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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2 期 >> 2016年04月15日 星期五  共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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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时代节点上的人才赓续

——走进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中山大学传习所

作者:孔德淇 杨靖雯 卢旖维

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加强,社会各界对古籍保护的重视,中山大学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新添了两个雅衔———“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中山大学传习所”、“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古籍保护人才培养计划现正于中山大学如火如荼地开展。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张志清认为,目前全国已开办的古籍保护方向的硕士培养项目已形成四种模式,其中之一就是“以资讯学科为依托的中大模式”。

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评价我校的文献保护教育“是目前全国体系最为全面、积累最为悠久的”、“十分重视实战”,教育模式与其想象中的文献保护教育最为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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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流

古籍藏存的岁月光华

中大图书馆的红楼掩映于绿树丛中,穿过馆内漫直的长廊,扶梯而上,三楼一端的尽头,是中大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色调素净、陈置简朴。

经过岁月沉洗,光华依旧难掩,早在中大创办初期,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副校长就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提出了“本校图书馆之最大目的,在为中国南方最大之一刊物保存所”的宏伟发展目标。截至目前,中大图书馆馆藏古籍特藏近90万册件,包括中西文古籍、碑帖拓片和民间文书等。这些馆藏古籍文理兼优,四部俱备,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蜚声于海内外古籍界。中文善本又以元刻本年代最早,明刻本最精,以广东地方文献及抄本戏曲为特色,另有不少珍贵稿本和名家批校题跋本,如广东清代著名藏书家曾钊的批校本和广东清代著名学者陈澧的手稿本,弥足珍贵。

鉴于早前库存条件恶劣,又无修复人员,加之南粤溽热的气候,大量古籍产生了虫蛀、霉蚀等破损现象。古籍保护与修复工作一直是中大图书馆工作的重心。

 

寂寥一隅盛音起

世纪末,国内图书馆竞相朝着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中大图书馆率先关注到了破损古籍的修复问题。“看到这么多的古籍,不断地老化和损坏,没有人保护而想要进行修复,这体现的恰是一种文化责任。”程焕文馆长说。

从2001年开始,中大图书馆展开全面的古籍保护、修复和整理工作,于2003年3月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修复实验室,经过多年发展,古籍修复中心面积超过450平方米,修复人员逾十位,设备齐全。2004年总馆改扩建完成后,古籍特藏书库和阅览室条件得到较大改善,配备了中央空调、抽湿机、烟感气体消防、红外监控、摄像监控和温湿度监控等设施。针对古籍整理与保护人才缺乏的现状,先后特别聘请了原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潘美娣副研究馆员,原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古籍整理专家韩锡铎先生,故宫博物院碑帖整理专家施安昌先生,原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沈津先生,到馆指导古籍整理工作。诸位专家在投身古籍修复整理工作的同时,还以“传、帮、带”的方式为中大图书馆培养古籍修复整理人才。

 

名列首批国家级

古籍修复中心

近年,中大的古籍修复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受到各方的重视和肯定。2008年,中大图书馆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单位”。2010年,中大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名列文化部公布的首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名单,为全国高校系统唯一入选者。

2015年6月30日,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中心附设的中山大学传习所于中山大学学人文库举行挂牌仪式,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聘任林明、潘美娣为修复导师,肖晓梅为导师助理,至此奠定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师带徒”、承办全国修复技术培训班及接收外馆派员驻馆进修、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三位一体的人才队伍培养模式。

2015年9月25日,第八届华南文献保护论坛暨第四期全国西方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结业仪式在中大隆重举办。论坛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香港歌德学院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共同主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介绍了我国“十三五”时期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规划设想,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二十字方针。目前,华南文献保护论坛已然成为我国文献保护领域一个颇具影响力的高水平论坛。

 

古籍修复人才培养迎来“黄金时代”

 

随着传习所的成立,中大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渐趋于完善,已初步形成了“师带徒”、承办全国修复技术培训班及接收外馆派员驻馆进修、研究生定向培养的三位一体的多层次人才培养模式,高端人才缺失的现状有望得以改善。

 

(一)“师带徒”:以薪传为文化续命

古籍的修复工作,往往干瘪和枯燥,培植一批有志于此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民族文化续命才更容易找到立脚点。据统计,截至2015年,解放以前开始从事古籍修复的老辈专家已悉数离、退休。现居于修复第一线的主力,多已届知天命之年,眼目已经开始昏花,修复操作的能力有所下降;而中青年古籍修复工作者的队伍在近10年的时间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和空白。

2015年6月30日,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中山大学传习所揭牌仪式暨拜师仪式于中大学人文库举行。拜师仪式上,传习所共招收了8名徒弟。

不同于既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传统观念,过去师傅在授艺过程中往往有所保留,如今态度已然发生转向,更其愿意对徒弟倾囊相授。传习所的导师和徒弟纷纷表示,“师带徒”不止于一种形式,而是希望藉此从容而扎实地把徒弟带起来,推动工作、教学两相促进。林明认为,传习所“师带徒”将成为继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外的重要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输送高层次的专门人才。

 

(二)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探索另一种可能

我国古籍修复曾长期处于口传身授的阶段,或师徒相授,或子承父业。然其传授面窄,培养速度缓慢,难以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由此,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应运而生。

自2008年起,中大图书馆陆续承办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一般为期一至两个月,学员多是已在从事古籍修复相关工作的在职人员。教学结合基础理论与技术实践,已探索出涵盖初级班、提高班、研修班的进阶式培训计划。

特色:与香港歌德学院合作

与歌德学院合作,聘请国外专家授课,是中大图书馆办班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大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所在。2015年季夏,中大图书馆举行了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大图书馆、香港歌德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四期全国西方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邀请了德国索林根纸张修复工作坊创办人、资深文献修复师MonikaSchneidereit-Gast女士,这已是她第6次受邀在中大授课。实际上,她已将自己视如中大的一员,从第一天起就在膳堂排队买饭,骑着自行车东西游处。

Monika毕业于著名的文献保护与修复培养机构英国坎伯威尔艺术学院,获英国修复师协会资格认证,从事古籍修复近30年。

学员:百般操练只为让古籍起死回生

培训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无不带着使命感致力于提升自身的古籍修复能力。例如半路出家的张笑艳。数年前,原供职于《文化周末报》的她选择出走,在家中自制了一个修复台,每逢节假日例行前去古玩市场寻找残损的古籍“练手”。从零开始,她把副业做成主业并进入莞城图书馆。2015年年初,莞城图书馆筹建古籍修复实验室,她的工作才真正步入轨道。她认为,古籍修复这种古老的技艺与个人情感相连,一辈子随身而行。尽管此前积累了不少该方面的实践经验,但鉴于古籍修复必须视乎修复对象的具体情况来操作,她仍渴求更多的实践,十分珍惜外派机会。

“科班”出身的学员也不少,例如来自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的金钥。她在金陵科技学院修读古籍修复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中文古籍修复工作,修补手法娴熟而高明。于其看来,抢救濒临失传的古籍是使“气数已尽”的古籍起死回生,但听之所得的,不过纸上谈兵,此次培训为从未接触过西文古籍修复的她提供了大量的操练机会。

 

(三)外馆派驻人员:不辞万里长为客

驻馆学习古籍修复技术,是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新取向。2015年,中山大学传习所共接待三名外馆派驻人员,分别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的张淑平以及河南大学图书馆的佟燕华、谢蕴。

为实现抢救濒危少数民族古籍的诉求,张淑平所在的新疆自治区图书馆于去年成立了自治区级古籍修复中心。“没有实践操作,根本难以想象在修复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虽然此前已参加过西文古籍修复的初级培训,然由于缺乏经验积累,张淑平仍然对古籍修复把握不大。今年3月,她不辞万里来到了中大,并于实践中迅速成长。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景堂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云南临沧市凤庆县档案局、东莞莞城图书馆等其他单位都曾选派人员到中大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进行中长期跟班学习。“每一个驻馆进修人员都会提出他们的学习目标,中大图书馆则会根据其不同需求及基础情况,商定成熟、完备的培养方案,甚或开展一对一的辅导。同时,中大图书馆还会提供充足的实践机会,这也弥补了短期培训要兼顾理论教学,实践时间却极度有限的缺陷。”邱蔚晴说。

 

(四)研究生培养: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据上世纪末初步统计,全国各公共图书馆的古籍藏量约有三千余万册,其中大部分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当下仍有大量古籍正在加速酸腐与脆化,亟待科学有效的保护与修复,高层次专业人才的缺乏一直是东西方文献典籍传承的主要制约因素。

2014年11月,古籍保护界苏生的春意吹至南方,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中山大学图书馆共同签署了《联合培养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协议》,从2015年起正式招收、联合培养“古籍修复与保护”方向研究生。林明副馆长表示,这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中大联合开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旨在为全国培养人才,并以此服务全国各地。

据了解,目前国内仅有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开设了该方向的研究生课程。在研究方向上,复旦大学偏重于古籍整理与鉴定,天津师范大学倾向于古籍整理出版,中山大学主要以古籍修复为专攻。林明称,长达三年的研究生培养计划将“中西理念交融、保护修复并重、理论实践同步”作为建设的特色与路径,“我们希望培养出来的硕士生不仅达到较高的实践水平,而且还要有相当扎实的理论功底。”

该方向首年招收了10名硕士研究生,专业背景各异,“尽管招收的学生不多,但尚属一种难能的尝试。除由修复中心的老师领衔实践课外,我们还把国内其他传习导师聘任为硕士生导师,每年聘请国外专家来开设培训班,是中大图书馆较好地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进行学生培养的一种方式。”程焕文馆长表示。

潘美娣:秉定“三心”,初衷不忘

视书如命者有两类,一类仿若藏家,另一类状同杏林中人,潘美娣属于后者。作为中大聘任的首位古籍修复导师,虽年逾古稀,她仍坚守在古籍修复实践和人才培养的第一线。潘美娣是我国古籍保护修复领域的知名专家,自1963年进入上海图书馆,先后跟随曹有福、张士达、肖振棠等古籍修复前辈学习,融合南、北二派之所长,多次担任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及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各级培训班授课教师,为我国古籍保护与修复工作和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

林明:志刚如磐,心静如水

林明,中大图书馆副馆长,传习所的另外一位修复导师。2001年他赴美国排名第一的古籍修复教育机构———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文献保护与修复中心进修学习,对美国古籍保护和修复事业及西方古籍保护和修复有较深研究,归国后多次受邀担任全国西方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的授课教师。他说:“修书纯然为手工活计,欲速而不达。古籍修复不仅需要高超的技艺,更要对古籍的热爱和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肖晓梅:苦中思乐,潜心孤诣

工序繁多,技艺复杂,流程枯燥,给古籍修复贴上了形形色色的标签,传习所导师助理肖晓梅却乐在其中。在古籍修复与字画修裱方面有着十余年从业经历的她曾在广州美术学院、上海图书馆等参加培训,应邀访问香港大学图书馆并传授古籍修复技艺,具备较高的古籍修复理论水平和实践操作水平,多次完成高难度的修复任务。

 

对谈程焕文馆长

道途漫漫,一片大好

放眼于整个中国,古籍修复人才仍旧存在着较大缺口,特别是硕士研究生以上的高层次人才,可谓道途漫漫。“国家古籍中心对研究生的定向培养非常重视,给每位硕士生拨放上万元经费,同时为其提供实习便利,可以说这在硕士生培养领域是很少见的。”程馆长说。

现今,研究生定向培养工作已正式步入正轨,程馆长对此满怀憧憬:“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文化发展也需要跟进。假若最终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只停留于经济层面的话,那不是一个完整的影响。只有当我们对世界文化也产生影响时,才算是完整的影响。”“山蕴乾坤,水舞太极”,十余年间,除立足于自身馆藏古籍的修复与保护以外,中大图书馆还为大中华圈乃至整个东亚的古籍修复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包括培育了一批港澳和朝鲜的从业者。“我认为一所知名高校,尤其是作为国际一流大学的中山大学,它在各个领域都应占据制高点。中大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不仅站在了国内高校中的制高点,也伫立在了全国古籍修复工作的制高点。再过八至十年,待到举国的古籍修复工作陆续发展起来时,我们会看到各地人才皆出自中大。这反映了中大图书馆的辐射能力与渗透能力。”程焕文说。

古籍的整理与修复是一体两面

实际上,古籍整理工作与古籍保护和修复密不可分。这些年,中大图书馆在修复古籍之余,也编纂了许多大型文献,如《广州大典》,收录了清朝以前的文献高达四千余种,520册,如今皆已出版;《清代稿钞本》系列丛书,也七辑,350册。程焕文馆长指出,在编纂的过程中,古籍通过数字化,原样印刷出版,破损原件修复后得以珍藏。“它们是一些富于年代感的物件,而把这些过去别人见不到的古籍加以影印,‘化身千百’,读者则可以随意对其进行扫描、拍照,甚至购得整套珍藏。那么,我们就可以尽量少地触碰古籍原本,把它作为文物很好地保存起来--它也可以尽量少地受破坏,保存更长的时间,这当中体现了古籍整理与古籍修复和保护的‘连通性’。”

程馆长介绍道:“近几年我们一直在举办中文古籍版本的学术研讨会,旨在树立中大图书馆在古籍整理领域的地位。2015年,中大图书馆召开全国高校图书馆的古籍整理与保护高层论坛,将五十多家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大学图书馆都组织起来,研讨”十三五“时期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的规划。此后的每一年,我们拟各召开一次古籍整理与古籍修复和保护的国际研讨会,再加上教育作为基础,修复中心作为支持,使其成为常年的、固定地大家共同交流学习的两个阵地。”

程馆长表示,在未来,中大图书馆将尽力保持领先优势,不断地加强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鉴于目前古籍修复和保护的工作尚未被大多数人理解,他寄望于日后中大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能引来外界更多的关注。

从一叠纸到一本书,要走多远的路程?

以下这些问题,大概很少有人知道答案:手中捧的这一本书,是由多少张整开纸裁成的?这一本书的每一页,是如何被牢牢地固定在一起?这本书的书脊是圆的,那本书的是方的,它们又有什么不同?

所有这些关于一叠纸如何成长为一本书的故事,古籍修复中心都知道。

我们来到修复中心的时候,林明副馆长正在一张大桌子上摆放几叠白纸、一卷棉线、几把骨折刀、一排针、几块镇纸、几根布条、一块纸板等零碎材料,他告诉我们,一本西式装帧精装书就是由这些东西做成的。我们了解了书的结构,知道了制作封面主要的材料有哪些,书芯纸张的选择有什么讲究,书芯和封面又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还动手一步步手工制作样书:白纸要裁成一样大小,每六张一叠,仔细对折,用骨折刀压齐,折够十二叠,就可以开始扎孔了。每叠白纸的折叠处,要按固定距离扎六个孔,扎孔用的锥子,是一根较粗的缝衣针,在头上缠上宣纸做成的……

坐在修复中心里,手中给一叠叠白纸穿着孔,缝着线,耳边是林馆长在为我们讲述纸张、针线和颜料的故事,周围坐着的修复人员和专业硕士生在静静修复古籍和练习技艺,窗外清风拂动树叶,阳光从树影间洒进来。这时,外面发生的一切仿佛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嘈嘈杂杂的声音也低了下来,而纸张、水墨和书本,则成为一切的焦点,成为这里大写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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