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7日，即我抵达凤庆县挂职前一天，在本县茶文化艺术节拍卖会上，由滇红集团茶叶科学研究院精心制作的凤牌滇红茶100克和凤牌普洱生茶100克，分别拍得12.8万元和35万元，创下了中国茶品拍卖量价比之最，拍卖所得全用于保护当地的古茶树资源。我欣闻喜讯，为之自豪的同时，思绪穿越时光隧道，景仰前辈先贤为奠定中国茶叶地位、为发展凤庆茶业做出的历史功绩。
今天，“中国是茶的故乡”在人们看来是一个习以为常、甚至熟视无睹的客观事实。但在理论上、实证上和国际上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能不归功于著名植物分类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张宏达。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几乎与冯绍裘先生赴滇寻觅红茶原料的同时，中大生物系学生张宏达随母校辗转迁移到云南澄江，他在当地采集1000多号标本，完成了毕业论文《澄江植物之研究》并留校任教。因缘巧合，“植物王国”的云南成就了他的学业，日后他以研究成果加倍回报云南。
1823年，英国军官勃鲁士在印度阿萨姆省的山区发现野生茶树，树高叶大，于是，国外学者以此提出茶树原产于印度，将阿萨姆种定为世界茶树原种，引发了长达100多年的“世界茶树原产地之争”。为纠正这一颠倒事实的“世纪之争”，上世纪80年代初，张宏达教授深入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各产茶山区调查，尤其对滇西南少数民族产茶区挨家挨户访问，采集大量标本，从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植物学和地理等方面进行考察研究，先后发表论文《华夏植物区系的起源与发展》和出版专著《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另有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奠定和构建了山茶属的系统分类基础，修改了外国人制定的山茶属系统，在世界上影响极大。他从理论上证明在中国分布的茶树有完整的系统发育体系，提出茶树种植、栽培和茶叶制作都不可能起源于印度。他指出，印度在18世纪前的文献没有茶树的记载，可能在17世纪前后，由阿萨姆当地的掸族人从中国带回茶树栽培，由此逐渐发展起印度的种茶事业。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立顿公司”的前身）垄断着全球茶叶贸易，主要采购的是印度茶叶，受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他们率先提出茶树的原产地在印度的论调。现今在阿萨姆种茶的不少村民仍保持着和云南景颇族人一样的生活习俗。张宏达教授以科学原理和充分依据断定印度阿萨姆茶树源自云南，并在他主编的《中国植物志》亲自将阿萨姆种改为中文名普洱茶种，作为世界茶树原种，由此在现代科学视角上奠定了中国是茶故乡的地位，改变和重新确立了茶种学的科学版图。
不止于此，张宏达教授进一步将普洱茶独立为种，认为人类利用和栽培的茶树有两种：一是茶（拉丁学名camellia sinensis），属于茶系的种；一是普洱茶（拉丁学名camellia sinensis var assamica），普洱茶原种是茶的变种。普洱茶和茶的地理分布不同，前者通常在北回归线以南，栽培区域亦不能超过南岭，而后者分布纬度要高许多，可以越过秦岭种植。
为此，学界和茶界对张宏达先生评价甚高：“是他改变中国茶的命运”，是“普洱茶之父”。2009年，95岁高龄的张宏达先生以“《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至今101岁的老先生仍然健在，这是功德无量，延年益寿的象征。
前述拍得最高价的凤牌滇红和凤牌普洱生茶，其鲜叶均采自凤庆小湾镇有3200年以上树龄的“锦秀茶祖”，对这一棵地球上至今发现最粗最大最老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树的鉴定，也有中大人的贡献。1986年9月，张宏达先生的弟子、中山大学植物学博士叶创兴经实地考察研究，测定“锦秀茶祖”比勐海南糯山那棵800年树龄的“茶树王”还要粗26厘米，认定它是人类最早种植且利用驯化历史最为久远、也是地球上不论野生、过渡或栽培型都是最粗大的古茶树，堪称“世界茶王之母”。以后，前来实地考察鉴定“锦秀茶祖”的日、美等国学者也予以认同。
可见，地处澜沧江中游流域的凤庆，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茶树发源地之中心，是云南第一产茶大县。当年冯绍裘先生为创制滇红茶觅得的凤庆大叶种，如今已成为云南省被首批认定的国家级茶树良种。滇红以香高味浓、形美色艳的优秀品质驰名中外76载，一句“凤牌滇红，天生好茶”的形象代言，诠释了凤庆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滇红之乡”。
追昔抚今，在新的起点上，凤庆确立了“生态立县，绿色崛起”的发展理念；滇红集团扬帆“二次创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建设国际化品牌；朝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中山大学肩负使命，感恩云南，帮扶凤庆，历史促使中大人和凤庆茶乡再一次结缘。让我们凤庆茶人发扬滇红创始人冯绍裘先生不畏艰难办厂制茶、出口创汇实业救国的民族精神，解放思想，迎难而上，谱写凤庆茶业发展的新篇章，让我们中大人铭记学校创办者孙中山先生“为社会福，为邦家光”的毕业训词，勇于担当，发挥优势，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作者现挂职于中山大学定点扶贫的云南省凤庆县，任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