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中港两地文学翻译权威的交手,戴老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令对方折服。
“你是戴镏龄教授的学生吗?”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我在校时,他是外语系主任,我的毕业证书上赫然写着“戴镏龄”三个大字,这师生关系是如假包换的。然而,回答后又难免有几分心虚。因为在中大的四年中,我并没有听过他的课。
直到一九八二年毕业,到广东省教育厅工作后,我才有机会直接聆听戴老的教诲。当时教育厅位于广卫路,八四年夏,14路车总站因修路工程暂时移到省教育厅大门外。我好几次见到戴先生在等车,便上前打招呼,他听说我是外语系毕业生,很高兴。临时车站是露天的,我便请他进办公楼休息,以免遭日晒雨淋,通常会陪他聊聊天。
有一次,当他获悉我正在翻译电视剧时,便表示,他年青时也翻译过剧本,戏剧台词句子结构较简单,要译好却不易,因为不但要求信达雅,更需传神。好一个“传神”,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后来工程完工,车站回迁,我就再没见到他了,直到九十年代初回香港定居后,才再度与他联系。也正是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了解戴老的学识人品。
我回港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三联书店任英文编辑。入职首日,就有同事告诉我:你坐的是一个福位,我只当是开玩笑,但干了一段时间后,就领悟个中奥秘了。三联是一间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质量都很高,对英文编辑的中英文能力要求也较高。但由于是左派机构,出不起较高薪酬,往往留不住人才。以前几位英文编辑都是干一两年就被挖走,而且都混得不错。
大约三个月后,我就面对考验了,当时约了一本书稿——《陶渊明诗文英译》,作者是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谭时霖教授。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把能搜集到的陶渊明作品都翻译成英文,结集出版,还请了暨大曾昭科教授作序。对我来说,处理这样的书稿并非轻松之事,所以不敢怠慢,开了几晚夜车,把中英文诗稿一一对照,最后总算顺利付印。
书出版后,也许因为曲高和寡吧,不算畅销,但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国内和英美一些图书馆和高等院校都订购了,总算有所交代了。
岂料数星期后,老总忽然急召我,她拿出一封读者来信,要我尽快答复。我开头觉得很奇怪,出版社收读者来信本属家常便饭,为何如此郑重其事?但当我看到来信人的名字时,就恍然大悟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在港英体制中地位崇高。
来信高度评价《陶》书,赞扬作者做了有意义的工作,填补了空白,为推广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翻译水平也很高,接着笔锋一转,对某些诗句的译法提出了不同意见。
香港回归前,港英当局对左派机构深存戒心,高官们更是避之则吉。现在这么一个大人物亲笔致信,三联的高层似乎有点受宠若惊。老总千叮万嘱要我务必认真答复。
港英高官大多数都英文强中文弱,若是其它人,我完全可以应付过去,但对这位人士绝不能有半点怠慢,他以学贯中西著称,据说正在从事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英译,乃此道高手。
我急忙致电谭时霖先生,却老打不通,原来出国探亲了,只好找曾昭科先生,但也是白找,因为他当了省人大副主任,忙得不亦乐乎。失望之余,忽然想起谭先生曾在序言提过 “承蒙戴镏龄教授审阅部分书稿”,于是便致信戴老求援。我把读者来信转寄给他,说谭先生不在国内,问他能否拨冗解惑。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有点病急乱投医,忙乱中竟忘了表明我是他的学生,只把自己的名片塞进信封。因为不知他的详细地址,信寄到中大外语系办公室。
一个星期过去了,仍不见回音,心想戴老可能太忙,无暇回信,更担心信寄失了。就在心急火燎之际,同事送来一个厚厚的信封,打开一看,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是戴先生的复信,长达十页,中文字用钢笔写,很工整,英文句子则用打字机打出。信中对那位读者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他引用了大量资料,探讨陶氏作诗文时的意境和心境,以证明谭先生译笔传神。信很有说服力,却不会予人咄咄逼人之感。
我收到信后,迅速向老总报告,并即日转寄给那位高官,对方很快复信,表示满意戴老的解释,不再坚持己见。戴先生的来信,本身就是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可惜后来弄丢了,否则完全可以收进《戴镏龄文集》。
这其实是中港两地文学翻译权威的交手,戴老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令对方折服。说实话,经历这一事件后,我才真正为自己作为中大外语系毕业生而自豪。今年是戴镏龄教授百岁冥寿,我把此事记录下来,作为对老师的纪念。
(本文作者为外语系82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