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           <上一版           下一版>           PDF版          手机版

手机版

第 345 期 >> 2015年09月18日 星期五  共4版
<上一期 下一期>  按日期查询   往期查询  首页

学术空间

一部客观真实的陈寅恪传记

作者:张荣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了吴定宇教授的新著《守望:陈寅恪往事》。该书除自序、结语之外,分五章,总50多万字。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学人的杰出代表,为中国学术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读懂了陈寅恪就读懂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但是,要读懂陈寅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书叙述了陈寅恪曲折坎坷人生,展现他不同寻常的求学经历、治学生涯、治学方法、终身守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风骨和难以超越的学术成就。作者运用大量的有关陈氏的档案文献、私人日记、书信、回忆、口述史料等第一手资料,在历史细节中,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陈寅恪,为你读懂陈寅恪提供了入门津梁。其真实性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真实地记录了陈寅恪守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人生。

陈寅恪出生于19世纪末,他的学术事业开始并完成于20世纪。这个时期是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时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幼承家学,从小生活在陈氏家族文化圈中,苦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对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感情。他的祖父宝箴、父亲三立对外来文化又持开明态度,有助于他形成开放的文化心态。他走出国门,在外留学十四五年,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但终其一生,他始终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基本立场。他总结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认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二千年吾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85页)这是陈寅恪关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著名诊断。本书对陈寅恪一生的学术成就,都是居于这种认识而加以探索,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记录了陈寅恪怎样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又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生动事例,守护着中华传统文化。例如他对佛经的研究,他不是研究佛教的义理,而是审视这种与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相冲突的外来文化,如何在中国扎根和传播,如何被中国本土文化所选择、消化、融合与吸收,而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他经过欧风美雨的洗浴,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发现了人的自我主体价值,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这是学术的灵魂。本书忠实地反映了陈寅恪一生坚守并践行这一理念,因而对学术不断创新,推动文化发展。

1929年6月2日,为纪念王国维逝世二周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集资,建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约请陈寅恪撰写碑铭。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碑铭对王国维留下的精神财富作了最深刻、科学的总结。陈寅恪一生守望着摆脱俗谛,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发扬真理的治学灵魂和处世行事准则。1953年底,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了这一精神,他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可见他的信仰是何等坚定。晚年他研究《再生缘》,主要是因为作者陈端生不为“三纲五常”传统束缚的自由思想引起他的共鸣,在《论再生缘》一文中说:《再生缘》之文“为宋四六体中之冠”,“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对绝世才华的女性陈端生给予很高的评价,“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 “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由此陈寅恪论到“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是由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以上引文见《寒柳堂集》第73,72,66,63页)。晚年写《柳如是别传》,在第一章《缘起》中,明确谈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的柳如是辩诬。(《柳如是别传》上,第4页)。陈寅恪笔下的柳如是,虽然出身妓女,但深明大义,其才华、性格和儒气侠风,均为当时一般读书人所望尘莫及。陈氏通过大量的追综考证,揭示出柳如是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民族气节、道德情操以及反清复明的本来面目。

第三,学术是陈寅恪的生命,进入他的学术领域,反复钻研其著作,把生活与学术揉合起来写,真实地反映传主的学术品格和人格魅力。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作者分“初探硕果”、“再探硕果”、“三探硕果”三节,分析探讨其学术成果。

陈寅恪1926年7月至清华国学研究院报到,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被迫离开北平,正好11年。在国学研究院他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被称为“四大导师”。这个时期,他生活最安定,基本上不受外界干扰,专心治学,读书最多,思维最活跃,著述最勤,发表论文50多篇(包括各种序、跋)。其学术见解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胡适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见识、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适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这个时期,他完成了学术研究的第一次转型,即由对佛经版本、文字、源流的考订,转到把重点放在中华民族历史研究上,尤其注重魏晋历史的研究。为他的学术研究增加了新的兴奋点和增长点。同时为了中国学术的独立,提出了学术研究应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

1937年11月,陈寅恪举家逃避日寇离开北平,到1949年1月进入岭南大学,正好12年,完成了他学术研究的第二次转型。这个时期,正是国家多难、家庭多事、他本人多病的年代。他颠沛流离,在贫病交迫的艰苦环境中,克服图书资料匮乏、视力衰退乃至双目失明的重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部不朽的传世之作和30多篇论文及许多感人肺腑的诗歌。这是他在国难当头之时,用生命之水,浇灌出的学术之花。史学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陈寅恪以诗证史、以史释诗、诗史互证,在上述三部著作中,互相参照、互相释证,在隋唐史研究中,提出许多新鲜、深刻、独到且自成体系的见解,超越前人,极富启发性,对中外学人确实起到指导作用。《剑桥隋唐史》的主编崔瑞德在该书的导言中,称陈氏为“伟大的中国史学家”。“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可见陈氏的研究成果,是世界的文化瑰宝。

1949年1月进入广州,至1969年10月逝世,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生活了20年。除了继续在魏晋隋唐史领域发表论著之外,拓展了新学术领域,明清史成为他新的学术增长点,写出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传世之作,实现了第三次学术研究内容、研究重点的转移。

作者吴定宇是一位中文系的教授,他深入陈寅恪的史学研究领域,并且结合陈寅恪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分析其作品,展现其学术品格和人格魅力,叙述是成功的。他1996年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出版过《学人魂——陈寅恪传》。本书,是前一书的扩大和深化。周一良先生在病中,对前一书有过较高的评价,说“此书将生活与学术糅合起来写,颇为成功,对了解陈先生很有用。”(本书第500页)。以此来评价《守望》也是适用的。(未完待续)

推荐使用IE8.0以上版本浏览器,1280*1024分辨率浏览
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主办 《中山大学报》编辑部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44-0815/(G) 网址:http://xiaobao.sysu.edu.cn/
投稿电子邮箱:xiaobao@mail.sysu.edu.cn 编辑部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南校区大钟楼三楼
联系电话:(020)84111991 技术支持:领伍科技
切换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