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刘烈茂教授仙逝整整五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常在梦中出现；如烟往事，犹如昨天，浮现眼前。
中文系的接力棒
想当年“文革”期间，中文系原有许多干部、教师挨斗的挨斗、靠边的靠边，待到要“革命三结合”，“复课闹革命”，谁来当主持？当时，刘烈茂老师是1963年从北大中文系调来的党员讲师，他在两校教学中已崭露头角，无论政治、业务、身体都很好，便被结合为中文系革命领导小组教师代表成员，后来，又担任副组长，至1972年2月，校党委又要他担任系总支书记，这可叫他为难。刘老师素来想当“教书匠”和“读书人”，以治古典文学为自己的志向；而且，他深知其时政治动乱，系内系外矛盾、困难重重叠叠，党内党外工作都很难做。于是，他再三婉言推辞，而校领导则再三强力说服；作为共产党员，刘老师选择了“服从组织需要”，答应“代理”；校党委遂任他为总支副书记，书记暂缺，实际上由他代理。
“不做则已，做了就要做好。”这是刘老师为人守则之一。他紧密依靠与配合当时“三结合”的伙伴曾宪通、陈必胜等老师，积极探索中文系教育革命的新路子，努力为复课创造条件。他带头参与组织到高鹤县合水办“大文科”试点班，借此向学校提出要求落实政策从干校调回了吴宏聪、吴文煇等一批原有领导、骨干教师，他们同原哲学系、历史系干部、教师合作共事，从培养目标、学生来源、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到教学计划、教师安排等等，进行了设计和实践，办出了成绩与经验。其间，刘老师身体力行，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随后，他们又配合工宣、军宣，组织中文系在校师生下乡下厂开展社会调查，探索开门办学途径。在此基础上，中文系得以顺利地招收工农兵学员，较快地恢复教学秩序。在“上、管、改”口号震天响中，刘老师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同其他系领导成员很重视教师队伍建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们一方面陆续争取从干校调回原有的教师与干部；一方面从社会上物色、挑选了一些德才兼备、实践经验比较丰富、适合从事教学、学术工作的专业人才来系任教，当时叫“掺沙子”；还很重视发扬文革前中文系“传帮带”的好传统，在教研室、任课教师的安排上注意新老配搭，以老带新，每年还挑选优秀毕业生（包括历届工农兵学员）充实系的教师队伍。刘老师坚持学生要“以学为主”，“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此，要求教师要敢于改革创新，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要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后来的情况表明，在“文革”那“艰难时世”中文系培养的七届工农兵学员，他们普遍反映在中大中文系那三年“很幸运”，“真正地”“学到了”“不少东西”，很感谢老师对他们“敢教敢管”；而社会评价，他们的思想政治和专业素质也相当不错。他们不会忘记，刘烈茂和各位老师为培养他们付出了许多心血！在此期间，刘老师还与其他系领导一起复办中文函授，组织教师到省内辅导点讲课，继续探索开门办学、为社会培养更多人才的具体途径与方式。
末届工农兵学员毕业于1979年，已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此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相应的，中文系也恢复了系主任负责制，从1978年6月起，刘老师任系副主任将近五个年头，在这期间，刘老师一直协助系主任吴宏聪教授主持中文系领导工作，在拨乱反正、教学改革中，继往开来、千方百计重新振兴中文系。刘老师对师资队伍建设，教研室设置，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改革等提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并做了许多具体组织工作，打开了中文系教学的新局面，培养出了恢复高考后头几届高质量的本科毕业生，其中许多学生走上社会后成了省内外知名的、有成就的行政领导或业务骨干。在这几年，刘老师为了做好系的工作，自己还要编写新教材、讲好课，经常废寝忘食，也不在家做饭了，人们常常见他端着旧搪瓷碗到他家附近的饭堂买现成的吃。一问，他总是说，“不错呀，饭堂打饭菜省时省事也不贵……”。刘老师坚持“教书育人”，他讲的古典文学课，注重“古为今用”；每堂课总是观点鲜明，重点突出，引述扎实，联系实际，生动幽默。学生普遍反映说，听刘老师讲课“很受启发”，“得益良多”……。
如果不是割断历史，如果不是戴着灰色眼镜，谁都会肯定：刘老师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对于中文系的生存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好党员、好教师；他承先启后，在复兴中文系的长跑接力比赛中接过了不胜其难而十分关键的一棒，奋力前奔，让队友得以顺利交接；如今，中文系在长征路上已获得不少教育和学术的奖牌，复兴了，辉煌了；回首当年向来路，刘老师担当重任，开拓进取，功不可没。然而，却有过一阵子空穴来风，说“刘烈茂搞潮州帮”，只因刘老师是潮州人其时系党政领导班子中也有过几个是潮汕人，连德高望重的系主任吴宏聪教授曾在汕头读高中也算上“半个”；究其实，则并无“罪证”可陈，意欲把刘老师“赶”离系领导班子而已。对此，系内外有不少人为刘老师抱不平；但刘老师很淡然，很坦然，他笑笑地反过来劝慰他的朋友说：“算了，莫须有，说我的人无非想整我，但又没有公开提出来跟我讨论。扪心无愧就得了，地球照样转呀!......”果然，待到他履新中大古文献所，”“潮州帮”之说也就自然蒸发了。
古文献所的“开荒牛”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需要，1983年3月，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正式成立了。首任所长是王季思教授兼任，实际上由专职副所长刘烈茂教授主持该所日常领导工作。当初，该所真是个空架子，给15人的“编制”，些许的“启动费”，挤在人类学系大楼的一个角落作“办公室兼工作室”。岂止筚路蓝缕！明知垦荒难，也要撑着上。刘老师责无旁贷地当起了该所的设计师：他调查研究，访师问友，四处取经，制定了本所的工作发展规划，征得王起老师和校领导同意，便从研究人员的配备、研究项目的实施、经费的筹措、成果的出路（出版）等等采取措施，力求一一落实到位。他立足本所为基地，采用“五湖四海”战术，“外引内联”，以本校拥有著名的王起先生带头的中国戏曲研究学术梯队与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师队伍的强势、拥有“秘藏”的“清车王府曲本”文化宝库，以及位居“岭南文化”中心的地域历史文化优势，确定了本所研究的主攻方向及战略目标，成立了“明清文化”和“岭南文化”两个研究室；他竭力做好公关工作，依托“全国高校古文献整理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化、出版等相关部门，争得本所的整理研究目标及重要课题能一一立项，列入国家或省的相关计划之中，使成果的认可与出版有了可靠保证。同时，他组织所内“两室”及数量很有限的研究人员，“自报公议”，将课题项目一一落实主要责任人；而发动大家面向校内外找自愿兼职的“合作伙伴”。其间，刘老师亲力承担“明清”研究重任；与中文系的老师紧密合作外，还积极穿针引线，进一步为本所相关项目一一落实合作单位，帮助本所其他老师落实合作伙伴；并做好请示汇报工作，争取校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他不断地想方设法，开拓进取，苦心经营，使得中大文献所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从无到有，比较正常有序地运转着。
“十年磨一剑”，刘老师是个思想者，更是个力行者。他志向坚定，事业心强，思路开阔，步履扎实。他常常鼓励所里的同事，尤其是启发年轻人：搞古文献研究，就要“钻得进故纸堆，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了孤独寂寞”。当我们问他，“当下你们所无法创收、没有奖金，怎么稳定军心呀？”他笑笑说，“照样过活！”他还透露他的用人“秘密”是“来去自由”，对无心在本所搞这一行者绝不强求。实际上，在他主持下的文献所是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的，环境虽清贫、简陋，却宽松、自由。大家敬业爱业，分工合作，既共同出色完成了集体大项目，每位老师还做出大小不等数量可观的个人学术成果。
1990年11月，王季思先生为顾问、刘烈茂等六位老师整理的《车王府曲本选》（505千字）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随后又相继出版了刘烈茂等主编的《车王府曲本菁华》（所选曲本由先秦至清分为四卷，另综合卷，共五卷。共约3000千字）。至1993年建所十周年，这一“重磅工程”告竣，车王府曲本全部整理出版了；还有重要的收获，《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刘烈茂等主编、顾问王季思，所里十余人整理，上下册，共1811千字）也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一成就，圆了中文系自1958年教改以来多位系领导和王起等老师不止一次提出的一个“梦”。其贡献和影响颇大。1998年2月刘老师还应邀参加“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谈车王府曲本的发现整理过程及其文献价值》的论文，为中大增了光。该所的“岭南丛书”（九种）等项目成果也陆续问世。尤其是该所负责总编的《全粤诗》陆续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至今已出版1—17册，每册约500千字，其中在刘老师生前出版的近10册），蔚然可观。这些成绩，对岭南文化研究的贡献也不言而喻。……中大古文献所的成绩已蜚声校外，为包括北大古文献所在内的兄弟院所刮目相看，办成为全国高校的重点所之一。人们最惊奇的是，“中大古文献所竟然这么少人，而竟然能做出那么大的成绩！”当我们为此由衷地称赞刘老师，说他不愧是“中大中国古文献所的开创者、创始人”时，没想到刘老师却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这是大家一起做的，充其量我算是一头开荒牛吧！”
堂堂正正的中山大学人
刘老师原是个干部生，建国初期在广州市当国家银行的职员，自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起，教书育人20多年；从创办古文献所始，专职从事我国古文献整理研究工作近20年，他一辈子献给了国家人民的教育文化事业，培养了不少学生和年轻教师；还撰写了许多文著。据粗略统计，1979—2001年，刘老师单独或与他人合作正式发表的论文就有22篇、编著的教材与集著就有19部。
刘老师一生胸怀坦荡，正直诚信，勤奋进取，刻苦耐劳，公而忘私，勇于担当的品格风尚让我们印象深刻，记忆犹新。他服从需要，在中文系接过了又传好了“接力棒”；他顾全大局，甘当我校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的“开荒牛”。刘老师是1996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一位专家学者，是个有成就、对学校对国家有贡献的优秀党员教授，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山大学人！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醒时分，忽然，想起了《维摩诘经》一句话：“菩萨传法，如一灯传万灯。灯灯相传，其明不灭，是为不尽灯。”不禁心里一颤：刘老师也是这样一位“传灯人”啊！他已如愿以偿落叶归根，他的骨灰撒在了他家乡的大海里；可他的形影，他的精神，则已传留在中文系，传留在中大古文献所，永远、永远地传留在我们中山大学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