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源团队抵达上海之前，其实自心中一直起着波澜。自己虽然早已从媒体、书籍等途径对“大上海”有所耳闻，但却一直限于其他条件无法目睹，得以同思源伙伴们在行程中对上海有一颇真切之了解，实是机会难得；而在此次华东之行之前，我曾于2012年8月底值“钓鱼岛国有化”风潮时，受命由海军南海舰队（广东）调往海军东海舰队舟山地区服役。在同一路线上驱驰，却有不同目的地和驱动力，故路重走，难免唏嘘不已。
在整个行程中，思源人探讨最多的即是何为“中国力量”。
参观孙中山先生上海故居与中共“一大”会址，颇多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之感；造访中山大学校友虞明东师兄开办的上海维凯化学品有限公司总部，在聆听师兄教诲中感受作为一个“中大人”身上蕴含的“笃心实业”，“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名利不可得兼”的“中国力量”；参访瑞安地产公司的“虹桥天地”项目，惊异于“虹桥新天地（THE HUB）”项目开发的创意与项目开发过程中的点滴设计细节，更是感叹于陈纯师姐的毅力与恒心；登访佘山天文台，与探索时间与宇宙空间奥秘的天文守望者倾谈，倾服于天文和测绘工作者那份“与青山为伴，把星空作被”的虔诚；探访杜邦创新中心，亲见和体验技术创新改变世界的“一点一滴”、“一瓶一罐”，但令我折服的则更是创新不忘安全，创新不忘以人为本的理念……
几次参访下来，感受了不同行业的“中国力量”，不甚通达实用技术与人事管理制度的我却斗胆归纳。我记得曾有人说“归纳法即是伪命题”，但是我还是觉得“中国力量”即是“中国心”。这在一个暑假的沉淀之后，在略读几本书之后，才颇有点体会。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一书的前言中，张仲礼先生写到“上海，古代中国一个普通县城，近代中国第一大都市。东方大港、远东巨埠、世界名城，这些令人羡慕的美名，都与1000年前还名不见经传，700年前开始设县、600年前刚刚筑城的上海联系在一起。百年巨变，令人咋舌，各种原因何在？”诚然，亦有人承认“近代上海的发展，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起步的。”3然而若是回到“中国力量”与上海之发展的结合的话题上看，则不免顿使人有些历史的虚空感。
而在国外学者施坚雅看来，“历史盛衰变化的‘长波’在大区域之间经常是不同步的。”，因而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马克·埃尔文的《市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一文又以西方的“市镇与经贸”、“道路与行政体系”理论试图去解构上海在1480-1910年间的变化，然而在我看来，其解构方式是西方的，且其极大的忽略了短时间内参与社会实际发展人们的行为动机与想法。因而再回到中国、回到上海的问题上，柯文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则更具有启发意义。
若套用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的三大时间段理论来说，以上涉及之朝代更替、市镇经贸、道路与行政制度变化等则是长时间段（地理时间）与中时间段（社会时间）的体现。但是普通人一生不过寥寥几十年，或经几许巨变，亦较难体会出长时间段与中时间段的作用。因而在普通人生命和意识中作用的历史则更是短时间段（个别时间、事件时间）的，因之中国崛起之“中国力量”则是普通人于短时间段中心之所向而做成之事。
进而再回到上海，回到思源的行程，我顿时觉得与受访之人交流心得是多么重要，与思源人交心是多么珍贵。而我想，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近距离体会到中国几十年发展之“中国力量”，在充满着“中国力量”、“中国心”的人周围取经、学习，则更是此行的不同之处。
而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先培养“乡土情怀”再见识“中国力量”的苦心，没有“乡土情怀”，纵是有“力量”也不能成为“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