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31日，国立中山大学在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以中大学生为主体的全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中大同学用血肉之躯成就了这次运动，成为广州青年运动史上不得不书的一页。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秩序全面崩溃，直接表现在中大的，是直接动用武装力量干预控制学生并最终导致7月23日的大逮捕事件。在这场汇聚了全校同志战斗情谊的“最后的营救”中，中大学运以光荣的胜利而告终。由此在革命师生中凝结的“石牌情”，也被而今已届耄耋的中大老校友们深深铭记。
在运动过去了50多年后的2003年，求进报社承接了校党委李延保老书记指派的任务——在校友总会的指导下，参与8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的“纪念解放战争时期中山大学学生革命运动”活动的策划组织。我与其他求进同仁有幸参与其中，与这批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大“革命者”结缘，为“红色社团”作了新的注脚。
当年编撰《迎接光明 走向自由》时，也曾尝试对这段历史和亲历者作一评说，但总显得苍白无力。此后每次和老学长们谈起“五·卅一”和“七·二三”，他们照顾了我的先入为主，总是轻描淡写。时隔近12年后，提笔重拾一些片断，当作是对我参与纪念活动筹划的一个回忆，更是对这段情缘的一种感怀。
一
时间回到2003年底，那时我还是一名大三的学生。作为求进报社的一员，我的工作主要是采编，希望能在次年纪念大会召开前，拿出一本纪念册来。
一开始，出于专业本能，我扎进省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试图从档案文献角度入手，在史料的整理和发掘上有所突破。事实证明，虽然收获了少量老照片和档案（包括属于那个时代的边角料），但不足以还原事件本身。在接下来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求进的同志们回归到最基础的工作，从校友会拿回一堆堆资料，从头啃老学长们的回忆文章。啃着啃着，总觉得材料比较零散，对于一般人而言，难免有盲人摸象之感。能否把中大“革命性”主线有机串联起来，成为我们的共识。
2004年的年前年后，求进的同志们兵分四路，先后在北京、湖南、广西和广州本地走访老学长，或由校友会召集座谈会，密集接触老学长们。见面寒暄、倾听故事、交流情感，成为那段时间求进人最常做的事情。和老学长们交谈的过程自不用说，单说在熊德龙四楼会议室里不定期开的碰头会，求进同志们所迸发出的豪情与感佩，让人仿佛亲身回到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纪念大会在即，校友会的老师们忙于发邀请、确认名单及各种统筹协调，求进另几位同志如陈颀、马艳等倾力于纪念大会的筹备事项，王莉婧师姐和我则主要投入纪念册的统稿和编辑。那时我们不缺材料，缺的是如何把材料系统有机地串联起来。这项看似没啥技术含量的事着实折腾得我们“心力交瘁”。会议室里的白板写满了时间表，看到一次，紧迫感又增加一分。那时排印的工作室在曾宪梓堂南院，除了上课，在工作室里从早上九点待到晚上十一二点成为四五月间的常态。每每抱怨“顶不住了”，每每又像打了鸡血般埋首于厚厚的校稿之中。那段时间，我常常顶撞作为主编的莉婧师姐，我坚持的是篇章间的平衡关系，而师姐坚持的是材料的本来面貌。这些“纠结”都在碰撞中慢慢消融，纪念册也在一次又一次的“交锋”中渐渐成型。
大样出来后，我们分送几位老学长审阅时已经临近印刷。我清楚记得，李思迈学长在电话那头细细地指出我们的疏漏；我顶着重感冒去黄建树学长家讨教，一边被他笑话“年轻人身体太差”，一边看着他校正个别事实。在多方意见汇总后，当清样缓缓从打印机里吐出，已是纪念大会前一周的某天晚上九时余。求进的同志们在南门外一家面馆，传阅着散发着墨香的定稿，吃啥已然不是重点。那种感觉，是我一生难忘的。
再就是2004年5月31日纪念大会当天，熊德龙二楼上演了以“五·卅一”运动为蓝本的话剧《南天风雷》，场外也下起了倾盆大雨。晚宴前在康乐园餐厅门口，李延保老书记亲自站在车门前，搀下每一位老学长；求进人撑起红雨伞排成一条“长廊”，为老学长们遮挡风雨。每每想到这里，我眼泪止不住的又一次泛滥。
二
搬家数回，我的书柜里“常在”的，必定有那么几本。《风雨石牌 学子放歌》，是刘天锡学长所作纪念解放战争时期中山大学学生革命运动的纪念诗集，我们编辑《迎接光明 走向自由》时选录了其中“石牌蓝缕业 康乐开新纪”一节，作为纪念册里互动部分的开篇。《血债》，是黄建树学长等有感于“仅尚存数本，为保存珍贵史料”而重印的，蒙他不弃赠我一本，此书收录了“五·卅一”运动相关的照片、报告、宣言、信札和改编歌曲，而今读起来，仍能够感受到当时作为宣传材料散发所带来的热血效应。《使命》，是中山大学理工校友联谊会的老学长们汇编的解放后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回忆录，黄建树学长笑言是“革命运动的延续”，我在此基础上引申为“打破一个旧社会后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过程记录”。服从需要、边干边学、不悔初衷，是我从书中读到的三个关键词。
《血债》里夹着一张打印的合影，我近日才将它装裱置于书桌之上。时间定格在2005年7月1日，照片里有黄建树学长、杨白清学长、梁穗雅老师和王莉婧师姐，那是我在同一个校园里完成身份转换时刻留下的珍贵记忆。彼时的我，清瘦而青涩，手里拿着的就是这本《血债》。随附一张纪念卡，正面是一面党旗和“忘年之交 欢聚中大——共庆建党84周年”字样，背面手书“送小刘”，那是黄学长亲自用电脑设计并打印出来的。
还有一张光盘，内容是建国60年大庆时广州电视台《岭南星空下》栏目制作的“五·卅一”运动专题片，也是黄建树学长送给我的。早在电视播出的时候，他就反复交待我提醒求进诸君收看。2012年年初，他专门刻录给我，在封套上还有这么一段话“今年是‘五·卅一’运动暨‘爱协’成立65周年纪念，温故知新，矢志不移，特再复制给中大‘忘年之交’挚友参阅、共勉”。
正是这些留得住的，紧紧系住我和老学长间千丝万缕的记忆，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渐淡渐远。
三
我在读《使命》的时候，留意到几位我较为熟识的理、工学院老学长的文字：
胡泽群学长在文章末尾因30年来未辜负党和国家的教导与重托，一生无憾，问心无愧，写下“坚定不移跟党走，身心健康乐晚年”。李伯天学长则写道，“除个别人有突出贡献，个别人轰轰烈烈以外，多数人和我一样，过得十分平凡，没有作出什么突出贡献。但大都根据工作需要，在党的安排下几度变换角色，经过各种转折，在平凡的基层工作中尽自己一分力量。”黄建树学长一气呵成四言长诗，“离而不休”、“忘年互动”、“与时俱进”成了他的代名词，忆当年，多叹“问心无愧，不枉此生”。洪斯溢学长庆幸于“能够跟上时代的洪流……走南闯北，尽心尽职，始终保持革命队伍一员的本色”。
这样的文字，如果不是提前做好功课，怕是难以深刻理解的。2012年农历新年后，我有幸参加与在校求进同仁的讨论，再次谈起老学长们。我尝试用六个“爱”去诠释他们的情怀，分别是：爱党、爱国、爱校、爱同学、爱战友、爱晚辈。这些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看似稀松平常的字眼，他们用一生将其阐发得淋漓尽致。在我看来，没有“爱党”，就没有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放弃个人利益投身民主革命的勇气和魄力，就没有文革时遭受不公正待遇时的坚毅和刚强；没有“爱国”，就没有求学时代的“读书不忘革命”，就没有解放后的“哪里需要哪里搬”“边学边干开荒牛”；没有“爱校”，就没有当年身为中大学生的豪迈气概，就没有而今作为中大校友的母校情深；没有“爱同学、爱战友”，就没有革命年代的携手同心、互相掩护，就没有时至今日的往来奔走、“飞鸽传书”；没有“爱晚辈”，就没有年届耄耋心系学子，也就没有后面我所讲述的发生在我和几位老学长间的故事。
黄建树学长和杨白清学长，是我的两位“忘年交”，论年龄我在他们孙子辈上，通过筹备“五·卅一”和“七·二三”纪念活动认识，交情一直持续至今。姑且不说黄学长的游泳钓鱼、电脑桥牌，也不论杨学长的晚睡晚起、食无禁忌，单此二位对我的“耳提面命”，就足令我受用终身。当年我选择留校工作，他们没少关心，直到后来的继续深造、工作调动、思想变化，他们也亦师亦友地给我提供各种建议和帮助。有趣的是，当我们聚在一起聊天，黄学长会“教导”我志存高远，用“高标准严要求”看待我的发展变化，而杨学长在一旁打圆场，替我说尽各种好话。这种“红脸白脸”的搭配，在让我感受前辈殷殷寄望的同时亦觉得温暖如斯。为数不多的聚会，黄学长都会带来相机留下合影。甚至在前不久的聚会后，他深夜还等着我回复邮箱地址，就为了把聚会合影发给我。每每想起这些，思绪奔涌便难以收拾。
2004年四五月间，为了补拍一些学生革命运动发生地的现况照片，我约了李伯天、冯训瑜两位学长在一个下午前往华南理工大学校园拍摄，由两位学长担任向导。不巧的是，虽然我提前近两个小时出门，但却逢大雨滂沱，公交车经过岗顶的时候积水已漫过车轮。堵车时我电话联系李伯天学长家中，得知他早已出门，家属也颇有嗔怪之意。周折之下，怀着歉疚赶到华工教学主楼，见到两位老学长，他们丝毫没有责难和不满，立刻带我在整个华工校园里寻访取景，娓娓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雨后的天气湿热难当，可他们甚至连一口水都没有喝。
黄嫣曼学长，在一个闷热的午后带我前往长湴村走访了解当年师范学院学生在长湴做群众工作的情况，还联系上一位当年的“老革命”。在那个已经看不出革命痕迹的城中村，我们从梁氏宗祠里扒拉出陈年旧物，分享当年“学生村民一家亲”的平凡故事。走访结束时已近黄昏，黄学长坚持不让打的，只勉强同意我坐公交送她到文明路附近，就不准再送了。
其他我走访过的老学长，还有陈国安、李思迈、吴蘅芳、罗彦群、黄进等几位。他们讲述的故事，或许我已经记不起全部，但每每翻看从那个数码相机尚不普及的年代保存下来的寥寥几张照片，总能回忆起短暂相逢里的点点滴滴。李思迈学长，那两道如霜的剑眉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2012年初，我随同校友会的老师去医院看望术后的他。戴着氧气罩的他十分虚弱，就连想多讲几句话，也被哽在喉中的痰呛得咳嗽不止。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曾想过了不久即听到他已经辞世的消息。而今想来，唯一的期盼，就是老学长们保重身体，健康快乐度过晚年。
弹指一挥间，与老学长结缘已11年有余，这份情缘在岁月的流逝中悄无声息地延续着。关于他们，有太多说不完的故事。而今，当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和如今的学生谈起往事种种的时候，当我尝试以玩笑的方式将老学长们的传奇定义为“随波逐流”和“逆来顺受”跟学生们分享的时候，他们会很尊重地听完，然后或唏嘘感佩、或沉默思索。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全懂，但如果有心，总会慢慢体会到其中的美好。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国家和社会赋予的使命，并将爱与希望的薪火传递给我们。当耳边又响起“肩上的道义笔下的风采铸成民族的尊严”的时候，血液又再次在身体里沸腾。
（2012年8月初稿，2015年5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