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学科分支
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源于希腊语“人的学问”的复合含义。在人类学的发展初期，其主要关注的是人类在自然界所处的位置、人类的体质特征、人类与包括灵长类在内的动物之间的区别以及人类的进化过程及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切的一切，中心都在于“人”。对人类学学科的定义，国内外的教科书或词典中都有不尽相同的界定。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是研究人的起源与发展，包括人的体质与文化变迁的学问。一般来说，人类学的研究围绕着人最基本的两个属性而展开，即生物性和文化性，因此也就意味着学科设置的大方向基本确定，一为专门研究人类生物属性为对象的体质人类学或生物人类学，二是以人的文化属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而又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分为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在某些国家，人类学可以是专指研究人类体质的学科，包括灵长类学，即狭义的人类学；在另一些国家，除了体质人类学，还包括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等。
灵长类学的古与今
从最初古埃及的猴神开始，经过神学占上风并将猿视为撒旦象征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进入猴群时代，并历经牛顿时代及法国大革命时代，之后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在西方的出现与发展，在卡尔·林奈将人包括在内的灵长类动物进行分类之后，而从未停下其发展脚步的解剖学，最终在赫胥黎以及达尔文的证实下，灵长类学诞生。进入20世纪，在殖民需求的催生下，灵长类学研究范围拓宽，现代灵长类学的三个支流开始分道：解剖学、行为学（再分为心理学和野外研究两分支）和生物医学研究。之后，灵长类学在欧美和日本分别重建和创立，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使得现代灵长类学开始大放异彩。
灵长类学：作为通向人道的驿站
《感情的猿=人》（日)（菅原和孝，2002）一书作为日本人类学近年来关于人性探讨的有影响力的著作，从中可看到人类学的“感情”研究是如何与灵长类研究结合起来的。在书中作者提到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人类学家，主要是对于他者的行为空间的技术，而人类之外的另外一个他者就是灵长类。（麻国庆，2011）人类学的研究从学科创始之初，“文化”（Culture）一直就为其核心，不论是研究的目标抑或是任务。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不禁发问，文化是否是人类独有的？现在看来，答案明显是：并非如此。在日本长野省地狱谷公园的猴群，面对寒冷的冬季，他们养成了泡温泉的习惯，这一习惯从1965年开始，经世代相传被保留下来，而这一行为采取的并非往日在教科书中所说的：动物文化行为往往和取食有关。更进一步，据研究，日本猴之所以能将泡温泉的习惯保留到现在是由于通过母子间学习的方式传播，日本猴形成了母系社会，在此基础上从母亲到女儿世代相传着。（张鹏，渡边邦夫，2009）因此，在这里想说明的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标准在现在已无法被接受。人类学的研究已不再是关于自己本身，自从人被划分进“Primates”（灵长目）中并被保留下来，尽管这可能是曾经博物学家们想要削减人类自大心理或抵抗权威甚至是奇思妙想的结果，人类仅仅是与猿、狐猴在同一个目中的一个成员而已。今西锦司（Imanishi Kenji)曾提出早期人类形成家庭的五大前提条件（Imanishi,1972）是在研究了灵长类社会生态的基础上得出的，例如，文化人类学者曾认为近亲繁殖禁忌可能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之一，而在多个日本学者的研究后发现，在非人灵长类社会中也存在这样的机制，而这是形成家庭的条件之一。再者，在语言和智能方面，近年有研究表明，若大型类人猿如果存在类似于人类发声器官，那么它们也许可以跳过肢体语言的过渡就能形成人类的声音语言。（张鹏，2012）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吴汝康就已经说到需要将古人类学和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今人类学相结合。（此处所说的人类学，吴汝康论述的是体质人类学，也叫生物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的三个主要领域分别为古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和今人类学。）（吴汝康，1989）这里他所说的今人类学（Neoanthropology)指生物人类学的一个新分支，是对现代人体的研究。吴汝康认为，今人类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人类和存在亲缘性的猿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人体结构和变化规律以及人体的系统整体性，包括人体结构的层次、变异性和相关性、人体结构与疾病、人体年龄变化和良性差别、衰老、人体对环境的生理反应等等，以及对人种的含义、分类和种族主义批判。（吴汝康，1989）他还提出，今人类学要着重阐述现生的灵长类，古人类学则着重于灵长类的化石研究，其两者虽然侧重不同，但是是互相衔接的，其两者的结合不仅有望为人类学解决现代人种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是人类了解自己的重要手段。
威尔弗雷德·李格罗斯·克拉克在其编写的《人类的祖先》的一书中，将“人道”作为其全书的基本原理，而这本书同时作为国外大学生最普遍使用的关于灵长类动物方面的教科书之一。1962年，约翰·纳皮尔在伦敦建立了灵长类动物学与人类进化研究中心，在中心的墙上写着一句话:“我是一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研究什么都不外行。”虽然这句话看似自视甚高了，但难道这不就正是灵长类学对于人类学意义的所在吗？要说灵长类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的研究。对于西方的灵长类学家来说，他们起初并不知道日本的灵长类学家们已经将自己投身到野外研究中去了。今西锦司，作为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以及国际著名的灵长类权威，于1960年在其论文中提出“亚人类”灵长类动物的概念，同时，他还是面对“非人类物种可能是有文化（即社会传播可调节的行为），而不应该把灵长类动物看作是时下流行的机器人”此问题的第一人。更重要的是，他虽然赞同达尔文的思想，但他认为进化是自发的，自然选择则无法解释，于是，提出了“种社会（specia）”的概念，即“整个物种本身被看作是一个社会，内部具有不变的‘物种水平上的同一性’”。（科林·格罗夫斯，2014）
关于灵长类动物的野外工作一开始就从人类学和动物学这两个方面展开并延续至今。同时，灵长类学作为一门人类学与生物学的交叉学科，其注重跨学科的特性十分显著，具有人类学背景的解剖学家S.阿道夫（Schulz Adolf)特别强调灵长类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以生物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行为学、分类学等解剖学以外的学科。灵长类学在研究中所使用的行为学方法也很值得人类学借鉴，虽然灵长类学行为学研究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动物与其他生物互动等问题的学科，其对象包括动物的沟通行为、情绪表达、社交行为、学习行为等等。虽然研究对象一个是人类，一个是非人灵长类，但实际上只是换汤不换药，例如在进行人类学田野期间，遇到无法用言语交流的情况时，这是要求人类学者的就是对情境或信息提供人的仔细观察。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始，田野调查一直是人类学所为之骄傲的闪光点。然而，目前看来，人类学者们或正在学习的人类学学生过分地依赖了访谈。灵长类学者需要面对的多是一望无边的森林，长达几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与猿猴的相处，且不依靠言语，长期观察和记录猿猴的个体和社会行为。虽然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但其实是相互依赖互补的。
灵长类学的未来？
灵长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国外诸多院校前后都开始了灵长类学的研究教育。在人类学和生物学的结合下，为学科理论建设和方法论的完善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使更多的人们加入到研究灵长类的队伍中，探索人类本性和生物特性。在现代灵长类学应运而生的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在国家的支持下就已经建立了8个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西方和日本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灵长类学。但对于西方国家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欧洲大陆和北美大陆并没有猿猴的分布，而日本唯一的日本猴在几十年的研究中似乎有些难以找到发光点了。中国作为世界上灵长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有现生灵长类8个属24种。（张鹏，2012）但相对应的是，高校或是研究中心的数量却不与这丰富的资源成正比。因此，就需要以生物人类学的理论、原理和方法来启发人们对于人类人性和生物特性的探讨，来壮大中国自己的灵长类学。中大人类学系秉承社会文化与生物性相结合，但主要是在体质人类学的范畴内，还需要更多的灵长类学者加入为中国灵长类学，甚至是国际灵长类学出一分力。（麻国庆，2011）
灵长类学家克利夫·祖莉和考古学家皮特·阿柯在一篇古典论文中清楚地证明了，“sphinx”一定是狮尾狒（Theropithecus gelada)。假如说斯芬克斯始终作为一只狮尾狒，也许会增添一份苦涩。因为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这些“威胁”人类自我时，人类才会不遗余力来证明人性。这是这个时代的一则寓言故事，人类只有与其最亲近的亲缘同处一室时，才能使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