩不尽的。1987年9月17日，美国举行纪念立宪200周年的活动，里根总统特意邀请袁庚出席在费城举行的纪念大会。大会之后，少数宾客应邀登上总统的游艇观光，里根专门向宾客介绍了3位对美国和世界和平做出突出贡献的“特别嘉宾”，其中一位就是袁庚。
然而，这令东纵老战士深感自豪的一幕，郑重已经看不到了。这位在1946年牺牲的年轻学子，1944年入伍后先被分配到港九一带搞情报工作，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情报组长。多年后，作为处长的袁庚还记得他“是调来4位大学生中最活跃的一位，年富力强，聪明肯干，有朝气”。袁庚对他评价很高，说他搞情报工作是“说一便知二三四”，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情报组长”。他“当时侦察绘制了启德机场机库、兵力火力配置图；鲤鱼门炮台位置、兵力火力配置；九龙青山一座经过伪装的军火仓库；日军两艘驻港军舰和一艘补给舰的停泊位置、活动规律，以及九龙军用修船船坞。”这些情报在对日作战中极为重要，使美军后期袭击香港九龙日军军事设施的命中率很高。
像郑重这样牺牲在抗战胜利后的还有当初活跃在政工队的3位中大学子，他们是洪佩兰、余小敏、夏洪的爱人沈如琼。
今天的中大校园，树影婆娑，鸟语花香，一派和平宁静景象，可有多少人知道，70多年前国立中山大学有这么一群热血青年，在民族危难的当头，离开了校园，投入到金戈铁马的行列中，不惜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谨以此文纪念并告慰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热血的国立中山大学学子。
（鸣谢东纵老战士欧阳波、王康的后代欧阳穗青、王凯波。）
注：作者任职于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东纵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