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反省和一以贯之，经历只能是一些碎片。”
“思源美国行”是我第一次踏出国门，诸如像“山里孩子进城”、“刘姥姥进大观园”等程度的俗话已经很难表达我的感受了。而从美国回来后，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拼“碎”，从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的旧金山机场开始拼，沿着加州的一号公路，记忆的列车一路疾驰，经过了圣克莱门托，经过了圣何塞，走进了伯克利，也走进了斯坦福，一路拾起，也一路放下，一路思考，也一路成长。
既然琴瑟起，何以笙箫默。今天，也想从三个层次来谈谈美国人的那些“快与慢”。
快快来，才会快：效率与效力
美国的文化中有两种东西：直接和简单。相对应地，工作上直接，生活上简单。
先谈工作上的直接，思源团队与APAPA（亚太公共事务联盟）的学员在伯克利大学加州分校召开了三天的领导力青年峰会，前两天都是培训，第三天是主题演讲。第一场培训是属于自我性格的认知，培训师将性格分为四类“D（我希望胜利）、I（我希望被喜欢）、S（我希望是正确的）、C（我希望被接受）”，并要求我们勾选每一类型下的性格特质选项，然后看哪一类型下自己的选择最多，即把自己归于那一类性格中。结果很有意思，中国孩子的自我测试结果基本很均衡，每一类型的相差不远，而美国孩子则截然相反，某一方面的性格特质多得惊人，另一方面确实少得可怜。在测试后的互相交流中，中国的学员普遍提到自己会在不同的情境下呈现不同的性格，而美国学员则说自己在任何场合表现的都是最明显的那一面性格。这个未被验证的“结论”在紧接着的“木棍传球”游戏中被验证：美国学员在各自角色中的性格分异很明显，而中国孩子的角色边界则很模糊。
再谈生活上的简单，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对待进餐的方式——没有繁文缛节。有一次，有个分享者在进餐的时候跟我们分享感想与经历，而Sandy（朱伟人）一直跟我们说，快吃饭，吃完认真听分享。这时，中国的小伙伴们都会互相谦让：你不动筷，我也不动筷，老师不动，学生不敢动，所以饿着一个半小时的肚子，听了半小时的讲座。而美国的孩子为了能多听些分享，只要饭分到他的时候，他会快速地花上半个小时吃饭，而听上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同样地，同行的一个老师Liliana在讲到企业谈生意的经验时有类似论述，她说，美国的企业去中国谈生意是特别不适应的：因为在美国，他们会花上三个小时的时间谈好合作，然后花上半个小时吃顿便餐即可；而在中国，却要先花上三个小时的时间吃顿大餐，然后只需要花上半个小时就可以签订合约了，让美国人无法理解。
这并非是评价哪种行为方式的好坏，我想，如果单单从事件的本意来说，欲实现效率与效力的统一，不难，你只需要让自己像美国人那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即可，快快来，才会快。
慢慢来，比较快：自由与秩序
在美国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在分叉路口或是红绿灯路口前会有一条白线，白线后面写着一米多宽的“Stop”的单词，美国的车辆在行使过程中若是看到行人，差不多在十米开外就会停车避让，让行人先行，同时若是在公路上大车的速度不如小车，可能会造成路况不畅的时候，大车就会主动停车速度快的小车先行，而这些都并非是某个小区域拥有的秩序，每个地方均是如此。关于秩序，分享嘉宾Eric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曾经在加州的某一块区域突然发生了地震，一瞬间所有的通讯设施都被损坏了，此时所有的人都急着往家里赶，查看家里的情况，交通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却一如平常，该避让仍是避让，该等待还是等待，结果是好的秩序造出了高的效率。
这让我想到政治学的有个观点，是说“一个社会的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不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不秩序”。确实，在个体层面，天赋人权，人有充分的自由，然而若是每个人都追求自由的最大化，秩序便荡然无存，其效率肯定是极为低下的，反而所有人的自然在一个公共的秩序下运作，才能让民主运转起来，慢慢来，才能比较快。
一起来，会更快：公民与市民
我一直认为，解释人类行为或人类选择而最不扯淡的学科只有经济学科和心理学科，经济学用最简单的“成本-收益”模型告诉你聪明人（理性人）会如何选择，但往往我们并非都是理性人，这时心理学告诉你，你脑子里分泌的哪种物质支配着你的大脑，驱使你成为理性人。而在公益与感恩方面，我却看到了用这两门学科无法准确解释的东西。
加州一号公路旁边有无数的国家公园、州立公园，有的公园可能只是一片小海湾、一个小码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公园呢？朱伟人先生很是自豪地跟我们说：是因为有很多关心海岸的人自发组织在一起，把海边的地买下来捐给了联邦或州政府，要求对方将这一片土地作为公共的景观而不得将其售卖给建造海景房的富商。在他们心里，西海岸的美景属于每一个到达西海岸的生灵，而不是可以用金钱买断景观的少部分人。
这里我想提到一个概念：公民与市民。这两个名词的区别是什么呢？同伴给了个很形象的比喻，看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撒手的就是市民，替大家守着整个北大荒的就是公民。就是这样，公民有一种公共情怀，而市民只关注个体层面的得失。可能有些人会说，我把一些废品或是不要的东西捐赠出去不也很不错吗。其实我认为还不够，所谓贡献，只有把你在乎的东西馈赠出去才算贡献，一起来，会更快。
快与慢，文化使然：Think global and act local
在我看来，美国人眼中的“快与慢”与中国人眼中的“阴和阳”是逃不了干系的，但又有些不同，美国人的思维呈现得更线性些，他们追求的是极致，快要快得极致，慢也得慢得超然；而中国人讲究的是一种“平衡”，水满则溢，月盈则亏，阴和阳是相互转化，如同循环般，其终极境界是实现一个“衡”字。
美国的“快慢”哲学，确实对美国的公民社会的孕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月亮就比东方的要圆”。如这次在美国看到的也并非全是好的，街道众多的流浪汉、区域基础设施的滞后、物价的昂贵等都让我望而却步。这让我想到了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的一句玩笑话，去西方国家看看的最大益处就是不被西方轻易忽悠。我们走出去的目的不正是为了很好地走回来吗？同行的一位美国老师Anthony一直在和我们反复强调一句话：think global，act local。而厦门大学的一位朋友说，对于这句话她能想到的最思源的一句翻译就是——国际视野、本土情怀。
这让我想起来了亨廷顿的一句论述：“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的政府有效程度。例如，美国、英国和苏联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但这三种体制的政府皆能安邦定国”。世界那么大，思源人去看看，把好的东西带回来，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