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纸高考恢复令给这个国家和年轻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十年的乱象和迷雾终于消散了。1979年秋季的康乐园夏暑未消，有些同学扛着锅碗瓢盆和铺盖，横跨了大半个中国远道而来，还在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许多广东人也是第一次来到省会，康乐园里红墙绿瓦，老树参天，而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新的。
凉席上的哲学卧谈
哲学系79级的100多名新生里，大半曾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们下过乡、入过伍、当过工人、老师，或者原在农村里务农养家。最年长的同学28岁，已近而立之年，而年龄最小的应届生邹锡昌才不到16岁，此中的差异，满是历史的烙印。哲学系79级校友、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张元勋感慨道：“在那之前，读书是奢侈的。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上学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一切都是政治挂帅。我们可学的知识是很少的，像我，读到初中都还没学英语。上大学之前我才读了九年书，有好几个同学读完初中就来考大学了，我们对知识的渴求可想而知。”
那时的校园生活就是课室、图书馆、饭堂和宿舍的“四点一线”。图书馆是必争之地，全校几千人都盯着马丁堂那有限的位子，故“占座”也成了体力活。晚饭后的马丁堂门前，一列长队顺着校道一直延伸到小礼堂，大家自觉有序地一边学习一边等开门，偶尔有人闲聊一会儿，但大多都在看书、读英语。严寒酷暑里的队伍亦不改壮观。图书馆远没有如今的宽敞，条件也简陋，但大家都在发狠地读，“恶补”一样地读。谈到哲学系重视思与辩的学习传统，张元勋语带自豪：“读书之外，我们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就是讨论问题，哲学系这方面的氛围是很浓烈的。课堂上、食堂里或是在路上走着，我们都会谈论哲学，评议时政。”宿舍里的“卧谈”也令他怀念，大家往凉席上一躺，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侃，从食堂的饭菜侃到某种伦理学的困境，侃到启蒙时代的哲学家，问题层层推进，火花四溅，然后就睡着了。“当年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我们平时没事就这样漫无边际地交谈，其中有思辨的乐趣，也使同学间的情谊更加深厚。”
在周末奔赴一场电影
“四点一线”，日复一日，到了周末，最重要的事情是看一场露天电影。据张元勋回忆，学校每周在如今英东体育馆处的草坪给师生们放电影，后来迁往现梁銶琚堂的位置，专设了电影场。老式的投影幕布前总是坐得满满当当的，背面也有人看，没带小板凳的直接席地而坐，一大群年轻人热闹地聚在一起，文化生活很有限，却异常欢乐。珠江电影制片厂离学校不远，那里也吸引了许多同学，男男女女熙攘着坐上14路车奔赴一场电影。有时放映结束得晚，十二点一过，学校的东门就关了。“那时东门的铁闸比较简陋，我们男生三两下就爬过去了，女同学就比较麻烦。通常是先让一个男生爬上去，跨坐在铁闸上，下面的男生把女同学托起来，上面的男生负责拽，就这么连托带拽地，她们也翻过去了。”说起那些年爬过的校门，张元勋不禁开怀大笑。
立身立业，系念母校
毕业以后，哲学系79级的同学大多被分配到各地的党政机关，如今，他们之中不乏身居要职者。有人走上学术道路，如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已成为探讨现代社会公共价值理念的重要学者；也有人选择经商，班里年纪最小的邹锡昌，现在是广州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他为母校捐建的哲学系院系大楼锡昌堂即将正式投入使用，哲学系的教与学有了更优越、便利的条件。张元勋毕业后留校工作，起初分配到法律系担任辅导员。他遥想等候分配那阵子，自己找来三个木箱，把所有的书籍、笔记都分装好，用钉子钉上，又拿毛笔在箱面写上名字，就等分配通知出来，把工作单位的地址写上后寄出。“结果箱子只是从学生宿舍被扛到了教师宿舍。十多年经历几次搬家，我都舍不得扔掉它们。”张元勋很高兴，没想到四年的校园生活过后，还能留下来参与并见证母校这三十年的发展变化。
作为新上任的辅导员，张元勋首先迎来83级法律系的新生，谈到他当年的学生们，很是骄傲：“他们聪明、活跃、知识基础扎实，基本都是应届生，朝气蓬勃。初到法律系，我和他们是共同成长的，关系也格外融洽。”张元勋在中大工作30年，辗转过两个院系，每年都要送走一批学生，这让他时常怀念起自己大学四年的时光。“中大的校园很美丽，那时我们勤奋、单纯，每天无忧无虑地读书，这样的日子只有年轻的时候在大学里才有”，张元勋如是说。在康乐园求学，在康乐园工作，他见证了中大30年的发展变化，深感和母校共命运的紧密联系，并期望继续为中大的发展贡献心力。
无论当初大家的第一选择是不是哲学，张元勋认为，有幸负笈哲学门下，不仅是美好的回忆，更是影响一生的财富。思辨和讨论的过程不仅砥砺了思维和表达能力，读过的哲学著作、了解过的哲学家们的思想灵光，也在不知不觉塑造着大家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说：“哲学使人深刻，对一个人思想的影响特别大，这是终生受用的。”当年的一群爱智青年早已成家立业，在“知天命”之年，追忆康乐园里的点滴旧事，宛然在目，像是一封青春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