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两位老师好！请你们谈谈罗校长在文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体会。
董上德（以下简称董）：罗校长的讲话我反复看了，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词，一个叫中国经验，一个叫精神难题。这两个关键词对于我们将来文科的研究工作怎么走，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先说“中国经验”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处于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各国文明有走向“趋同”的危险。现在谈中国经验或者是中国模式，正是时候了。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参照的理论框架，就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里面提出的，他说独立的文明其实主要有三大模式，一个是希腊模式，一个是中国模式，一个是犹太模式。在全球化时代，我觉得我们对“趋同”要抱有非常大的警惕，“趋同”虽然是个潮流，但是世界文明的繁荣，更要靠各民族文明的差异化发展。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谈中国经验，恐怕是合适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关于“精神难题”，我觉得罗校长的提法很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研究问题不是离开现实的，不是对一些文化遗存里的“僵尸”做研究，而是要“接地气”。精神难题，的确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过去有，我们现在也有，而且这些精神难题是有历史延续性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最近看报纸，看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广东某企业硬性规定将员工10%的收入打入他父母的存折，以表示孝道。有学者赞同，但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有问题，因为孝这种情感不能靠制度化去实现，孝应该发自子女的内心，是一种“人性自觉”，这也是个精神难题。可换一个角度看，那家企业的做法的确折射出当今国人所遭遇到的“孝道困境”。这就提醒我们应该关注现实社会与现实人生，我们的问题意识首先要“接地气”。
至于说到“出思想”，我想作为文科教师来讲，“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应该关注现实人生，从而获取问题意识。要“出思想”，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你作为研究者要有识断，没有识断就没有思想。识断，就是我们过去说的，一个学者应该兼备才学识，而识是最重要的。你有识断，有判断能力，才会对现实的问题有你的见解。同时也应看到，任何现实问题都有其历史渊源，我们不能切断历史。所以做学术研究，就是要遵循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现实问题总是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鲁迅先生曾经在中大任教，我曾经十分关注鲁迅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一段经历，1920年至1927年，他先后在好几家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他有几篇特别出名的杂文正好写于这个时段，比如说《灯下漫笔》《春末闲谈》《论睁了眼看》《论雷峰塔的倒掉》等。这几篇都收录在他的杂文集《坟》里面。其中就有很多很重要的思想，比如说《灯下漫笔》，提出一个“直捷了当”的判断，中国历史无非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我就想鲁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固然跟鲁迅对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的观察比较透彻有关，也跟鲁迅的学术研究有关。要知道他是研究小说史的，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面，鲁迅提到光绪年间问世的《三侠五义》，书中那批好汉心甘情愿做某个官僚的随从，也是甘心做奴隶的，这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另外有一部书叫《后水浒传》，是清代初年的，里面的好汉当时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就流亡到海外，那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论睁了眼看》这篇杂文里面所用的材料全都是中国古代的小说戏曲。我们不能否认鲁迅的杂文非常有思想，那么他的思想从哪里来，就包括我刚才说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平时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观察，另外是他的学术研究，两方面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思想，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是顾颉刚先生，他也曾经在中大任教。顾先生我们知道他是历史学家，也是民俗学家。他有一段很有趣的经历，20年代初他在北大读预科的时候，上午听课，下午去戏园子看戏，那时候北京的戏园子非常繁荣，他各种戏都看，不同的剧种不同的角儿都看，他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故事是可以变动的，也可以是“无稽”的。比如说历史上有一个薛仁贵，仿照薛仁贵故事又编出了一个薛平贵的故事，薛平贵是历史上没有的。但是薛平贵的故事比薛仁贵的故事更精彩，因为他从乞丐做到皇帝。所以在后来的戏剧舞台上，薛仁贵的故事不如薛平贵的故事流行，后出的甚至是“无稽”的作品也会有很强的生命力。顾先生后来要写一本面对中学生的历史教科书，写中国历史不免就涉及到三皇五帝的问题，要从一开头说起，他就发现有问题，比如说尧舜禹。禹在尧、舜之后，在西周时，禹的故事就已经开始流行了，我们可以在《诗经》、《论语》里看到，但是比禹更早的尧舜的故事却难觅踪影。顾先生就判定这个尧舜的故事，很可能是战国后才有的。更奇怪的是比尧和舜更早的伏羲神农的故事出现得更晚，所以他就推断中国的上古传说时代的历史，是层累性造成的中国古史，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而且很多是后来追加上去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研究呢，这与他对儒家经典很熟悉有关，另一方面，他又了解民间故事是怎么生成、怎么变化的。所以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他是“古史辨派”的领袖）中说到，非常感谢在北京看戏的那段日子，那些看戏的体验给他很大的启迪。不要小看他所提出的那个“层累性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这对儒家原来那个圣人谱系是具有挑战意义的，也改变了当时一般人对上古历史的认知。所以后来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张荫麟（广东东莞人），他的《中国史纲》是非常著名的，现在还不断重印，是一部很有个性的著作，张荫麟在编《中国史纲》的时候，就采用了顾颉刚先生那个学说了。所以顾颉刚先生的学说是带有思想解放的意义的，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儒家原有那个圣人谱系去了解历史。
我觉得，“出思想”还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借用严复的话，就是“出思想”也要讲究“信达雅”。你的思想首先是一个“信”，应该是有价值的、接地气的、可信的，有现实问题意识作背景的，不是天马行空；同时，你对文献的释读是准确无误的，你所调查而得的田野资料是经得起推敲的，这也是“信”。达，那就是表达了，我觉得在中国学术传统里面，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写论文写论著，还有一种很重要的传统方式比如札记，以札记为著述，如清初顾炎武写的《日知录》，一段一段札记，就很有思想，这是公认的；还有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的《蛾术编》，蛾字念“蚁”，为什么叫《蛾术编》，是说其内容好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地积累，但它本身也是能够表达思想的。还有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是一段一段札记，贯通古今中外，是有思想的，不少札记是很深刻的。札记的好处在于全都是“干货”，不含水分，却精警动人。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关注表达的多样化。还有“雅”，思想的表达需要规范而生动的语言，这方面有典范意义的是费孝通先生和冯友兰先生，费先生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文笔都是非常好。王季思老师生前曾跟我说过，说他非常推崇朱自清先生《经典常谈》的文笔，深入浅出，很不容易。又像黄天骥老师的著述，也非常注重信达雅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文科“出思想”，恐怕是要讲究这个的。
再回到刚才我说的“精神难题”。我注意到罗校长在讲话里提到文科的研究要有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这也是很重要的。罗校长说我们不能自娱自乐。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讲叫“预流”，就是学者要看到整个学术发展的大势，要研究一流的课题。我们的文化遗产里面，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不排除也有“僵尸”，没生命的冷冰冰的，它们只是寄存在历史的某个非常偏远的角落里面，所以做研究的时候要回避那些不入流的、甚至已经成为“僵尸”的那种课题。如果我们有这么一种共识，中大的文科科研水平应该是一步一步提高的。
郭：我想稍微补充一点关于“走出去”的问题，刚才董老师提出“中国经验”，其实讲到中国经验，最开始是美国华裔研究者高友功、陈世骧等提出关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之所以会提出这个话题，因为它是在一个参照系统之下提的，是在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这样的参照系中确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现在这个“走出去”，如果强调的是通常所说的“国际化”，我觉得中国文学专业，可能跟其他专业还不大一样，因为它更具有主体性、本体性。
因而我们“走出去”，一方面当然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规则，但进入这个规则之后，其实更应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的规则走，或者去学别人的规则。举个例子，现在做现代文学所使用的批评理论都是西方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小说评点之学在当下基本没有人在使用，我们使用的是西方的文学理论、哲学思想。但在用西方的理论去做本土的文学研究的时候，其实会出现很多问题，就是理论是否能契合文学创作的实际，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其实这跟“出思想”是相关的，即我们怎么样能够发扬中国本身文学的主体性，甚至建构我们自身理论的主体性，并在此前提下跟西方进行一个应答，建立起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学习和屈从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出思想”这方面要“走出去”其实更要强调的问题。
从学者个体来讲，我觉得第一需要有从容的心态，特别是我们这种基础学科的老师。有一个从容的心态，你才可以扎实打好基础做好学问。此外，对现实生活要有特别敏锐的洞察力，特别是做现当代文学，你必须特别贴近现实生活，并对之有所反映，且这个反映是非常迅速的。
另外就是从管理层面，学校这个层面来说，如何保证基础学科的学者能够“出思想”，我觉得可能也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制度上的保证；还有就是中山大学这个平台能不能做得更大更好，使同行们能够在一个更好的平台上互相交流，因为“出思想”更重要的是交流和碰撞，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整理：刘东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