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昨天向你走来/身后拖着一连串沉重的日子”——79级中文系校友辛磊曾这样写道。作为“新三届”的末班，79级的新生里仍有大批是上过山的、下过乡的、扛过枪的、炼过钢的……要不是这一届高考拒绝了已婚者，免不了还有喜当爹的、生过娃的。康乐园的初秋一片郁郁葱葱，这群热血刚被解锢了的年轻人，就在这里，正如当年的校园诗句所写：“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今天和明天”。
中文系的课堂时有妙趣。黄天骥老师学识渊博，精通古代戏曲，不仅学术文章做得好，还能清唱几出，故讲起课来抑扬顿挫，声色俱全，格外生动。吴国钦老师讲到“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不忘调侃，说校园里的冷暖还得看女同学裙子的长短。易新农老师虽是秀才后代，所长却是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其记忆力之好，脱稿讲课竟能和他编写的教材一字不差。这些老师的才华和风度给79级中文系校友刘思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尤其记得第一节现代汉语课上，张维耿老师意图讲解客家方言的特点以及学习现代汉语的重要性，又知道他是客家人，就刻意先把他点起来念了一段绕口令——“房前一堆粪，房后一堆灰。灰混粪、粪混灰，灰粪混成一大堆……”刘思考说：“那些‘灰’、‘堆’、‘混’、‘粪’什么的，我全都念混了，大家都笑趴掉，也因此记住了我。"事隔三十多年，说起来还爽朗大笑。
“有位女同学，当过兵的，就是现在说的女汉子。她很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上着上着课会冷不防地提出疑问，问得老师突然思维中断，一时没词，忘了课要怎么继续，最后对她唯恐避之不及。”刘思考津津乐道。
“文革”的遗产之一是一片文学艺术的废墟，但有多少匮乏，就有多少渴望。那时的图书馆马丁堂每天座无虚席，刘思考说道：“马丁堂一开门，我们就火速往里面挤，动作慢了很可能占不上座，有一回还把马丁堂的玻璃门给挤破了，还真是‘破门而入’。”而刘中国刚领到借书证就气喘吁吁地跑进图书馆，看见满屋子这么多书，竟激动地哭了。那个物质还不丰饶的年代，一个收音机、一辆自行车都是奢侈品，可康乐园里的读书生活却不贫乏。填写一张窄窄的借书卡也令人兴奋；一些还未解禁的书籍格外有吸引力，年轻学生们读着《我的奋斗》，惊讶于希特勒早年还是个拿着画笔和调色板的文艺青年；中文系的学生宿舍里，小说和诗集传阅如川流不息。
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79级中文系的同学大多被分配到党政机关、文化机构和传媒单位，例外者如陈伟武、谭步云走上学术道路，刘思考则留校工作，主事中文系教务。如今，他们之中有机关骨干、商界精英、传媒业领袖、著名古文字专家……刘思考调入企业之后，新世纪初为广东银行同业公会的创会者和首任秘书长，现任广发银行党群工作部长、党委宣传部长。
谈起刚留校那几年，初为人师的刘思考迎来的是83级的学生，“同学们聪明而且活跃，很有担当的意识。他们曾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赚到的钱都用来响应那时‘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后来又发起和广西边防战士‘同龄人，两地书’的交流活动，轰动一时，甚至还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重视，后来，‘两地书’集结出版时，李源潮同志还专门为此作序。他们的活动总是富有新意。”刘思考对他们很是骄傲。
三十年过去，同窗的情谊依旧深厚，正如他们的聚会纪念册里老同学写道：“大学不一定是每个人攀登天庭的巴比伦塔，但仍然是回忆中永恒的青春伊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