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系前后举办的三次“校史系史游”（见第一版相关报道）中，笔者都有幸参与其中，还曾提出相关建议、起草相关提案。2014年12月16日，还有幸与校长办公室陈望南主任和史海新兄，因有关提案事宜同游老中大。相关建议、提案的一些见闻、感想，于学校建设、大学精神或有裨益，遂记录于下。
一、校园卡上的校史建筑原型
每名中大人的校园卡上都有校徽上的钟楼和南校区北门牌坊两个标志性的校史建筑图案。然而，参加上述活动的同学们多半是参加校史游才看到上述建筑原型的。
由于南校区中山楼形似钟楼，又有格兰堂俗称大钟楼，以致此二“钟楼”时有被误以为是创校“钟楼”，但事实上校徽中的大钟楼是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的老校址（今省立中山图书馆新馆附近）上的一栋建筑。这里是中山大学的发祥地，清朝曾为贡院所在地，历经了中大校史上的两广师范学堂、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等阶段，同时也见证了国民党一大等重大历史事件，今尚保存完好。所以大钟楼是我们进行校史游理所当然的第一站。
今天南校区北门的“国立中山大学”牌坊其实是2001年仿照石牌时期的南门牌坊而修建的。原石牌校园南门牌坊曾被涂改为“为人民服务”等字样多年，直到2014年初才由文物部门按原样修复。此外，石牌校园的西门牌坊也同时同样得到修复。南门牌坊正面额刻“国立中山大学”，上款“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一日”，下款“邹鲁书”。背面刻“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上款“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春”，下款“邹鲁敬书”。中柱内侧刻“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国立中山大学校门奠基于此董事胡汉民萧佛成邓泽如林云陔陈浦棠许崇清林翼中区芳浦邹鲁立石校长邹鲁书石”。
笔者2013年11月入职之初，为了尽快融入中大，开始学习校史。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一款书签，图案为现中山大学南校区北门牌坊，文字介绍称“国立中山大学”为中山先生手书，当时颇感怀疑，开始关注牌坊问题，很快在一些历史图片上发现牌坊正面“国立中山大学”六字两边均有一行竖写小字，虽然从照片上并看不清。之后在校图书馆、档案馆和广东省档案馆多次查找牌坊题字档案原件，一直未果。后于2014年元月前去石牌原址考察，惊喜发现石牌牌坊已经原样修复。据此并结合历史照片反观南校区及东校区牌坊，“国立中山大学”六字字体与之颇有出入，正面题字内容缺上款、下款，背面除缺上下款外，还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字改为“国立中山大学”六字。鉴于牌坊原件已经修复而我校仿制牌坊与原件有出入，笔者于2014年6月10日就我校复制牌坊修复等学校建设事宜致信时任许宁生校长等，学校在做出了先行研究后，于11月26日在校长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小型专门讨论会讨论牌坊修复问题。
中山大学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哲学系代表团在系内征集提案时，笔者起草了《关于尊重历史传承文化原样修复校内国立中山大学牌坊之提案》，后被哲学系代表团采纳，于6月20日提交学校，并在12月12日被立案、在2015年7月1日被评为优秀提案。随着上述提案的立案、实施，按照原样仿制的中大牌坊将焕然一新地矗立在今天的康乐园北门乃至其他校区，从而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我校师生对校史有更加直观而深切的认识。
二、《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残碑：“树一最高学府以救中国救民族”
《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以下简称《校舍记》）碑刻是邹校长于1934年在石牌新校园落成之时撰写的，不知何时被嵌镶在华南理工大学2号楼东南侧挡土墙之北面。邹校长在文中交代了他遵循中山先生嘱托、建设石牌永久校园的艰难过程。在碑文末，邹校长提出了“树一最高学府，以救中国救民族”的大学使命。惜石碑已漫漶残损，有明显的崩裂及修补痕迹，字迹也早已不清晰，看着石碑，想象当年的创业艰难，我们不禁对那一代的创校人肃然起敬。
值得一提的是，《校舍记》定下了中大校园地名命名的方式：“分划区段，以我国诸行省分名其区。复因各区之岗峦池沼，附以行省内山川湖泽名号，使入本校者，悠然生爱国之心，即毅然负兴国之责。”比如现在的东、西湖曾名洞庭湖，北湖曾名青海湖，折射出国立中山大学时刻铭记中山先生宏愿以“救中国救民族”的博大情怀与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核。笔者以为时至今日这种潜移默化不言而教的教育理念与方式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三、明远亭：明远之声今尚在，碑亭分合诉沧桑
在《校舍记》碑刻不远处，《明远亭铭》残碑现被横置于地，字迹清晰可辨，显然也一样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和应有的保护，据悉直到2014年底才用木板封存。此铭文记载的是邹校长于1936年应邀出席世界大学会议暨海德堡大学550周年纪念会发言并被授予名誉法学博士载誉而归的事。据《国立中山大学现状·校史》（1937）记载：“（1936年）五月二十五日，邹校长应万国大学会议，及汉特堡大学五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东邀；启程赴德；在大学会议席中，提出根本改善哲学基础之议案，其旨在使一切科学发明，须为人类谋幸福，致世界于大同；改变昔日以教育家作政治家，军事家，杀人工具之观念；而树立推己及人，仁民爱物之哲学基础。备受世界学者，极端推崇；两会告毕，海特堡大学，敬赠邹校长以法学博士学位，藉志景仰。”中大师生认为邹校长之行，尤其是在会议上独申之哲理，“明明德于天下，远救千万世之人祸”，所以特别建设了一个亭子以纪功庆贺，并请当时的中文系教授古直写了这篇铭文。该碑是邹鲁校长治校勋绩及国立中山大学名播域外的历史见证之一。
令人奇怪的是，明远亭却不在此处。该碑为何残替，又为何会流转在此，可谓校史上一个待解的谜团。在两度和同学们一起参观之后，2014年12月16日，我们一行终于在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找到了位于螺旋岗顶的明远亭遗址。该亭的立柱已被补砌成墙，成为一间保安师傅值班室。然此亭大体尚存，气势犹在，似乎在默默地诉说中大曾经的辉煌和饱经的沧桑。
这些校史文物的现状，引起了中大人的热切关心。中文系研究生郭鹏飞兄曾与数名同学一起观摩《明远亭铭》碑文。他还在博客里撰写《国立中山大学〈明远亭铭〉并跋》，对碑文进行了点录整理，纠正了某些网站上标点错乱，多处缺字的文本。《跋》文介绍了邹校长的生平以及建设明远亭的原委经过。
四、遥望西迁路：殉国师生魂安在
石牌校址既是文明路迁址后的主校园，也是抗战胜利后返校之所。由于时间关系，加上准备不足，哲学系师生的校史游未实地考察抗战西迁路。尽管如此，与《校舍记》和《明远亭铭》残碑相隔咫尺的由侵华倭寇在校园穿凿的泳池，仍把同学们带到校园沦陷、西迁办学的抗战年代。2015年4月，在《校舍记》和《明远亭铭》残碑近处的建筑工地上，新发现了该泳池的排水管。中山大学在得悉这一发现后即与华南理工大学取得联系，就保护有关文物表达了关切和建议。这是激发中大及相关兄弟院校勿忘国耻教育报国的珍贵文物，也是抗战西迁的历史见证。国立中山大学抗战期间独立西迁，举凡三次，弦歌不绝，可歌可泣。1938年一迁滇南澂江，1940年再迁粤北坪石，1945年三迁梅县、连县、仁化等地。期间，中大教工可谓为国办学，中大学生可谓为国求学，所以在此抗战西迁过程中遇难的中大师生举为殒身殉国应当是无疑义的。遗憾的是，直至今日，中大抗战西迁殉国的师生名单还没有整理出来。若任其英名、事迹、英容湮灭无闻，爱国精神不能为后人感闻，岂不痛哉？憾哉？笔者在日本仙台留学期间，曾在有鲁迅纪念碑、许广平先生及江泽民主席伉俪纪念植树的仙台博物馆正门外不远处，惊见“满洲事变军马战没之碑”。入职中大后学习抗战西迁校史的过程中，每念及此，不禁发出殉国师生魂安在的感慨。又值国家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遂于2014年清明节向时任许宁生校长呈交了《关于建立国立中山大学抗战西迁殉国师生纪念碑之建议》。据说学校专门讨论过此事，笔者也旋即收到学校的谢意和“从长计议”的答复。中山大学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哲学系代表团在系内征集提案时，笔者起草了《关于建立国立中山大学抗战西迁殉国师生纪念碑之提案》，后被哲学系代表团采纳，于6月20日提交学校，并在12月12日被立案、在2015年7月1日被评为优秀提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暨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随着上述提案的立案、落实，学校会逐步着手整理抗战西迁殉国师生名单，搜寻其遗骨、考录其事迹、光大其精神，建立国立中山大学抗战西迁殉国师生纪念碑，以怀往者、兼励今人、更启来者。包括抗战西迁路在内的校史游线路及所有遗迹，也会得到保护、开发、利用，成为所有中大人情感联系的纽带、入学入职教育的课堂、大学精神的载体。
在上述活动中，一个个校系办学地址串成中大一路走来的历史足迹，其承载的大学精神仍然鲜活、发人深思。举凡“树一最高学府，以救中国救民族”的大学使命、“明明德于天下，远救千万世之人祸”的大学理想、“使一切科学发明，须为人类谋幸福，致世界于大同；改变昔日以教育家作政治家，军事家，杀人工具之观念；树立推己及人，仁民爱物之哲学基础”的大学品格、“使入本校者，悠然生爱国之心，即毅然负兴国之责”的爱国情怀以及西迁办学的抗战精神，等等，都是中大永远的大学精神，不因校园和时间而改变，可谓校园流转而精神永续。笔者作为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就大学精神建设向学校提出建议、起草提案，幸得肯定、立案、评优，或许也是中大大学精神建设的一个插曲。祈愿更多的中大人关注大学精神建设，提出更多建议和提案，形成良性互动机制，薪火相传大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