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g，我要给医院写信，要你留下来，而不是离开。”
Dakurah主任拉着我的手诚恳地说。我赶紧笑着摆手，但是他依然坚持对我说他是认真的，一定要写这封信给医院管理层反映我们的工作情况。
我完全可以把Dakurah主任发自内心的话看成是对我近两年来在Korle-bu医院神经外科工作的认可，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认可，但这一切来得却是那么的不容易、甚至是那么的艰辛！
面对文化差异，维护祖国国家形象
Korle-bu教学医院是西非最大、最权威的医院
Korle-bu教学医院是西非最大、非洲第二大、拥有1700张床位的教学医院，Korle-bu教学医院对于教学的重视程度给了我这个同样是来自教学医院的大夫极其深刻的影响。坦率讲，在本科生教育、住院医生培训考核、学术交流等多个方面，Korle-bu教学医院很大程度承袭了欧美的模式，国内很多医院在这方面均与之存在差距。
以科室业务学习为例，神经外科每周二、五上午均有自己的presentation，周一上午还定期与解剖教研室联合举行presentation，演讲者以年轻医生为主，他们并没有太多临床经验，却令我不得不佩服。有时候我问他们，对自己所介绍的疾病或手术是否有临床经历或经验，他们的回答甚至是没有，但他们却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尽管常常是很大的一个topic，尽管所述内容很肤浅，但他们的演讲能力却是国内很多年轻医生所无法比拟的；这固然与他们的语言优势有关，但更多的是体现了他们对待教学与培训的重视。
被认可，没有想到是这么的艰难。
我们的加纳同事难以理解，我们这些被贴以援助标签的中国大夫，为何要在他们最好的医院呆上两年？
这对于来自已有50年援非历史的中国大夫来讲，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出国之前，我们常常听说以往的援非医疗队是多么的受当地民众欢迎，解除了多少当地贫苦患者的疾痛，有些甚至负责总统的医疗保健并获得各种荣誉勋章。当我们踏上加纳这片黄金海岸的国土，进入西非最大、非洲第二大的Korle-bu教学医院时，其落差之大着实让初来乍到的我们难以接受！
因为Korle-bu教学医院并不缺医生，也不缺能干活的医生。加方卫生部在两国之间的协议已经很明确的情况下，还不断表示希望我们能转到外地或一些基层医院去，甚至我们自己包括领导层在初期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下，也对此有过一度的动摇与犹豫，这就是我们作为第一批援加纳医疗队的真实处境！
只要接触过加纳同事你就能深深感受到他们那种骨子里的骄傲，也许在他们心目中，只有欧美才能充当他们的老师，至于中国只不过是近几年经济发展较为迅速而已，甚至当听说港澳、台湾与西藏是属于中国时他们都觉得很新鲜，这也不奇怪，只要每天听听BBC与CNN，你就会知道加纳兄弟们所了解的关于中国的信息是多么的片面。
尽管组队之初、培训期间，我们对困难有过充分的估计，但实际困难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尽管我们来之前曾设法了解即将开展工作的医院，所得的仅仅是网络上少之又少的资料；尽管入选队员要求必须是高级职称，但这家医院绝大多数的加纳同事们对中国的医疗水平与现状的认识如同一张白纸……
不同于以往援助别的大规模的医院，我们唯有调整自己的心态，去认真思考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唯有通过各种不断的努力，去维护尊严；我们唯有坚守在非洲大陆，去完成我们的援外使命；因为我们是开拓者，我们的一言一行无不代表着祖国的形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整理资料的中国大夫
Dakurah主任之所以会诚挚地挽留我在加纳继续工作，这番话缘于我与他关于一个术后病例的讨论，当然这仅仅是我们之间无数次交流中的一次。
周五上午是神经外科大查房时间，由于有接近一半病例是关于颅脑疾病方面的，我便常常利用查看颅脑病例的空档，将病房内的脊柱病例的影像学资料拿到医生办公室进行拍照，当然这一切都已征得科室的同意，并且在对所有照片编辑整理后，我将去年全年的资料刻录光盘送给加方，而今年的也不例外。
可以说，这是一项不要说是外国医生，就算是国内的众多同行也不愿去干的繁琐工作，但这对于临床资料的收集却是必不可少的。
我还记得神经外科的前任主任、一位老教授在看到我对着阅片灯拍照时，说我这个中国大夫正在收集他们国家的资料。当然他是在说笑，看着我试图解释的时候，他立刻对旁边一些加纳同事们说我这样做是对的，并希望他们都能像我这样。紧接着他又对我说，他很渴望自费来中国的一些医院看看，并向我了解广州的情况。
当时我还略感诧异，一位已经不在一线、不做手术、只专注于教学的老教授怎么还会有如此兴趣，他只是告诉我他很想看看我们中国的医院是怎样做的，中国是怎样能发展到如此之快，这也许能反映目前大多数非洲同胞对中国最初的感受与印象。
其实每次拍照也是我学习、分析与发现问题的过程。神经外科是Korle-bu教学医院的重点科室，病源之丰富不亚于国内的任何一家三甲医院，因而我常常能欣喜地看到一些有趣的病例，请允许我用“欣喜”来真实表达我的心情，这应该说是职业习惯的驱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