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成立,陈耀真教授任眼科医院院长,毛文书教授任眼科医院副院长。当时有病床113张,分3个病区,全院职工共132名。它是国内首家高等医学院校附属的眼科专科医院,承担着眼科教学、医疗、科研和眼病预防工作。从建院开始,“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这一名字在国内外同行当中,已经备受瞩目。
50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山眼科中心在全国眼病患者中有着优质诊疗的良好口碑。在中心培育过的各级眼科人才,正在祖国各地为眼科事业的发展付出辛勤的劳动,并不断地得到各地眼科界的认可和支持,部分还被推选到领导岗位。
50年的风风雨雨,5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是什么精神凝聚着中山眼科中心保持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是什么传统让中山眼科中心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接班人?让我们一起回顾眼科中心发展的过程,看看老一辈创业者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个脚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可贵的创业精神,还有他们能持之以恒保持下来的优良传统。
当医生就必须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精神。在病人面前,医生就必须千方百计地为病人解除疾病的痛苦。哪怕是只有一分的希望,医生也要做出一百分的努力。在病人面前,只要你穿上白大衣,就必须把自己个人的一切事情统统抛到脑后,全心全意地投入为病人的工作中去,再苦再累也不能在病人面前表现出来。眼科人正是以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所有眼病患者的爱戴。1967年,由于眼科医院是所在区域交通要道的制高点,成为派别争斗的“要地”。但在这里工作的眼科人照常上班,把个人安危置之脑后。医生们照样看门诊,做手术,护士们照样值夜班。戴着“反动权威”帽子遭到人身攻击的老一辈医生们,一旦能有为病人看病的机会,他们立即投入病人的抢救,毫无怨言地工作。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内眼病患者纷纷到眼科医院就诊,港澳同胞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及菲律宾的眼科病人也都万里迢迢来寻医。我们老一辈的医生们把病人的信任当成医院的光荣,尽力地满足每一位患者的要求。如开设“农村病人病房”,方便从农村来的病人。有位香港病人提出要在春节期间手术,杜念祖教授就在正月初一为她手术,并获得成功,令其重见光明!
对病人要有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好每一位病人。如果要比较一种白内障手术的手术方法,先辈们当时施行的手术与现在比较显然是有点落后了。但是,如果要比较服务态度,比较如何与病人“打成一片”,让病人成为医生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一起战胜疾病,先辈们依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首先是讲话时的态度,讲话的声音如何才能让病人感到温暖。毛文书教授无论在高级首长面前,还是在极为普通的农民面前,讲话的声音总是心平气和,细声细语,给病人那种如亲人的感觉。她要求我们给病人进行裂隙灯检查时,医生必须站着协助病人坐好,把头部位置放好以后,医生才能坐下来为病人做检查。尽管她的年纪比病人大得多,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们还看到她为了让病人掌握自己给自己滴眼液的方法,她自己拿起眼液,并将眼液滴入自己的眼睛,示范给病人看。所谓周到的服务,就是我们想病人所想,只不过我们想到的要更全面。医院的员工就是这样在老领导的那种以身作则行为的带动下,尽量地把服务工作做好。医务人员一心想着病人,一心为病人工作,别无他求。治好病后,病人的一声“谢谢”,就是对医务人员的最高奖赏。有时病人出院时缺钱缺粮票,医务人员就给病人送钱、送粮票,这是常有的事情。还有,他们背着病人出手术室,为病人理发,带病人去火车站坐车等等。这些事情虽小,但都体现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融洽。那个时代医生星期天也得回医院查房,检查术后病人,写病情记录。有时花去半天时间,从没有医生提出来要补休。
培养医生必须遵循中山医的“三基三严”的老传统。就是要求医生必须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理论,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严格要求,严肃态度,严密组织。眼科医院的老师们在严格要求的基础上,在带晚辈做手术时,不是怕你学会了会“饿死师傅”,相反他们是巴不得让你快点学会后,回去能更多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他们“手把手”的教,还提出“放手,不放眼”,在上级医生严密的监视下手术,以保证手术质量。有一次我正在用压陷眼压计为病人测量眼压,陈耀真教授静静地走过来,看着我的整个操作过程,然后微笑地点了点头。在病人离开治疗室后,他就问我是否会用简单的指测眼压方法,我说还不会。他看着我,让我眼睛朝下看,很亲切地把我当病人,在我的眼睛上示教指测眼压的操作要点,并用恰如其分的比喻,告诉我如何分辨眼压的高低。45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记得老师那种和蔼可亲的教学方法。当时在眼科医院学习,病例多,手术机会也多,老师带教耐心,已在国内被传为佳话,吸引着更多的医生来医院学习。也正因为如此,眼科医院成为卫生部眼科主治医生的培训基地。进修医生结业时,都要开个座谈会,凡在院的所有领导都出席与进修班学员合影留念。
本院医生的培养也一样必须经过层层严格的把关与考核,最后才能独立工作。我学早期白内障囊内摘除手术时,是杜念祖教授带我。我还清楚地记得杜老师的教导,在手术前一定要再一次复述病人的病情与特殊性,再一次复习所要做的手术中的每一个手术步骤及如出现意外时的应变措施,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学现代囊外白内障手术是李绍珍院士教我,她总是一边示教手术一边讲解手术要点,将她的临床经验一点一滴毫无保留地教我。还指导我去看国外的各种杂志,了解国外手术动态。可以想象,我这个当学生的,能得到这样好的老师带教,能不好好学习吗?我常利用晚上时间回医院,一看到手术室里没有急诊手术,我就在手术室里复习手术显微镜的结构与使用方法,学习在手术显微镜下如何准确剪线,留下标准的线头。当时我是生怕自己没学好会对不起老师,而不是老师没教我。学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时,李绍珍教授要我用左手拿筷子吃饭,在葡萄上撕葡萄皮学习撕囊操作。1995年11月,她还亲自带我到美国参加专门的培训班,在动物眼和尸体眼球上做超声乳化手术。在美国期间,我们买了一个披萨,三个人和老师一起分着吃,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至今仍历历在目。李绍珍教授后来看到我在临床工作中的手术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又鼓励我去编写书著,才有后来我主编并出版的《小切口白内障手术》和《晶状体性屈光手术》两部专著。恩师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
要做一名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眼科医生,到农村去,到边远地区去,到病人最需要的地方去。通过到基层去,才能了解病人的困难,建立为病人服务的深厚的感情。可以说在眼科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都下过乡,接受过病人的教育。我在医教处工作时,就统计过中山医学院眼科教研组(后来的眼科医院)从1956年开始派第一支医疗队下乡以来,一直坚持派医疗队下乡、下厂、下街道,到基层单位去,为广大的工人、农民和渔民服务。至1986年,这三十年来共派出94支医疗队。脚印遍及全省8个地区,56个县,292个乡镇。诊病人数达49万,开展内眼手术1.6万例,外眼手术4.7万例。培训乡镇一级以上眼科基层人员614人,培训村一级卫生人员4261人。医疗队每到一处,均逐一地到农民的家里查盲,然后当他们需要手术时,又集中到乡镇卫生院免费为他们手术,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眼科医院医疗队曾得到广东省领导的肯定与推广,当时的领导称之为眼科的“乌兰牧骑”。当地群众则称之为“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有过这段经历的眼科医务工作者,都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至今依然是一段最美好的回忆。
在眼科医疗队中,令我难忘的是当时一位公社妇女主任带我爬过三十几里山路,去寻找一位年轻的盲人,我们都一心希望能治好他的眼病。当我到了这位病人的家里,这位15岁的小孩用充满期待的口气问我:“医生,求你医好我的眼睛,让我能看到。”可是我看到小孩的双眼,是在十年前因视网膜母细胞瘤而被摘除眼球的“双眼”。在眼睑的后面是一个空腔,没有眼球。这使得我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才好。也正是这个小孩那请求的声音,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我想如果这小孩能早点被发现,或许还能保住一只眼睛,不至于要双眼都被摘除。也正是有了这位住在边远地区的病人对我的教育,坚定了我当好眼科医生的信心。
对待病人,必须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必须有热情周到的服务精神。老师全力地教好学生,学生学会珍惜老师的苦口婆心。在医院里形成“严师出高徒”的学习环境,就能让学生在教学、医疗、研究与预防等方面得到全面地发展。医生能深入基层,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上述的这些做法,已经成为中山眼科中心的好传统,我们不会忘记,也希望不要忘记。在庆祝眼科医院成立五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重提往事,缅怀已逝去的先辈,牢记他们留下的好传统,珍惜我们今天良好的学习与工作环境,创建中山眼科中心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