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校长文科工作会议讲话《入主流 立潮头 走出去 》(《中山大学报》2015年9月28日第二版,以下简称《讲话》)开篇就强调“文科之特殊、之重要,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针对文科无用论提出“无用之用”:“文科的强与弱,它的影响力如何,直接关系到一所大学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风采,它塑造大学的灵魂,诠释学者的良知,为千万学子奠定如何才能安身立命的精神基座。”、“文科带头守护着我们这所大学的精神、文化和价值。”。在具体措施上也强调“文科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要有上下看千年、至少上下看百年、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和耐心。不要指望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就能立见成效,更不能用那些僵化的科研评价体系一管到底,从而忽略甚至扼杀那些有思想的学术、有个性的学者。”可以说,通篇《讲话》的立足点是文科的特殊性,是文科守护大学精神、文化和价值的意义。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文科守护精神,大学精神也是文科建设的最好写照。如果未来中大能在文科建设和大学精神建设中切实贯彻这一点的话,则笔者入职以来遇到、感受到的一些疑惑或能迎刃而解。
比如在目前诸多量化评价指标要求下,相当部分青年教师被迫集中全部精力撰写所谓的“一类期刊”论文,从而对学术的长远发展,课堂教学、学生培养、学校发展、社会发展的关注思考度下降,甚至变得漠不关心。青年教师是大学未来的领航人和建设主体,试想这种状况如何有益于学术的传承创新和大学精神的涵育和彰显?须知大学精神和价值不仅仅是靠论文来体现的,它必然还体现在教师们用心参与教学、管理、营造良好师生关系、培植好的学术理念、文化等方方面面。
此外,学校不惜重金引进人才,固然成效卓著,但舍得花力气培养本校乃至本土青年人才恐怕才是学校长远发展的真正根基,与引进人才比,本土本校人才规模更大,其归属感和忠诚度天然较高,若得到学校切实的关爱支持,比如科研经费的倾斜,教学改革的支持,校史校情的教育,成家立业的关爱,研究开拓领域的信任等等,悉心扶持,着力培养,或许日后能成就“上下百年功成舍我其谁”的伟业呢。这方面有的院系已不乏突出案例。
对民族和学校历史及先贤的温情和珍视,也是文科建设、大学精神的重要内容。国立中山大学在抗战期间,先后迁徙到澂江、坪石、梅县等地,始终弦歌不绝直至抗战胜利,遗憾的是期间殒身殉国的员生,其名单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整理出来。我校南校区和东校区仿制的国立中山大学牌坊,在题字及内容方面存有纰漏,虽有教代会哲学系代表团2014年6月提出《关于尊重历史传承文化原样修复校内国立中山大学牌坊之提案》并获立案、评优,但迄今未获实质纠正。此外,澄江、粤北、粤东、湘南是学校抗战西迁办学、延续文化命脉的重要“故地”,以县级区划计,包括:乐昌县、乳源县、宜章县、梅县(州)、蕉岭县、五华县、兴宁县、龙川县、连县(州)、仁化县等。可是,学校目前除在澂江、坪石建设纪念馆之外,其他西迁地则似乎比较受忽视……管中窥豹,我校大学精神建设和文科建设不妨从小处着手,“致广大而尽精微”,真正润物于无声,守大道于无形。
总的说来,作为青年教师,看到《讲话》,其通篇立意高远,语语切要,精神不由为之一振。决策层如此重视文科,重视大学精神,着实令人鼓舞。
具体到个人的研究,笔者愿不揣鄙陋对《讲话》 “出思想”目标略加补充。笔者非常赞成罗校长“出思想”的目标。然而,思想之出,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基本文献的积累,实践的需要和契机,经典文献的再解读,理论的总结、提升,思维方式的转换等等,都是其中的必要环节。而所有这些环节都绕不开文献,须根据具体领域不同程度地重视文献。尽管“现在已经是大数据时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研究的发展。过去让学者孜孜不倦、可以贡献毕生心血的文献典籍整理工作,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变得更为容易方便。”,然而,高质量的文献整理、编辑,有其自身的准则和要求,固然会受益于高科技手段,但并不是后者可以完全取代的。对有的研究者来说,“出文献”(即“以资料文献的整理为主的基础性工作”)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与“出思想”同等重要,因前者实为后者提供可靠的研究对象与基础。
笔者的研究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 缩写为MEGA),就属此例,这是一个出文献也非常有意义的领域。它以高水准的编辑工作呈现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的思考创作过程,特别是其中的修改过程,完整地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身的发展性和丰富性,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最权威的版本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最可靠的文献基础。
目前,仅我们熟知的《资本论》就出版了15卷,包括《资本论》初稿的“四个手稿”(共4卷)、《资本论》第1卷的“六个版本”(共6卷)、《资本论》第2卷的“三个稿本”(共3卷)、《资本论》第3卷的“三个稿本”(共2卷)。除《资本论》及手稿这部分2012年首先出齐之外,一般著作部分(计划32卷,已出20卷)、书信部分(计划35卷,已出14卷)、摘录笔记部分(计划32卷,已出13卷)均尚未出齐。MEGA每一卷都有一个作为编辑终稿的正文卷(Text)和体现改稿过程等的资料卷(Apparat)。
旧MEGA(MEGA1)由列宁、梁赞诺夫推动,但中途夭折,在1927至1935年间仅出版11卷(计划不少于42卷)。新MEGA(MEGA2)在1964年由东德和苏联马列研究院重新启动,在苏联东欧剧变后遭受短暂挫折,经国际马恩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ung)继续推进,由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承担,至今共计出版62卷(计划出114卷)。
我国MEGA的收藏情况、研究水平和国际参与度可以说非常令人汗颜。我校图书馆亦没有旧MEGA藏书,收藏的新MEGA为日本学者小黑松先生惠赠,此后出版的卷次则没有继续收藏。幸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图书室已持续不断,收藏了新MEGA业已出版的全部卷次。虽然我校现收藏有两套新MEGA,在全国领先,但整体的研究水平与国际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目前,在MEGA已经出版的卷次中,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学者以编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说起来,虽然有种种客观因素影响,但终究与一个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实现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极不相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全面理解和研究,致使在全球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方面难以“入主流”、“立潮头”,也难以“走出去”。且到目前为止,我国也没有大学或研究机构提出或组建一个以正式参与MEGA编辑、在该方面“入主流”、“立潮头”、 “走出去”为目标的“大团队、大项目、大平台”,尽管其也可以算得上是“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我不禁猜想这样的“三大”将来有一天会否在中大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