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本报345期2版)
第四,真实地记录了陈寅恪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和对教育作出的卓越贡献。
以往对陈寅恪的研究,对其学术研究成果关注较多,而对其在教育上的贡献,则相对薄弱。其实陈寅恪的一生表明,他首先是老师,其次才是学者。他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和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他将中国传统私塾、书院和西方学校教育学生的长处,加以熔铸,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独特的教育方法。把自己广博无涯的学问融入教学内容之中,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创新能力,把学生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甘当人梯,全力扶掖后学。因而培养了众多日后成为贡献卓著的文史大家如季羡林、周一良等。本书对此均有详细记述,弥补了学术界对这方面研究之不足。
第五,真实生动地记录陈寅恪在中山大学的故事,澄清了一些不实的传闻。
1943年,陈寅恪在桂林广西大学任教。6月30日,陈氏作为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特约教授,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前往临时迁至广东北部山区小县坪石的中山大学讲学。他在坪石停留一个星期,讲了五个专题:“五胡问题”、“清谈问题”、“魏晋南北朝读书方法之‘合本事注’”、“南朝民族与文化”、“宇文泰及唐朝种族问题”。这自然给迁到山野的中山大学送来了学术大餐。他当时大概没有想到,以后会在中山大学度过后半生。
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应陈序经之聘来岭南大学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岭大与中大合并,陈氏改任中大教授,直到1969年10月逝世,在广州生活了20年。康乐园的风风雨雨,影响着他的生活、教学和研究。
一方面他享受着“国宝”礼遇。得到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广东省的领导陶铸、中山大学领导冯乃超以及广东省负责高校思想工作的杜国痒等的关注与安排,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历史研究》编委、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山大学校务委员等职务。生活上享受着最好的待遇,配备他满意的学术助手,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还给予各种特殊照顾,陶铸还指示有关部门为他配备最好的收音机,以便收听他最喜欢的戏曲节目,在跌倒骨折之后,由国家出钱请三个护士在家里日夜值班照料等,这些待遇在中大乃至全国学术界传为美谈。陈寅恪在康乐园深居简出,在家里接待来自京城的高官,如林伯渠、陈毅、朱德、康生、胡乔木、周扬、郭沫若等;也接待了不少来自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老朋友和学生,如章士钊、李四光、张奚若、陈君葆、吴晗、季羡林、蒋天枢等。解放初期的几场政治运动没有冲击到他,他的心情是舒畅的,1957年春节,他撰一副春联贴于住宅东南区一号: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陈寅恪有“教授之教授”之称,对此在中山大学有真实的记录。历史系每年迎新会上,系主任刘节向学生介绍陈寅恪,都恭敬地说:“陈先生是全国知名学者,教授中的教授。”这一称谓名符其实。当时历史系许多老师如梁方仲、戴裔煊、蒋湘泽、端木正、谭彼岸、陈锡祺、全应熙、周连宽等,当时已是成名的学者,都来听陈先生的课,与同学们坐在一起,认真听课记笔记。比如著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二级教授梁方仲,从1953年至1955年,先后听了陈寅恪“两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证史”两门课,记下两大本长达百页的笔记。笔记“笔迹工整,极少涂改,讲课人脱口而出的引文和诗句,一一照录,准确度极高。”“每堂课均标明听讲月、日和星期,因事缺课必注明原因。”足见其听课之认真。中国近代史及孙中山研究专家陈锡祺在迟暮之年,对儿子回忆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跟学生一起听陈寅恪上课,……陈寅恪学问很好,人也很好。”
另一方面,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席卷全国,陈寅恪昔日的朋友、同事、学生或助手被划为右派,他自己被划为“中右分子”。1958年开展史学研究必须“厚今薄古”,马克思主义要占领史学陈地,要压倒资产阶级学者的运动。陈寅恪被推到了被批判的前列。首先从中山大学学生贴大字报开始,席卷到全国的一些报刊公开发表批陈的文章,全盘否定陈氏的史学思想、治学方法及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对这种胡乱的批判,一些老师是不满的,如梁方仲公开说:“乱拳打不倒老师傅”,要青年老师不要跟风起哄。又例如历史系要召开批判陈氏的大会,刘节冒着风险到陈家通风报信,使陈氏有思想准备。这场风狂雨骤的政治运动,使陈寅恪的精神受到严重的伤害。鉴于有些大字报说他“贻误青年”,他向校方提出:“教书30多年,不意贻误青年,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决定不再开课,准备迁出中大。”助手黄萱劝他复课,他沉痛地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这是多么伤心的话啊!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陈寅恪像全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了虐待,晚景十分凄凉,家中只留下体衰多病的两位老人。他预先给妻子唐筼拟一副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陈寅恪夫妻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清贫一生,他虽欲远离政治,而“四人帮”的政治却不放过他,最终受迫害而死。
陈寅恪逝世后,在国内,真正从学术文化的方位来认识、了解、研究陈寅恪,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山大学在这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88年、1994年、1999年三次召开纪念陈寅恪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出版了三本论文集。在陈寅恪故居(东南区1号)建立了“陈寅恪纪念室”。胡守为在历史系开出“陈寅恪著作研读”的课程,让青年学子认识、了解和学习陈寅恪。2001年由陈寅恪女儿,我校化学系副教授陈美延编的《陈寅恪集》十三种十四册,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3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十七日),是陈寅恪113岁诞辰,江西庐山植物园在新建的陈寅恪夫妇墓前举行了简朴的落成仪式。中山大学在发来的贺信中说: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研究学问,终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严谨治学,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气质。”“先生的学识与人品均堪称后人之典范”,“先生的事迹为中山大学的历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为拥有先生这样大师而感到无上光荣。”
第六,客观地辨析了坊间流传的关于陈寅恪的“可爱而不可信”的传闻。
对于陈寅恪由谁推荐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授,坊间有三种说法:一是胡适推荐说;二是梁启超推荐说;三是吴宓力荐说。前两种说法,固然可爱,却未必可信。作者根据《吴宓日记》、《吴宓书信集》和各种来往文件中,考证出是吴宓力荐陈寅恪到研究院任导师,“是吴宓生平最得意的杰作。”这可以成为定论。
陈寅恪究竟通晓多少种外语。坊间流传着陈寅恪精通或者掌握十几门外语的说法。其实这是把语言和文字的意义,混为一谈。作者通过各种资料和陈氏好友的回忆,对陈氏的外语能力作了考证。毕树棠认为“陈氏学习多种文字,主要是为了阅读而不是用来写作。”程千帆说“寅恪先生花很多工夫学外语,主要是为了阅读。”在众多的外语中,他的日语、英语、德语的口语水平高,阅读能力强,但用这些文字写作,未必得心应手。陈氏能运用梵文、藏文、巴利文等文字来考订佛经,至于其他西域文字和中亚文字,恐怕只能认识或者借用词典能查阅资料而已。陈氏侄子陈封雄说:“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种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在他38岁以前取得的。”而且随着他研究重心的转移,使用这些语言文字的机会越来越少,外文水平亦应有所退化。这些考证和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1949年,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去留问题上,坊间有多种传闻,甚至有说后来陈寅恪后悔没有去台湾。作者根据已经发现的史料,分析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认为陈寅恪慎重地权衡去留的利弊因素,最终决定留在康乐园从事教书和学术研究工作。这种分析有充分的史料作根据,因而其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20世纪50年代,坊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斯大林在著作中,引用过陈寅恪的文章,所以,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就向毛泽东询问过陈氏的情况,毛随即吩咐国内有关部门调查了解陈寅恪何许人也?经作者查阅过多种版本的《斯大林全集》,根本没有这回事,完全是以讹传讹的坊间传闻。
学术界都知道,1953年底,汪篯带着郭沫若、李四光签署的信来广州,请陈寅恪赴北京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写了《对科学院的答复》,婉谢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其实这是陈寅恪第四次婉谢北上。在此之前有过三次:1949年10月25日,婉谢叶企荪、吴晗电召他进京返清华大学任教;1950年第二次、1952年第三次、1953年第四次。后三次是关于到中国科学院任职事。许多人或者不知道有过四次的事实,把一些事情混在一起,以讹传讹。本书把这四次的时间、人物、事实梳理清楚,有利于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其功莫大焉。
陈寅恪在中山大学生活了20年,为中山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是中山大学教授写的至今为止最详尽、最客观真实的陈寅恪传记,很值得向读者推荐。尤其是吴定宇教授带病坚持写作,推出如此厚重的作品,其敬业精神,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