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从根本上说,并非是教无知者的有知者,这一点至少早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就确认了。教师的任务是使学生对所学习的课题进行再创造,而达到这一目的的策略则是让学生认识到他实际上已经知道了什么,其中包括破除他们头脑中的种种束缚,这些束缚妨碍了他们认识自己已知的知识。因此,在教学中提出问题最多的应该是教师而不是学生。
在我所写的书里就体现了这种教学特点,并因此引起了读者的某些反感,而反感的产生往往是出于对教师的笃信。就我来说,我之所以这么做却是出自一种有意回避的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又主要是由于我没有舍弃自己所具有的运用反语的特质。自苏格拉底以来,所有的教师都认为运用反语是教师的一种很重要的素质。不过并非所有的回避都仅仅是出自这个目的,就连耶稣的道德故事也是含有谜语的寓言。在有些地区,例如禅宗佛教地区,教师往往拒绝回答问题,或是用一句似非而是的话把所有的问题扫到一旁,以此表明自己是一个称职的教师。
如果回答了某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结果就会把思想认识固定在所回答的问题的水平上。教师在传授知识时应该有所保留,这就意味着还会有更好更深入的问题,否则学生的思想将受到阻塞,难以前进。”
——选自弗莱《伟大的代码》中译本
古往今来,总有人赞同这种教学法,自然也总有人强烈反对。“读者的某些反感”——更确切说,包括某些读者的完全的反感——出自原则上的完全不认同(很深层很复杂),另有些则是“某些反感”——出于对方法表述上的误解。(解说也是没用的。)当然,还会有些人如我,则不仅不反感,反而对弗莱的说法很酷爱。
在教学中,需要用“反语”,也需要用“禅宗”,以此来做“称职的教师”。两者都意味着设法邀请学生遭遇“更好更深入的问题”,破除“束缚”和“阻塞”。弗莱和我,都不是那种在教学中高举亮瞎众人眼睛的“指路明灯”的人,并认为那离智识的偶像崇拜和反动会道门已经不远了。是的,教学所导致的心头的刹那间敞亮,对每个人来说,都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向。教育不过是催化剂,让每个个体营造自己的私有智识财产——当然和别人获得的绝对不是同一款。
这种强调“自由”的教育,意味着教师与学生必须都真正行使自由并把对方当作真的大活人去对待,不能把对方缩减为概念和标签。当学生期待自由式教育结果时,最好意识到:不要用自己头脑中关于开明、自由的18岁单纯想像来评判教师——否则,眼睛所追逐的往往是中国式的关于开明的作秀,而不是真正的自由教育的实惠。当一个学生满脑子“死亡诗社”或“放牛班的春天”或对知识偶像的渴望而进入大学时,他/她既可能是真聪明,也可能是真傻子——区别在于是否给自己搭了个新框框,不管它与高中的那个被动的框框是多么不同。框框终究是框框。也就是说,一方面,专制的课堂会阻碍学生的自由;同样,专制的学生也无法真正懂得自由的课堂到底是什么样子。姿态上的新潮自由,固然让不动脑筋的人都能轻易辨认出姿态上的新意,然而如同僵化的模式一样,同属于“自愿专制”的共谋和表现。
“在教学中提出问题最多的应该是教师而不是学生”——这也并无压制学生提问的意思。它意味着学生在积极提问时,教师更不能懒惰,教师更需要成规模地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引领思考。这种双方都要出力、缺一不可的动态,很珍贵、很微妙。
我特别爱引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前会长、耶鲁大学名师梅纳德·马克(Maynard Mack,1909-2001)74岁时,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的专题演讲“毕生的学术追求”(A Life of Learning,1983),这里面就传达出了这种珍贵的微妙的动态。
他说,“在(我)毕生的学术生涯中——至少在体制化学术生涯中——是本科生扮演了那个陌生人(艾略特诗剧《岩石》里的人物)的角色。是他/她直言不讳地发问:你教的这个东西到底好在哪儿?或者,为什么国王没有穿衣服?为什么那些人装作没看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本科生的廉价恭维——机会和鼓励的均等并不意味着收获的均等……你看,老师的谦卑并不意味着学生的轻松。所以他又说:“我们最多不过是催化剂而已。我们如果方法得当,有些时候可以驱散(学生)视野里的迷雾。但是,我们做不到(替学生)安排其视野。它来自其它什么地方——通过文本,也许还经由学生的DNA,也许还经由了其它我们迄今知之甚少的神秘之处。”
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说有了“西南联大”的老师,学生也就自动升级换代为西南联大的学生了;反之亦然。更糟糕的是,装西南联大就更不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