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己老师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不过，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谈学术，而是谈果蔬价格。1986年，修己老师刚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山大学工作时，对广州的物产兴致很浓，有一次，他和一个地道的广州籍老师聊天，聊得最投契的是果蔬价格，修己老师会常常用广州蔬果价格与北京的大白菜价格相比，然后就得出广州的果蔬比北京的新鲜便宜的结论。修己老师对果蔬兴致勃勃的谈论，可见他对广州这个城市的喜爱，除此之外，留给我疑问：一个如此有名的学者为何如此关心市场价格？
中国社会的改革慢慢进入校园，1989年之后，在校研究生的福利政策也改变了。1985年前后，在读硕士研究生的工资和当时本科毕业参加工作的人员工资等同，那时的研究生可以不用考虑生活问题。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国家取消了研究生工资补贴的政策，学生除了读书，还要为生活发愁，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就无法全心全意读书做学问。这项改革影响了所有的研究生，修己老师的研究生也不例外。修己老师希望国家将来的接班人要有真才实学，以便肩负起建设的重任，而学生无法安心读书，这使他很焦虑。不久，国内通货膨胀，大学老师的工资也没有得到提升，一贯生活无忧的大学教授也开始拮据的生活。人们谈论最多的是谁下海了，谁发财了。大学老师们为生活操心，学问让位给经济发展，新闻经常出现某某大学的教授去经商，或做买卖的报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做学问常艰难前行，甚至被搁浅。年轻一代的学者受经济泡沫的影响，变得浮躁功利。修己老师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出于老一辈学人的责任心，提醒年轻学者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那时，修己老师的“冷”与经济发展的“热”格格不入，以至他被认为是“不识时务”。
到了1998年前后，国家重新重视人文科学的建设，修己老师在1989年酝酿，于1993年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一书获得了国家级的荣誉，修己老师的“冷板凳精神”在学问“热”起来时有了回报。但他并不满足，还继续事业。在国家投资社科项目建设时，他同样申请项目，以获得经费支持。他也很羡慕他的同学作为学科带头人被一些学术单位高薪、高福利引进，他也会谈论某某得了什么项目，得到多少经费。经费对大学老师确实重要，修己老师有个同事，一心做学问，其著作很有价值，因为无经费，以至去世时其著作仍无法出版与读者见面，这是很遗憾的。
至此，我终于明白修己老师为何关心大白菜价格，大白菜价格是国民生活的神经末梢，它能直观地反映人们的生活状况。大白菜价格稳定，就意味着风调雨顺，生活有保障。生活富足，而思文化。国家安定富裕，学者也就有经费，就能集中心思建设国家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