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暑假,我准备读大二。中文系的许桂燊教授建议我利用假期去蔡廷锴将军的故居,收集一些关于将军的资料。这件事恰好得到我中学母校罗定中学当时的副校长区映寰支持,他写信给廷锴小学的张校长,请他接待我。我坐汽车到罗镜镇,然后骑自行车一个小时到达蔡廷锴的故乡龙岩乡,找到张校长,把区校长的信交给他。张校长看完信,询问我的来意,就带我去廷锴小学,从他简陋的办公室那简单的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是人们赞颂廷锴的一些对联和诗词,还有一些纪念活动的照片,我估计这些资料的原始价值不大,于是,就请求张校长带我去看廷锴故居。
张校长带我到了一个村庄,村前有一大片莲藕,田田的莲叶像夏雨中一把把小伞,有的莲叶还有雨珠停留,像一粒粒晶莹的珍珠。莲塘散发着清香。如此秀美山村,正是人杰地灵。校长带我走进一间没有大门的、外墙脱落的白灰屋,其中有两间房子用简陋的锁头锁着。张校长说,只有这两间房子是由蔡将军的家人保管,其他房子都住着村民。因为没有收集到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加上看到将军的故居破旧凋敝,我心里很难受。张校长见我有点失落,就说带我去看廷锴将军非常喜欢的“东南一景”。
来到一处土坡,我看见对面山丘上有些流水,张校长说,这就是“东南一景”。此景色曾因《廷锴自传》中描述有瀑布而闻名,但我眼前的景色,既不险,也不峻,更称不上巍峨,甚至不比环绕罗镜镇周围的山高,瀑布也只有一尺宽的水流,它与我见过的奇险和壮观的景色无法比拟。但为什么廷锴将军在他的自传中如此赞美这一景色?难道这景色有将军深藏的故事或抱负?
此次访问廷锴故居,我收获不多。也没有看到长辈们告诉我的将军留给故乡的两件物品:一是他作战佩戴的军刀;二是他的血衣。血衣是将军负重伤,鲜血渗透他的衣服,凝固后脱不下来,他的副官连着将军的皮肉把衣服揭下来的。将军把这两样物品留给家乡人,是让人们记着历史的教训。虽说没有看到这两件宝贵的物品,但我却感到收获了一种精神。我成长在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自我张扬并存的年代,选择什么人生观意味着追随什么样的理想,我去朝拜英雄,冥冥之中感受濡染到了英雄对国家和民族勇于担当的情怀。
1999年,我第二次去廷锴故居。彼时罗定市设立了廷锴将军纪念馆,陈列廷锴抗战及其为国戎马一生的传奇。这次去廷锴故居,是罗定市政府组织中山大学罗定籍的教授回乡调研,特地安排的。所有教授中,许桂燊教授兴致最浓,因为他研究过十九路军,掌握十九路军抗日的大量资料,他饶有兴致地给我们讲述淞沪抗战的故事。因为十九路军大部分将士是广东人,尤其以罗定人居多,在与日军开战前,很多将士都明白,能活着回来就是造化。因此,大家都非常怀念家乡,希望开战前能吃上一顿家乡的饭菜。廷锴将军很懂将士们的心理,于是叫伙夫做一个菜,就是罗定豆豉蒸猪肉,豆豉是罗定著名的特产。吃着家乡菜,将士们热血沸腾,立誓要与日本侵略军决一死战。因为日军的马队很厉害,于是,将士们想出扫马脚一招。日军马队的马蹄穿着铁掌,怎样令马队站不稳呢?将士们想起做豆豉用的圆滚滚又坚硬的黄豆,于是将士们在日军经过的路上撒下黄豆,果然,马队经过时很多马因为踩了黄豆滑倒跪地,战斗力大减,这时上海民间组织红枪队就出来砍马脚。如果马脚被绊,战马同样不能摆威风。将士们从猪肉想到困猪的猪笼,马脚踏进猪笼,就会被困住,于是,将士们把猪笼丢在马路上,果然日军马队经过又中招了。为了抗击日军,传闻闸北的黄豆和猪笼都全部被用光了。
我们计划在廷锴故居参观一小时,只见许教授仔细端详展览馆里的每一张照片,细细品读每一段解说词,琢磨每一场战斗的情景,还耐心地做笔记,直到接待人员反复提醒,他才不舍地离开。
许教授虽然是罗定籍人,但他在罗定生活的时间很短,只是抗战时随母亲避难回罗定住了一年多,那时他还不到三岁。起初我不太明白何以他对将军如此崇敬。这个疑问在我第三次访廷锴故里时有了答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我随罗定市社科联主席和宣传干事前往廷锴故乡,访问廷锴副官翁云廷的儿子翁德和夫妇,了解到了廷锴将军除了英勇抗日外,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淞沪抗战后,廷锴回到广州,看见他的两个弟弟的住处用茅草搭成,不能挡风遮雨,于是,廷锴在文德路附近买了房子,给弟弟居住。廷锴少年时经常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捉鱼摸虾,为了谋生,他曾多次与后来成为他副官的翁云廷一起,去帮办喜庆事的人家做客郎。翁云廷参军不久,廷锴作为团长与之在广东江门重逢,自此云廷就开始跟随廷锴。廷锴多次负伤,均是云廷鼎力相救。在福建时,一次廷锴上山头瞭望,突然被敌方机关枪射中腿部,立刻倒地,是云廷紧急背他去医院救治。有感于云廷的忠心救护,廷锴感慨地说:只要有蔡廷锴一天,就有翁云廷一天。
1946年,云廷因为想过平静、安宁的日子,辞别廷锴回乡居住。当时罗定县府请云廷负责守护粮仓,廷锴那时已追随共产党,他密信告知云廷,守好粮仓的粮食,一粒都不能外运出境支持国民党,等待共产党的部队来接收。云廷果然没有按照罗定县长的命令外运粮食,以致获罪被监禁。幸得到廷锴亲人的声援才被释放。廷锴与云廷推心置腹,他交待云廷去劝说自己的女婿辞掉在国民党的官职,投靠游击队。解放后,云廷和许多从国民党军队走进新中国的人一样,被扣上“五类分子”的帽子。1958年,廷锴回乡,云廷戴着在田间劳作的“大眼帽”来见他,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见将军还戴这样的帽子?云廷一语相关地回答:我本来就是戴“帽”。廷锴立刻明白了,于是对当地政府说:如果云廷是“五类分子”,我蔡廷锴就是“六类分子”,因为云廷所做的一切,都是听从我的。不久,云廷“五类分子”的帽子被摘除了。廷锴当时是北京的高官,但他仍然牵挂着昔日的老部下,与之荣辱与共。云廷年老时,还经常收到廷锴从北京的来信,他的家人感到好奇,问来信讲什么,云廷回答说,廷锴只与他一个人讲,没有与其他人讲。不但不告诉家人信的内容,还看完就把信烧了。至云廷年老患病,廷锴虽已不在人世,但其夫人罗西欧女士依然多次寄钱回罗定给云廷治病,还寄学费支持云廷的孙子读书。
廷锴虽然战功显赫,但他在乡亲面前仍然很谦卑。他骑马回乡,在路上遇着乡亲,不管是否认识,也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甚至是捡牛粪的,他都立着马,给乡亲让路。因为罗镜镇是穷乡僻壤,能读书的人不多,廷锴意识到没有文化,难以服务国家,于是他出资在乡兴办小学、中学;为改善乡亲看病难的问题,他建医院;为了让乡亲有娱乐场所,他还兴建公园,为了让乡亲出行方便,他建设桥梁,这些工程,目前还在使用。
廷锴对乡亲很体贴,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必定通知乡亲去爱群大厦相见,他接待乡亲的第一件事,就是安置他们先去饭堂吃饭,因为他知道他们穷、饿,总是待到乡亲们吃饱饭后再叙旧,只要是他熟悉或是记得的乡亲,他都会问及。廷锴离乡多年,仍惦记故乡,他多么热爱故土和亲人,他在战斗间隙回到宁静的家乡,享受短暂的安宁和幸福,哪怕看见平凡的山丘流水,也会情不自禁地冠以美名。由此,我明白了许桂燊教授对廷锴将军的崇敬,也明白了“东南一景”的由来。
我三次访问廷锴故里,亲眼看见廷锴故居从只有两间破旧的房子保存物品,到设立纪念馆,再到现在筹资三百万元继续完善建设的过程,一次比一次更真实地了解廷锴将军对故乡的深情,对平静幸福生活的向往。将军故居的广场立了一尊骑马征战的雕像,将军威风凛凛,配枪坐立于马上,仿佛他的英灵至今还在守护祖国大地。
愿将军的精神作为我们民族的财富,得到更好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