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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几点感悟
姜伯勤老师治学严谨、思想敏锐。虽曾遭逢世变，栉风沐雨，但他始终苦心孤诣，钩深致远，对待学术一直孜孜以求，未尝辍废，探赜索隐。犹忆来时路，姜老师总有道不尽诉不完的感叹与体悟。他的一生，从未离开过学习求真，从未离开过钟爱的历史研究，也从未离开过自己脚踏实地并持之以恒的治学原则。
“论、史、具”三者合一
“科学的研究和常识的判断常常大相径庭”，《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的前言写到。
如何才能开展科学的研究？姜伯勤老师认为需要“论、史、具”三者的结合。“论”是理论知识，“史”是指史实基础，“具”是谓研究工具，特指外语。姜老师的学术道路无疑是三者结合的有力体现。
1959年，姜伯勤从中山大学本科毕业，这时他修习俄语已有10个年头。但为了不忘记花了力气学来的俄语，在“具”上保持精锐，同时结合理论、史实的学习，他专门用阅读俄文粟特祆教美术专著的办法来保持对俄语的记忆。
他还强调了研究方法创新的可贵。蔡鸿生教授在为《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作序时，特别褒奖了这本书的研究方法。他说：“这部大著，名曰‘艺术史研究’，实际上综合了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法，其资料来源于考古学遗物和历史文献，尤其是前者，仅此二项即可以看作是‘二重证据法’之体现，在一般学者言，占此二学已足以成就其学说；然而著者并不以此为止境，在这部著作中，还处处运用了艺术学研究的方法——即对于图像的分析和解释，即‘图像证史’，与‘诗文证史’、‘金石证史’同曲而同功。”蔡、姜二人都是陈寅恪、岑仲勉先生之弟子，对陈先生的诗文证史和岑先生的金石证史都无限向往。而姜伯勤老师则用“图像证史”开拓发扬了“二老”之学，蔡鸿生教授言：“我除赞赏之外，还深深受到激励。”
重视基础，溯源求真
姜伯勤老师视读书如生命，即使年迈不便，也常书不离手。近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全部作品，姜教授也都有所涉猎。他滋滋有味地评价道：“莫言真是个会说故事的作家，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姜老师认为阅读和写作往往不能停下，这是研究和学习的基础工作。“不读书，就拿不起笔”，姜老师认为做研究，首先要摆正谦虚的态度，扎实自身的基础能力和学识，才能逐步攀登高峰。
同时，溯源求真、寻根问底才是学人应有的姿态和气度。姜伯勤老师特意举了一个 “PK” 的例子。众所周知“PK”是单挑、对战之意，但姜老师反问：“那谁又知道‘PK’是怎么来的？”令人一时语塞。他眉头舒展，解释说“PK”即“Penalty Kick”，来源于足球运动中罚点球时守门员和踢球员的一对一对抗，今人引申其义以用。他以此告诫做学问要寻根问底，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作者陆键东也多曾感念姜老师基础深厚，踏实求知的治学品质。忆起姜老师身体尚佳之时，陆键东每每请求面见，姜老师总说我们在电话里交流吧。而且他从不提供具体的事件，却往往能在告知找何种材料时，即作评论，点评精彩。陆键东说道：“这样的经历让我明白，若没有‘真材实料’就无法与大家对话。我是亲身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的扎实和睿智。”
韬光养晦，切忌急功近利
姜伯勤老师的每一部专著皆“非一日之寒”。《敦煌艺术宗教和礼乐文明》一书资料准备工作凡4年，而属稿及修改又历时7年。《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书的写作更是漫长：从1972年开始，至1982年完成初稿。但姜老师却暂缓了它的发表出版，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拜师池田温先生，获取了丰厚的敦煌书稿和史料，继而丰富了唐五代寺户制度的内涵和理解。再潜心5个年头，于1987年才正式出版。业界评价此著“不仅使敦煌寺院经济研究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将会对敦煌学其他分支领域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学术价值极高。正因为姜老师精益求精、沉潜安然的治学态度，他的每一部著作几乎都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认同及同行的引鉴和激赏。
晚年，姜老师还担任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主办《艺术史研究》的常年撰稿人。一是为尽心中对艺术研究的兴趣，二是为较为偏僻的研究门类略尽绵力。2004年出版的《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中有一篇学记，学记作者刘文锁如是说：“身处岭南这样一个悠久、古老商贾历史传统的地方，对于像‘艺术史’之类精致、‘务虚’的学术研究工作，是一个考验。我们浸润着商品社会的气息，即使想学老和尚坐禅，坐冷板凳，四十年苦炼，以成大彻大悟之果，也难免不时心旌摇动，身不由己；如今更遭逢‘学术大跃进’的激流，且不说‘艺术史’这条冷板凳，就是设计之类的‘热板凳’，又何尝不犹如迷途的羔羊？”
只有拥有一颗韬光养晦、安然淡定的心，才能一洗浮躁急功的“学术大跃进”风气，才能摒弃得失之虑、沉浮之心，才能虚怀以待学术治学。
所有默默的日子里，姜伯勤老师都在专注于知识、理论的积累。并且，一旦发现相关问题的线索和端绪，他便矢志顺藤摸瓜，寻根问底。1963年，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先生拜见陈寅恪先生后，在中山大学作了“敦煌学六十年”的演讲。姜伯勤老师从他的演讲中得知了谢和耐先生1956年期间在越南西贡出版的《五至十世纪中国社会佛教经济概况》法文版。这一讯息瞬间点燃了姜伯勤老师的兴趣。为一探究竟，他便找来此书，发现该书确实体现了20世纪中叶敦煌寺院文书研究的前沿。得此契机，加之之前吐鲁番文书组等研究的阅历，方能有所发现、有所开拓。
得道多助，谋事在己
姜老师的治学之路虽曾遭逢磨难，但也每每出现良师益友，得到前辈恩师的指点教诲。负笈中大历史学系时，便师从陈寅恪先生、岑仲勉先生两位史学泰斗。陈寅恪是最早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史学大师，而姜老师亦是岑仲勉先生生前指导的最后一名研究生。“二老”的日常涵养、平素习气，给了姜老师潜移默化的濡染和熏陶。尤其岑老一句“我们要做‘纯学术’研究，就是要做超越流行文化的那种学问”更是让他立下宏志，安然踏实地步上治学之路。
1957年，姜伯勤选读了陈寅恪先生在寓所开设的《元白诗证史》课程，每次上课，都会看见客厅中挂着先生长兄陈衡恪先生的一幅国画。寅恪先生把“本国艺术史学”的建设看作达成“中国学术独立”的重要工作。作为一名隋唐史的学徒，他在寅恪先生的思想感召下，也立志做一名“本国艺术史”学的学徒。
“我本科期间的老师是刘节先生，他大一让我读《周易》，寒假的时候让我读《诗经》。现在想来，受益终身啊！”在《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记载了他对师友知遇的感激：“本书撰写时我刚从五七干校回到中山大学历史系。1977年年底在国家文物局吐鲁番文书组忝陪末座，得到唐长孺先生教导，并承马雍先生、朱雷先生、王尧先生、黄振华先生多有指教。1980年在整理组资助下，得以去敦煌请益，并得到段文杰、史苇湘诸先生教导。在敦煌，有幸读到宿白先生《敦煌七讲》，深受教益。”
撰写《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的过程也受到诸多学者恩师的启发和指点：“1984年樱花时节，又是因为一种机缘，我有幸得读池田温先生早年发表的《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深受启迪。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期间，在池田先生启发下，由是，对丝绸之路的真情与奥秘进行了良久的思考，而这时所亟欲探明的问题，则正是池田先生为作者点破的‘东西方贸易的担当者’这一课题。”
“我用心读俄文粟特美术专著，是受了蔡鸿生先生的影响”，姜老师直言。当年，蔡老师住在中大“荣光堂”114号，姜老师住214号。每日晚餐后，他们都会在蔡老师擦得十分明净的书桌旁谈学问。蔡老师的书桌上竖放着拉德洛夫《突厥方言辞典》、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著作、屠格涅夫的原文版《春潮》以及《片治肯特绘画》等俄文粟特祆教美术史专著。而姜老师翻阅最多，且与蔡老师交谈最多的，是这些粟特祆教美术的专著。蔡鸿生教授可谓他1959年以来50年中坚持粟特艺术史与中国祆教艺术史学习、研究漫长路程的见证者。
1987年香港敦煌学国际会议上，他结识了香港大学艺术系主任时学颜教授。时教授曾致力于粟特祆教美术研究国际文献的搜集，她愿意将多年搜集的文献赠给有志者。后来，姜老师得到了这笔馈赠：三部英文专著和盈尺的国际文献复印件。幸获至宝后，姜老师经过艰辛的爬梳和探觅，写就了《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等文。
姜伯勤老师后来所著《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与陈寅恪先生晚年作《柳如是别传》看似相去甚远。但姜老师直言：“这部书的写作是受到了陈寅恪先生和《柳如是别传》的影响。”原来，他类比了柳如是与石濂大汕经历的共同特点：所在的时代为同一乱世，皆由乱世下的个人举动反观社会历史变化的思维。总结前人研究经验，姜老师以石濂大汕作为问题意识，阐发和澳门禅史之间的关系始末。以出色的问题发现和探究能力，此专著获得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王国维先生曾疾呼：“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再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往后的事实越来越证明汲取域外智慧，开拓本土资源，确实是一条发扬光大我国学术之路。蔡鸿生教授如斯评价他的同窗、共事兼挚友：“姜伯勤先生是沿着此路不断进取的现代学人，像他提出的课题，倘不‘兼通世界学术’，是根本无从问津的。”
姜伯勤老师至今已年近八秩，虽然病疾缠身，但向学之志老而弥坚。近六十年的研究岁月，他始终严谨踏实，淡而不躁，精耕细作。回望治学路，涓涓片片当所忆。善学善思，静心守志，可谓姜伯勤老师治学近六十载之注脚。
（历史学系博士生刘凯对本文亦有贡献，另感谢历史学系万毅副教授对文稿的最后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