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是中国三千年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一根重要的纽带。这根纽带绝不能割断。学衡派中吴宓等人认为，文言文历史悠久，能通行两千多年，必然有其合理因素；不懂文言文，就无法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文言文属于精英文化，形质优美，精炼高雅。近百年来，文言虽处在主流文化视野之外，但它对中国整体文化的发展仍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二十一世纪，学习和创作文言文有什么现实意义呢？除了教科书中所说的内容之外，还应有以下几点：
一、传承高贵，促进社会文明。
文言文的世界，是一个以“君子”为人生理想的世界。儒学，可以说是君子养成之学。君子，高尚尊贵，才德出众。历代的读书人努力进修，以君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省自觉，自尊自胜。中华是文明之邦，礼义廉耻，是古代贵族言行的准则，是孜孜以求的美德，是高贵的象征，是传统文化精神核心价值所在。君子立身处世之道，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顶天立地的担当，故以“向上一路”指示人们，刚健弘毅，自强不息，仰山瞻日，努力去接近高贵与荣光。
文言，一种高华典雅的语言形式，是传承高贵的纽带，它本身涵蓄着贵族文化礼仪的余韵流风，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人们浸毓日久，智慧增生，气质变化，连仪表举止也“温、良、恭、俭、让”。有了高贵的精神和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健全稳定。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浅俗化的运动。文化虚无主义者以过激的手段摧毁了贵族精神、精英文化，也就从根本上损害了大众文化。要求所有人都向下看齐，而不是向上看齐，必然造成文化精神的大滑坡。《孟子·滕文公》云：“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失去了向上的指引，大众文化失去出谷迁木的机会，也就不可避免日益堕落，严重地妨碍社会文明进步。
如今，人们已痛切地认识到这场运动带来的恶果，不少有识之士奔走呼吁，要传承高贵，重建社会精神文明。只有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价值体系，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二、提升审美层次，雅化白话。
古人常谓文章以体制为先，辨体，更是衡文的首要之务。体有尊卑之分，雅俗之别。而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也有文野与精粗之别，只有加工、美化了的语言，才可提升为文学语言。“文”与“言”分离是正常的、必要的，即使在今天，白话文也不等同白话，白话文还需继续雅化。也许未来的白话文中，会形成“雅文”与“俗文”两种文体，如同文言与白话那样。
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科学的发展，加剧了语言的俗化过程。时至今日，白话文的低俗化、痞子化已至极端。白话文要成为完美的文学语言，成为纯正的“雅文”，要在审美层面上提升，还得回过头来向文言文学习和借鉴。
白话文是文言文的后续与延伸。林纾云：“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梁启超认为，要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朱光潜也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白话文由于易学易写，也就容易粗制滥造，失去文言的滋润，白话会变得枯干。好的白话文，须用加工、美化了的语言去制作。胡适所主张的“以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正是文言所长。
文言文惜字如金，简练如诗，是最精美的文字，也是最好的模板。文言文中不少词汇、典故，还可以继续进入白话，不断被吸收、融化。文言文遗留下来大量成语，已成了现代汉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言简意赅，大大地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力，提高了白话文的素质。这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须好好继承，更不应随意糟蹋。白话文今后的趋势虽然难以预测，作为当代文明的重要载体，白话文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任重而道远。我们还是希望未来的华族语言，可以更文明些、高雅些。
三、学习文言创作，继往开来。
近三十年，传统文化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大量古代文献整理出版，青年学子得以接触优秀的文史典籍。尽管是长期的隔阂，雾掩云遮，文言，依然是许多人心中的高洁的圣域，有志者还期盼着向上攀跻。如今，不少文学青年重新学习这种本已不太熟悉的文体，并试图创作文言文及诗词。当代人从小就生活在白话文无边的旷野中，文言，只是偶然入望的天际云山，在这种语境中成长的青年，要领悟文言独有的情调、语感，实在不易，学子们不妨多读一些文言典范之作，唤回历史文化的记忆，对传统文明产生认同感，并作一些写作练习，增强切身感受，丰富自己的语藏，掌握基本的写作技巧。
当代的文化人，尤其是讲授和研究古代文史的大学教师，也应尝试用文言写作。如果没有创作经验，缺乏感性认识，则如雾里看花，不知个中情味，所谓研究，也只能是掠影浮光，难以探微索隐。不关注、不实践文言写作，对于研究者自身来说，无疑也是一大缺失，正如钱钟书那稍有点尖刻的比喻，应羞于自己的无能为力。诗词创作需要天赋，不是人人皆可以为之；而写出合格的文言文，只要多诵读，多涵泳，自然水到渠成，没有学不会的。
学习写作文言文，第一步骤就是仿作。对前代优秀文学借鉴、吸收。吴宓云：“文章成于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摹仿，是学习最有效的手段，是所有文艺门类的初学者必经之途，未经这一步的，在行家眼中，只是徘徊于门外的“爱好者”而已。
摹仿，宜取法乎上，先难后易。不要以为浅近的文言易学易写，便随意仿效，草草书成，一成习惯，则难以自拔，再也不能深入古人的堂奥了。一入手就要摹仿古代的佳篇，无论是左、马、班、扬，还是韩、柳、欧、苏，只要是第一流之作，皆可为范本。应以庄敬之心，逐字逐句体味古人的用心、作意，如陈寅恪所谓“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同一境界”，吟哦背诵，只有熟习文本后才能领悟其语感，诸如句字的平仄交互，字眼的“响”、“哑”，也须注意。
在这过程中，要尊重文言固有的程序规矩，不应逾越。慢慢掌握词汇、句式、章法，然后才试行仿作。先精一家，再广为取法。吴芳吉谓“从事文学原不可以一家一书自足，其必取法百家”，实是个中人语。好的文艺作品，是由感情加上沉思而创作出来的。没有感情，则不足以动人，没有沉思，则未能深刻。
文言文，由于它语言上的特性，成文较慢，则更宜于沉思。遣词造句，有如沙里淘金，细细选择最宜于表达感情的词汇，力求优雅精微，曲深隽永。写作过程也是与古人对话的过程，努力去领略汉风、唐韵、宋意，感悟古人的文化品格与伦理精神。
文言文有多种体裁，各有其不同的语言形式、表现形式以及审美形式，学者须细细揣摩，掌握各体的特色。古时文体分类体例不甚画一，如《明文海》分体二十有八，每体之中，又各为子目。清《古文辞类纂》则分为十三大类。大抵最要者有论辨、传状、碑志、赠序、书牍、序跋、杂记、箴铭、庆吊等，各有功能。
进入民国后，文言文使用范围显著缩小。到了当代，就只剩下序跋、书牍、杂记、碑传几类较为常见外，其余的多已弃置不用了。文言文又有散文与骈文之别。骈文是一种很特异的文体，在乎散文与诗之间，字句整齐匀称，讲求声调韵律，多用四言六句，故又称“四六文”。文至骈体，可谓已臻形式美之极致。
唐宋以还，有所谓散、骈之争，即古文与时文之争，势同水火，各不相让，虽然如此，却不似后世之文、白之争，拚到你死我活为止，不少古文家能作四六俪偶之文，骈文家亦能散体。骈体文与散体文，同途并驾，已历千年。当代颇有热心人鼓吹写赋与骈文，作品极多，佳者则罕见。“能观千赋，而后能赋”，今之所谓赋家，谁能解此？
笔者相信，喜好文言，往往是出自本性，出自天然。也许，“保守”思想是与生俱来的，文言文似更宜于表现人群中这小部分人的精神世界。既然爱上了它，就应该尽力去做到最好。辜鸿铭云：“语言要高雅，表达要自由，用字要简练，意义要完满。”今天写作文言文，也应以此为追求的目标。
时至今日，文言文依然有它的生存空间。刘梦溪说：“文言文有什么好处呢？文言能保持文本的庄严。”并认为重要的文告、外交文献，都可使用一些文言语词和体式，“适当地使用文言文，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国家的重要文告，略增一点文言的话，国家的威信都能提高一点。别人会认为你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度。”
文言是一体典雅的文体，在某些特定范围、特定内容、特定语境内仍难以被白话文取代。如致祭炎、黄二陵的祭文，殿堂新建、古迹重修的碑记，相信用文言文会显得更严肃庄重；某些学术门类，如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东方哲学中某些著作，也宜于用文言撰述。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熊十力《新唯识论》，假如采用白话的话，肯定会大为逊色。新编《清史》，若用文言，则可与传世《二十四史》的语言风格统一。
此外，如诗文书画的序跋题记，带有私隐性日记、书信等，一用文言，便生雅韵。一些实用性文体，如公文函件、揭帖广告、契约请柬，以至展品产品的说明书，适当使用文言，自可提高其文化品位。
网络时代，为文言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互联网提供了展示作品的平台，近年来，时见有文言文在网上发表，从文章水平来看，虽然多数还处于习作阶段，但可见证这一古老的文体已被部分年轻人所接受，并尝试撰制。其中亦有较成熟作品，体裁、题材都多式多样。此外还有大量的微博，篇幅短小，言简意赅，除了创造新的词汇外，文言语词得以复活并大量使用，个别版主亦偏好文言。手机及网上流传的段子，时以排偶形式，活用成语，带有颇浓的文言成分。
当代文言，也许会分成改良派与传统派两路。梁启超所创的“新文体”，开了改良文言的先河，学衡派的胡先骕等也曾提倡文学改良，章太炎、傅斯年等人主张言文合一，文白交融，为适应现代人的习惯，以白话思维代替传统的文言思维。改良的文言文还是文言文。将来的改良派也许会沿着“新文体”及学衡派路子，文言句式中夹杂着白话句式，不避新词汇及俗语。传统派文言，是正宗古文，即以文言思维，并以文言句式为主体的文言文。如同要写好外文，必须用外语思维那样，要写出纯粹的文言文，也必须用文言思维。先用白话想好，然后用文言翻译，只能制作出夹生的文字。
如今，更有学者提倡所谓的“现代文言”，要在改良派的基础上进一步浅俗化、口语化、生活化，让一般人都能看得懂，以利于普及和传播。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无论是以“文言为体，白话为用”好，还是以“白话为体，文言为用”好，这种半文不白的写作，只能是低层次的现代假古董，它失去了传统文言的最主要的优点，如高贵、庄严、典雅、精炼，又难以与更通俗的白话文抗衡，真正的行家不屑于读，大众读者看去也似懂非懂，高不成，低不就，非但不能挽救文言文濒危的命运，反而使它失去赖以幸存的基石。文言文美好的躯壳不复存在，文言文生命也就真的完结了。
文言文早已定型，是一种遗产，不可能进行改革。所谓改革，只能是调和，是俯就，是俗化。文言文的“现代性”，只在于文章的思想意义，而不在其形式、技巧上的通俗性。
笔者主张，应学习和创作能与传统衔接的“纯粹”的文言文。今后正宗的文言，应该有典雅的语言，高尚的格调，穿越古今的文化情怀，古色古香的审美趣味，既能遥接古人的謦欬，又有现代的生活气息。少数人写，少数人读，以维系斯文一脉，断而复连，危而不坠，这已是最大的冀望。所谓“复兴文言”，不必要也不可能。文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个人和小众的，不可能为全民服务。它难以复兴，也不会消亡。
在今天，属于大众的文化已不少了，荧幕上的升平歌舞，欢声笑语的二人转和大腕相声，手机里的杂色段子、小报满版的明星轶事，警匪、帝王片，各式各样的武侠、言情小说，梨花体诗，含泪的散文，这都很好，很好。把诗词、文言文、古琴等早已被弃置的东西留给小众，恐怕也不为已甚吧。相信社会群众有足够的度量，能容忍这类小众文化的存在。
现当代文言文如同诗词一样，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本来，是否使用文言文撰作，纯属个人的文化取向，应得到他人的尊重而不是妄加指责。当代文化教育界中，尤其是语言文字工作者群中，也许是源于某种自卑、自虐的心态，对文言文鄙夷、敌视、攻击的不乏其人，横加以“腐朽的旧文化”、“复古主义逆流”、“时代落伍者”种种罪名，叫嚷着要彻底否定和扫荡，但却很少人冷静下来，对近百年的文言文这一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即使偶有研究者，也往往认为现当代文言思想文化是“顽固保守”的，不合时宜的。没有对大量作品进行微观的审视，钩稽排比，概括综合，探求其艺术的内部规律性，也就不可能进行宏观的和抽象的理论研究。
亦有论者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文言与荒谬的思想必然是“融合为一”的。这种偏见至今犹未消除。历史经验早已证明，用白话文去传播荒谬的思想，其危害性远比用文言文大得多。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慨叹：“吾知百年以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国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钱先生所感甚大，事过已近百年，说真的，笔者从未认识到旧文化与家国兴亡有多大的关系，更无法一一理清文言文盛衰的前因后果。
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没有文言，没有诗词，没有一切旧物，也无妨大局，芸芸众生依然可以鼓腹讴歌，颂平鸣盛。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滔滔浊浪之中，偶然飘来几瓣落花，唤起人们一些凄美的回忆，也许就够了。希望这个选本，能起到启迪心智、激发美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