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5年和1978年先后两次被借调到教育部，进行短期工作。1975年正值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工作，在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盛行，对文化教育战线影响尤甚，甚至一度使我国的文化科教事业处于崩溃边缘。邓小平同志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拨乱反正，重点从文化教育领域抓起，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教育部随即从全国各重点大学抽调了一批教师，组成调查队，对文革以来我国的文化教育状况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为恢复高考从而恢复正规的大学招生及人才培养工作做好准备。
我们主要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通过访问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调查“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效果。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发〔1970〕46号）——— “中央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当中写明：学生录取条件首先是政治思想好，二是有实践经验，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还要招收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且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招生办法：“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文件下发后，当时许多大学都招收了工农兵学员，但由于学员间文化水平差异很大，教与学都面临许多障碍和困难，加上还要花去不少学工、学农、学军的时间，且本身学制短，只有三年，所以这些学生真正用于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不多，大大地影响了真正高水平、高学历人才的培养，群众意见反映也比较大。
虽然如此，工农兵大学生的培养，也为文革期间大学多年停止招生，给国家文教事业的发展停滞及人才培养断层的状况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作用。少数工农兵学员毕业后通过读研及自身的不断刻苦奋斗，也逐渐成长为优秀人才。总的说来，这次调查研究为文革结束后，国务院批转教育部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的意见（国发〔197〕112号），恢复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1975年秋，由于“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及“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只能各自回校。由于我在教育部工作期间，常与中山大学党委（当时李嘉人同志任党委书记）联络，通报一些新情况，在学校举办的批判会上，还有人不点名地批判我泄密，但因没什么真凭实据，所以我幸运地没有受到多大冲击。
1978年，我第二次被借调到教育部，参与筹备我国1978年科学大会。我们深入到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专家学者在文革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发现不少专家、学者虽然在文革中饱受抄家、游行、批斗，甚至有被关进“牛棚”的遭遇和冲击，但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仍然默默耕耘，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优异的成绩。
如我校昆虫研究所所长蒲蛰龙院士和他领导的团队，产、学、研结合，从实验室到四会县农村的实验基地，进行生物防治的深入研究。除了亲自在实验室和进入田间进行实验、调查外，还为基地培养了不少生物防治的技术人才，扩大了实验范围，为水稻的生物防治，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和贡献。蒲蛰龙院士被誉为“中国生物防治之父”，其生物防治的科研成果，获得了我国1978年科学大会奖。
我校生物学遗传学教研室李宝健、林月婵等老师从整体、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水平上对“‘作物三系’生物学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当时我也参与其中，利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如原子核示踪技术，采用放射性14C标记氨基酸，对“作物三系”进行标记研究，再用电子显微镜放射自显影技术，对袁隆平院士发现的“作物三系”，水稻的可育与不育系植株对物质合成差异的理论基础开展研究，为“作物三系”理论在农业上的实际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成果也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