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代相传好家风 小小年纪报国梦
我先生陈子扬出生于1923年，即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两年，也正好是那个动荡的大革命时代。他从小就是一名爱国青年，从爱国青年到共产党员，他是在这个时代大环境和家庭家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我们的家乡广东梅县是著名的“革命的摇篮”，革命的传统在这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有地下党活跃，1937年抗战开始，不断有共产党员到村里开展工作，传播进步思想，在学校里给青年学生们讲革命的故事，苏联社会主义的故事。当时我先生所在的南口星聚小学是一间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大革命时期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过，后来成为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中心和进步教师的集散地，这里也是我先生最初接受共产主义熏陶的地方。
他在学校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知道村子外大片国土的沦陷，所以在还小的时候，就有了一颗爱国救亡的心。另外，他的爱国心还离不开家人的言传身教，家庭从小对他的影响。
我先生的父亲是前清监生，从小饱读诗书，受到当时辛亥革命影响，思想上比较开明。大哥陈佩华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三哥陈琼华是中学教师，同时还是第三党（即农工党）党员，四哥陈丽华在抗战初期便加入了共产党，接受安排进入新四军。
也因为受到这样的家庭和时代的影响，他小学毕业后，积极走出去到处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到村子里的妇女夜校当“小先生”，教她们识字，给她们讲苏联讲延安；演出抗日的街头剧和进步话剧；参加农村青年自卫队护耕开渠；参加梅县民众救援会流动剧团第一分团、南口民众御武救亡会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经过长期考察，1939年初，中共地下党吸收他入党。
战火纷飞远从戎 生死搏斗勇争先
我先生加入共产党之后，在哥哥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到地下党控制的梅县西阳中学读书并当上学生会主席，开始执行党交给的任务做发展党员的工作。给同学们介绍进步书刊，办读书会、演讲会、各种文体活动，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毕业后在组织安排下相继到家乡南口和广东英德任教，用教师身份做掩护进行党的工作，培养教育积极分子，发展党员。
他教书不久，1944年英德就因为日军入侵沦陷了，按照组织安排，我们必须转移。当时我先生就带着我和另外几名同志从英德出发，徒步走了十几天，穿过了5个县，才到达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所在地，从那时候开始参与抗日武装斗争。
我现在还记得，当年打抗日游击战是非常艰苦的，为了不干扰群众生活，游击队一般都是住在空旷的山头或老乡的晒谷场上，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时就靠篝火取暖、烤干衣物！买不到粮食或瓜菜的时候，经常吃野菜、野果甚至是野草来充饥。为打击敌人，还经常要在山区夜行军，行军时不准打手电筒，不准讲话，不准咳嗽，仅仅依靠在每个人背后的树叶反光来认路，我先生说那时候“几乎天天都有战斗”。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满天飞手枪武工队”的时候，条件尤为艰苦。
他所在的这支队伍是在粤北五岭地区负责为部队搞经济给养的，通过收税给部队筹募资金，收集军事情报，打击敌人，扩大宣传，组织群众，发展和壮大部队。他和手枪队的同伴们经常背着一包钞票，但自己总是饥一顿饱一顿，从不敢多吃多用多花钱。人少任务重，还经常遭到敌人伏击围堵，常常跟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他跟手枪队成员们在梅岭脚下收税的时候，突然遭到敌人包抄袭击，他带领手枪队边打边撤，被赶入“湖洋田”中，双脚深陷泥沼中走不动了，险些遭到围剿。幸好还有一队枪组配合在山顶打掩护，他们才安全逃脱。这些九死一生的经历多到数不清了，机关领导都称他们作“满天飞”手枪队，说他们是“忠诚的战士”。我先生从一名战士一步步地成长为部队排的政治服务员，连的政治指导员，营的教导员，团的政治处主任、政委。在军队里他不只做政治工作，同时还指挥作战，冲锋陷阵。每次攻堡垒、打伏击，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带领队伍跟敌人肉搏。他参加过博罗铁场、公庄、柏塘攻坚战，南雄油山伏击战，邓方、新田攻坚战，湖南汝城攻坚战，胡风璋堡垒攻坚战，文明圩的遭遇战这些大大小小的战役。面对敌人他从没有畏缩过，每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后都转危为安，所以大家称他为“福将”。
一生忠诚不忘党 两袖清风心无愧
建国后，因为抗美援朝的需要，我先生参加了北京“协和”的接管工作，直到1957年协和医学院交中央卫生部管理后，他才正式脱下军装转业。20多年来他当过中国协和医学院政治部宣教科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工会主席、北京阜外医院党委书记、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当改革开放后，老院长柯麟同志力邀我先生一起回来中山医学院。1980年4月，我先生来到广州中山医学院任党委副书记。为恢复中山医的正常教学工作秩序做了大量工作，让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山医学院重振旗鼓。
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他曾听过一些抱怨和不满。跟过他的一些中层干部曾埋怨说“因为你没出过国我们也没有机会”，但他觉得出国应视业务学术交流的需要，自己不是搞专业的，为什么要趁机去国外风光一把呢？他没有任何谋私利之心。两袖清风，粗茶淡饭。相熟的同事给他写过一句评价：“严于律己，真诚待人，心胸坦荡，无愧人生”。
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提倡领导干部不要搞终身制，当时我先生刚过六十岁，就在这形势下离职休养了。过去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习惯了工作，适应不了离休生活。后来组织上让他担任中山医科大学咨询委员会主任、离退休干部的党总支书记，还担任广州高等学校老年体协副主席，广东省老区建设研究促进会理事等职，为党为人民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贡献一份力量。直到八十多岁，因为身体条件，他无法继续工作了，他希望把位置留给年轻人，让年轻人在这个位置上做更多的事，这才正式退休交班。
过世之前，他留下遗愿，叮嘱我们一定要替他交最后一次一万块钱的党费，他说：“我一生都没有为党做什么大贡献，这点党费是一份心意，望我的家人一定要替我完成我的心愿，只盼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早日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
在儿女的眼中，作为党员作为书记的父亲，无论在为人还是工作方面都展现出让他们引以为豪的独特魅力。
他们最佩服父亲的地方在于，从最初抗美援朝时期的协和医学院，到后来文革后经受重创百废待兴的中山医学院，父亲总是在困难和艰苦的时候上任，每一次都那么有魄力有干劲，总能在矛盾重重的环境下开创出一个新局面，获得同事和其他群众的认可。陈书记的儿子向记者讲述，当年他第一天调任到北京阜外医院，一大早就拿起扫帚在科室里面打扫卫生，被很多同事误以为是清洁工。他说：“我来得早，看见这里有些脏了才顺道搞搞卫生，另外也想跟大家聊聊。”于是同事们跟儿子说，对他们父亲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位没有官架子的书记。从此以后医院里每一位员工都很愿意跟这位书记聊聊天，反映工作情况，这也正是父亲每每能在困难中做通工作，干出成绩，并获得大家认可的原因。
“东江纵队老战士为党奋斗始终如一，为父楷模育儿女和睦家风代代相传”。这是我们一家人对他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