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言文的生存状态是很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
新文化运动后，文言文虽退出历史舞台，仍未被袪除净尽，而是在社会各个层面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文言应用场合依然十分广泛，在官方文件中，在报章中，文言还占据着主要的位置，民国政府的正式文告也是文言文。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抱怨说：“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后来他在《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一文中又感叹，当时报纸的文体主要还是文言，他在一九三四年对《大公报》和《益世报》中白话与文言所占版面比例作过统计，发现“白话所占篇幅还不到百分之十八”。
在今天看来，报纸似乎是全民大众的读物，但在那个时代，报纸，主要在大中城市发行，读者对象为市民。以小商人、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读者群，尤其喜爱并习惯浅近的改良体文言，不管是否附庸风雅，他们在感情上向慕自己不甚理解的高雅文化，并认同文言文的文化价值，试图去超越自己，举止谈吐也仿效那遥不可及的知识阶层、贵族阶层。
古人认为，文字是神圣的，字纸也须敬惜，掌握文字的读书人是值得尊重的。尊重文化、尊重知识，早已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准则。这个传统虽曾受政治干扰而遭到破坏，但人们对高层次文化始终还是怀着敬畏之心。
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文言应用也十分广泛。南北各都会以至中小城镇，文人经常组织雅集，文酒风流，唱酬切磋，留下丰富的诗文作品，即如邀约小柬、集会序言、书画题识等应酬文字，也颇具雅人深致。文友往来信札，一般民众的家书，以至广告、市招、揭帖等，都常用文言。由此观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美形式的文言文，根深叶茂，已深入社会的各阶层，也为部分群众所接受，绝非暴风骤雨般的运动所能彻底摧毁的。
南北各高等学府中文系多开设古代文史课程，学生研读古代文献，熟习文言。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乃至抗战期间迁移重庆、成都的各大学中文院系，不但要求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还鼓励学习文言文及诗词写作。
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开创出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更让这个学院成为“学术神话”；中山大学在三十年代是“复古”大本营，中文系主任古直强调师生要读经，并能作流畅的文言，古典文学内容的毕业论文，更是一律用文言写作。汪国垣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新生入系，汪先生就告诫说：“本系力矫时弊，以古为则。”要求学生能作古文。
民间私学更是文言传习之所，如章炳麟的国学讲习会、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梁漱溟的勉仁书院、马一浮的复性书院、智林图书馆，保存国粹，传承旧学。值得一提的是无锡国立专科学校，始建于一九二〇年，唐文治任校长，古文家钱基博任校务主任。历任教师有章炳麟、钱穆、鲍鼎、吕思勉、周谷城、胡曲园、郭绍虞、周予同、陈衍、陈柱、朱东润、夏承焘、饶宗颐等赫赫有名的学者，而学生中也有以下一些人物：吴其昌、陈中凡、蒋天枢、范敬宜、唐兰、王蘧常、钱仲联、冯其庸、吴孟复等，后来都成了当代文史研究专家。凡是毕业于无锡国专的都是文言好手。
当时中学语文教学仍以读文言文为主，一直延至四十年代末。由于大学的入学考试普遍使用文言，也直接影响到中学文言教育。龚启昌撰《读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以后》一文评论：“日前看见报上载江苏省会考试题一律用文言。现在国内各大学的考试，及考试院举办的考试，更非用文言不可。”又云：“无怪乎现在的中学生甚而小学生，你不教他文言，他还要求你教他文言。中学、大学入学试验的影响于学生心理与态度，比了行政机关的一纸号令，或文人的两三篇文字，不知要大多少。”在这样的环境下，文言文自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初等教育，除了政府开办的正规小学外，更多的是遍布城乡的私校以及各类家塾、学塾，不少人家选择后者以培育子弟。古代经典是学童必读的课本，《三字经》、《千字文》、《成语考》等更是习用的启蒙教材。一般民众从小就接受精英文化的教育，其立身行事自然也会受到先圣前贤思想的影响。民间百姓的书信、契据等应用文字，也往往文白夹杂或纯用文言，一九三一年张廷华编《新体评注历代骈文精华》一书序云：“今者国体变更，文运陵夷，而公私函牍，以此体为尚。”可想见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引车卖浆者的言谈，也许会比当今某些文化人高雅。
近百年文言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辛亥革命至新文化运动时期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年）
辛亥革命后，政体更张，而在文化上却一仍旧制，文言文继续保持其主流语言的地位。在新旧交替的时期，风云际会，人才迭出，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文学观点都反映在当时知识精英的文章中，真是异态纷呈，精彩绝伦。民初十年，可说是现当代文言文的鼎盛期。
在当时各种文学流派中，最触目的当数以梁启超为首的“晰于事理，丰于感情”的“新文体”派。它的影响遍及社会各阶层，竟成为此后数十年间全国以至海外华埠通行的“报章体”。此派文风，纯以气胜，其末流则夸张浮滥，格调不高。
另一重要流派是以革命家章炳麟为代表的“浙江派”。章氏才华洋溢，学问宏深，他的弟子黄侃、钱玄同都是杰出的学者，黄氏擅骈文，“风骨遒上，辞气澹雅”，钱玄同文章汪洋恣肆，吐泻无余。
南社诸子在革命后极为活跃，高旭、柳亚子、陈去病、朱剑芒等诗文皆擅，然过于重视政治宣传，总体水平似不如上述两派。
能维系文言正统一脉的仍是老辈文人，不少是名高一世的鸿儒硕彦。他们当中有桐城派、湘乡派的古文家马其昶、叶玉麟、姚永朴、姚永概、林纾，有专学魏晋文的王闿运、吴虞、冯幵，擅骈文的孙德谦、李详，此外还有严复、缪荃孙、冯煦、陈三立、陈衍等一大批旧文人。这些人学问深湛，功力老到，所作文字，皆可以为范式。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至抗战前夕
（一九二○年至一九三七年）
一九二〇年，教育部明令以白话为国语，中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编撰，这无疑宣告白话文运动已取得最后胜利。
文学艺术是各历史时期游离主流之外的文化人栖居之地。社会大变动后，一部分旧文人选择了逃遁。以“大隐”或“小隐”的方式，遁于市井，遁于山林。超然物欲之外，遁入自己的内心深处，成为真正的孤独者，实现自我封闭式的精神自由。文言文、诗词、琴棋书画则是文化遗民最后的遁逃之所。这群文人以前清的“遗老遗少”居多，他们是文言文最忠实的维护者，不懂得或不屑于写白话文，终其一生都用正统的文言文写作。从艺术角度来看，他们的文章质量最高。
另一批人可称为“文言改良派”。其中成员成分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类人：一是提倡“新文体”的梁启超及其众多的追随者；二是革命派人士，包括所谓“浙江派”的章炳麟、刘师培等以及南社成员柳亚子、金天翮等；三是留洋的学衡派人士，中有吴宓、柳诒征、胡先骕等。这些人在传统功力上大体不及老辈，主张“改良”文言，主张文字要条达疏畅，但毕竟才人甚多，亦不乏传世佳作。
此外，还有一大批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一直坚持以文言撰述，其中最著者如王国维、黄侃、吴虞、黄节、钱基博、汪国垣、刘永济、陈寅恪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教育界成了文言文最坚牢的据地，数十年来，古文承传，薪火不绝。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如陈独秀、胡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沈尹默、俞平伯、闻一多等早期人物，亦不时技痒，勒马回缰，制作文言，其中颇有可观之作。
三、抗日战争及内战时期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文人随国民政府迁往内地，寓居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亦有一部分人外流至香港、南洋；还有一些人滞留在敌占区南京、北平、上海等地。抗战八年期间，国难当头，人们已无心弄月吟风，整饰文字，与上一阶段相比，文言文的势头显然低落，但依然有人继续创作，歌颂慷慨捐躯的英烈，指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悲悯民间百姓的疾苦。国统区大学师生坚持教学，不少文科学者如钱穆、钱钟书、饶宗颐等仍用文言撰作。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敌占区中，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汪伪政权以“复兴中华文化”自命，任用一些邃于旧学的文人如周作人、龙榆生、陈柱尊、李宣倜、钱仲联等掌管文化教育机构，并出版《同声》、《新亚》、《国艺》、《中国诗刊》等刊物，时有文言文刊出。
抗战结束，内战又起，民不聊生，文学艺术更无足道矣。文言衰势益甚，只剩岭南一隅之地，尚保留旧日诗文创作传统。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十月，《广东日报》文言副刊《岭雅》，发表一大批粤籍文人的诗文，这已是中国大陆旧文化的回光返照了。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时期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
五十年代伊始，大陆的文化人面临一场新的“文体革命”。一切文学都成了宣传品，成了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被认为是封建文化象征的文言，非但失去了官方的地位，更被排斥在社会各个领域之外。教育体制全盘改造，采用苏联模式。大学中文系中没有现当代文言文的位置，文学研究者更是视之为“封建骸骨”，不屑一顾。
此后二十多年间，文言创作似乎是一片空白，各种出版物中，当代文言文几乎绝迹。早已溃不成军的旧文化人，更是遁逃无地，一个个从山林、从市井被揪出来，成为专政的对象，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被完全淘汰了。虽然如此，在民间，文言文尚维持一线生机，并在艰难发展，犹如谷底流泉，涓涓未绝。旧派文人如叶恭绰、胡先骕、马宗霍、郑逸梅、方孝岳、朱庸斋等时作短文序跋。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最大数量的文言作品当为文人的书牍和日记，这些文献是珍贵的时代实录，有待后人发掘和整理。八十年代，文艺复苏，劫后余生的老人们从尘箧中翻出少量旧稿发表，但已是明日黄花了。
一九五五年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语文课分为“文学”与“语言”两门课程。“文学”课本内容全部改为古典文学，按文学史顺序选编。历时短短两年的改革，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不少青少年自此爱上古典诗文，并尝试写作。
最可称异数的是，一九六一年，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各项政策一度宽松，张伯驹时为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居然私下召集意趣相投的文人学者，结成“非法团体”“春游社”，中有于省吾、黄公渚、陆丹林、黄君坦、罗继祖、张江裁、周汝昌等知名人物，“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逸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后来这个“反革命组织”虽被公安厅立案侦破，而当时所写的三百多篇文言文却得以保留存下来，终于在四十年后编成《春游社琐谈》一书出版，填补这段时期的空白。
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各国华人小区，似乎成了旧文人荟萃之地。广州、上海、南京、北平以至全国各地一些传统文化人，在政权变更前夕，乘桴济海。诸如潘重规、林尹、陈含光、高明、成惕轩、台静农、李晋芳、李渔叔、于大成等东渡鲲洋，黎国廉、刘景堂、曾克端、赵尊岳、陈本、张斌、曾希颖、饶宗颐、罗忼烈、傅子余、苏文擢等留居港澳，李祁、周策纵、王叔珉等远游海外。他们数十年来坚持文言诗文创作，中华传统文化，亦赖以一脉延绵。
五、改革开放时期
（一九七六年至二○一○年）
“文革”结束后，中国步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微阳初照，寒蛰昭苏，百废待举。各地纷纷成立诗社，复出的老干部以及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满怀热忱，重新写作诗词，并结集出版。在这时期，诗文集的序跋成为最常见为文言文体，作者多为诗词家或新文化人士，年青时未经严格的文言写作训练，于文言文的句法章法亦未考究，一旦好奇执笔，每以白话之法为文言，气格不纯，况复年事已高，才华衰退，故平庸之作多而精品少，与上辈文人相去甚远，绝大多数只能算是客串者而已。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趋向多元化发展，传统文化也受到普遍的重视。可庆幸的是，中青年学者已关注现当代文言文和诗词，不少人还致力于创作实践，网络上时见发表，其中不乏佳章。大、中学生中不少人喜爱并尝试写作文言。民间动态更不可忽视，学童的古文、诗词教育方兴未艾；民间学者正在成长，并出版文言体裁的有分量的著作。最近十年间的大陆地区的文言文，其数量之多，质量之佳，远过于前五十年。中青年作者的水平亦较胜于上一辈，路子正，立意深，格调高。文言文自有其内在生命力，正统一脉，后继有人，更不必担忧传统文明的灭绝了。
台湾、香港地区，是近半个世纪的文言文最坚固的营垒。直至七、八十年代，依然文风鼎盛，诗社文社林立。大学中文、历史课程，多用文言，毕业论文，亦多以文言写作。近年随着政局的更迭，教育制度的改变，加以老辈文人的日渐凋零，文言文创作已今不如昔，总体来说，亦似稍逊于大陆地区了。
二十世纪文言文文献，只有小部分作者有专集行世，而吉光片羽，每赖报刊杂志以留存。较早有《南社丛刻》，收录社员诗文稿，二、三十年代以文言为主的刊物有《学衡》、《甲寅》、《青鹤》等，四十年代则有《国艺》、《文史季刊》、《岭雅》等。
《学衡》，吴宓主编。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东南大学，一九三三年停刊，计出七十九期。此刊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职志，办刊目的是要证明“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每期有《文苑》，列文录、诗录、词录三子目，主要作者有胡先骕、柳诒征、吴宓、吴芳吉、梁启超、王国维、汪国垣、王易、林学衡、邵祖平、王瀣、曹经沅、赵熙、向楚、庞俊、方守敦、方守彝、姚锡钧、陈衡恪、李思纯、林思进、叶玉森、黄节、陈寂、曾广钧、夏敬观、曾朴、林损、陈曾寿、马一浮、张尔田、朱祖谋、曾习经、陈寅恪、刘盼遂、陈三立、瞿宣颖、叶恭绰、缪钺、邓之诚等数十家。其中坚人物被称为学衡派，皆为贯通中西的饱学之士，构成了当时中国的精英文化群体。
《甲寅》，章士钊主编。一九一四年五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同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十期。章氏出任教育总长后，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北京复刊。一九二七年二月停刊。共出四十五期。先后撰稿人有陈独秀、张东荪、蔡元培、梁漱溟、吴承仕、沈钧儒、黄侃、钱基博、陈三立、章炳麟、杨树达、叶德辉等。后期反对新文化运动，宣扬尊孔读经，坚持使用文言文，被认为是“封建复古主义者的阵地”。
《青鹤》，陈赣一主编。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七年七月，因抗战爆发而终刊，计出一百一十四期。为同人刊物。创刊号刊布「本志特约撰述」共一百零五人，有陈衍、丁福保、王莼农、刘承干、梁鸿志、周瘦鹃、黄浚、傅增湘、孟森、章士钊、蒋维乔、夏仁虎、吴湖帆、冒广生、于右任、钱基博、吴稚晖、高梦旦、陈巨来等一大批杰出的文人学者。是刊特重文献保存，近代名人之日记、笔记、序跋、书札、年谱、诗文集，分期连载。被时人看成是旧文人绝地反击、屈指可数的一块阵地。
此外，还有一些大学文科学刊也采用文言。如三十年代中山大学中文系学刊《文学杂志》，古直主编。每期均登载师生的文言诗文。
《文史季刊》，王易主编，国立中正大学出版。是刊一九四一年三月创刊，初拟每三个月发行一期，每年四期，合为一卷，然仅至第二卷第一期，卽未再出版。是刊栏目，首学术论文，次文录，次诗录，次词录，次英诗选译。作者有胡先骕、王易、吴宗慈、陈颖昆、萧宗训、涂世恩、王英瑜、陈树人、王迪纲、欧阳祖经、程学恂、林庚白、张景煦、吴天声、胡献雅、周岸登、沈尹默、胡光炜诸家。
《岭雅》周刊，陈寂主编，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创刊，计出七十期。原为《广东日报》副刊，自四十五期后，改为《中央日报》副刊，傅静庵主编。是刊主要分文录、诗录、词录三栏。作者主要是粤籍或寓粤人士，有詹安泰、吴三立、佟绍弼、陈湛铨、黄海章、吴天任、叶恭绰、李沧萍、陈寂、何曼叔、傅静庵、陈荆鸿、方孝岳等数十家。
汪伪治下，又有《国艺》、《学海》、《同声》等刊物，颇存此一特殊时期的文献，似乎尚未得到当代学者应有的重视。
进入二十一世纪，民间刊物渐露锋芒。一群青年网络诗人所创办的《留社丛刊》，登载社友的文言诗文，质量颇高。中山大学岭南诗词研习社社刊《粤雅》，刊载本校师生的诗词作品，也有一定数量的文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