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需要高度的自觉
“美国的研究生院不会量产某一领域的研究人才。因为课程是自由选择的，因此学生如何选择和组合自己的知识也是自由的，这样每个人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上都会有各自的独特性。”
“英文系的学习生活是非常自由的。”谈及研究生阶段的校园生活，涂航如是说。“只有一门文学理论的课程是必修的，其它课怎么选，学校并没有做任何硬性要求。”显然，涂航十分享受美国高校的这种自由的氛围。在他看来，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知识储备上会更适合跨学科研究潮流。
美国研究生院的教学模式也与国内差异颇大。涂航介绍道，美国高校以研讨会（Seminar）代替课堂授课。研讨会制度中，不是老师单向传授知识，而是师生相互讨论。师生之间约定读哪几本书，然后约个时间一起讨论。他认为这种研讨会对个人学习的促进会更大。
另外一个让涂航受益颇深的是导师制度（Independent Study）。一周大概会有一到两次机会，涂航会与他的导师面对面交流，形式通常是师徒一起制定一个书单，然后一起阅读并讨论各种问题。“这对于导师来说其实工作量挺大的。因为他可能为了与我会面而专门去读这本书，还要腾出时间与我交流，帮我批改作业。但正是这样一对一的深入交流，使我从导师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与经验，我很珍惜每一次对谈的机会。”
高度自由的校园生活，必然要求学生高度自律。“在美国，读书就是一份全职工作，你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上面才能有所收获。”涂航说，学校不会敦促学生学习，但他所碰到的中国学生，都是相当勤奋的。“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国内最好的高校，是真的对某个领域很感兴趣才漂洋过海来学习。他们都十分专注于自己的学业，因此成绩也非常出色。”
接受过东方与西方的大学教育，涂航心里免不了做一番比较。在他看来，中西方的研究思维有不少差异。“做人文学研究，国内的学者重文本、重考据，但国外更多的是理论先行，他们重视的是理论意识与问题意识。学会如何根据某一个问题性（problematic）组织自己的研究，是他们最看重的学术素养。”
尽管基础的学术训练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涂航依然感激中大对自己的栽培。“中大培养我的问题意识。中大塑造了我最根本的知识情怀和学术视野，会追问和探究，这对后来我在美国做学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来到美国更多是专业方面的训练，英文怎么写，理论怎么用，但都是要建立在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之上的。”
借助学术网络，申请哈佛大学
相信在不少人心中，哈佛大学是难以高攀的学术殿堂。但谈及申请哈佛的过程，涂航表示自己只是因为三年的美国研究生经历而占了不少便利。
“在本科的时候，我就很羡慕老师们在校园里的生活。当时何家祥老师给我们开设了文化研究的课程，我很感兴趣，想以后研究这一领域。我本来是拿到了华盛顿大学英语系硕博连读的录取通知，但自己身为中国人，做东亚研究会更容易上手，英文系没法满足我的理想，所以硕士毕业就离开了。现在去哈佛，算是转学吧。”
涂航说，研究生阶段主要是打好学术基础，申请哪个学校哪个项目，其实影响并不会特别大。但申请博士生，除了考虑研究领域以及导师能力以外，还需要顾虑学校的政策，导师的指导风格适不适合自己。而这些信息，一般都很难光凭学校网站得知。
所幸的是，申请博士时涂航已经在美国学习生活了一段时间，对美国学术环境有一定了解。一开始他打算去杜克大学文学系（Duke Literature）随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攻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但权衡之下觉得最好的路径还是从西学入手，逐渐回到中国语境，由于已经在华盛顿大学受到了不错的西学理论训练，转投哈佛的中国研究显得更具挑战和趣味。
“在美国读研究生的一大好处是，这里的学术界是非常专业的，有很多行业协会和学术年会。在这儿读书，就自然身处于这些社交网络之中。一段时间以后，我对东亚学术圈比较熟悉，也认识相关领域的老师，也知道每个学校的特色，哪个项目适合自己。有了人际网络方面的基础，申请起来就知道哪个学校适合自己。”
茫茫学术路，思考者苦中作乐
“知识分子能做的，就是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社会的变动必然会反映在学界上。这不见得是坏事，因为需要新的范式、新的学科方法，对学科发展也是好事。”
尽管有着让人艳羡的履历，但涂航对于人文学博士就业前景并不乐观。“在美国，博士也面临着就业难。”他说，因为人文学科的投入回报周期太长，现在很多人都在质疑人文学科在商品经济时代中存在的必要性。仍然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的美国，对人文学科的投入大量消减，项目也少了很多。而另一方面，美国博士一直都是产量过剩的。“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博士生，但学校的项目开起来了，就招生了。于是博士生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与此同时，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tenure track）制度也收到了不断冲击。“越来越多人质疑高薪养着一群学者效率太低。学校投入了资源，但学者不一定能产出高质量的文章，还有人认为学者研究的很理论性的东西，对社会完全没有益处。学术界与社会没有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和互动的关系。所以高校也渐渐从终身教授制变成合约制，合约期一过就不得不另觅出路。这是全球资本流动下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有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和流动的资本，有利于美国大学扩张，但大学教师不再是‘铁饭碗’”。
因而涂航也特别真诚劝诫每一位有志于出国留学，从事学术道路的师弟师妹：“要不是对这个学科特别感兴趣，还是要再三考虑。走上学术道路，需要足够的勇气。”
然而在学术路上越走越远的涂航，则自言是“上了贼船”。“我已经学了那么多了，半途而废的话那么之前学的好像都浪费了，就只好一直读呗。”懂得自嘲的人，都是生性乐观的人。“好的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西方国家需要很多专家去研究它，东方研究和亚洲研究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是热点。”
博士就业难，知识分子被贬值，对于这些现象，涂航都尝试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知识分子地位转变，是因为社会的结构在慢慢转变。传统文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已经瓦解了。美国学院型学者的兴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二战之后出现了婴儿潮，突然有很多学生涌进大学，所以需要大量学者到高校任教。知识分子的地位、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说现在做文学研究，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样做纯粹的文学研究。现在，就连什么是文学，文学能有什么作用，这些元叙事都在不断地被质疑。可能你得懂电影研究、懂政治学。
社会剧变的现象，反而加深了他的问题意识。涂航说，他一直关注知识分子在当下社会的处境，说不定这还能成为他的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我喜欢学习，喜欢思考，喜欢现在自己正钻研的问题。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吧。”涂航最后这么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