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
做好样品前处理这件“小事”
李攻科于1982年考入中山大学化学系，在康乐园完成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业。回忆起当年的求学岁月，她坦言条件艰苦。做分析化学方向的研究，需要大型分析仪器的支持，但当时中山大学的研究条件有限。“所幸二十世纪80年代广东正值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及国际贸易促进了分析检测行业的发展，政府检测部门购置了先进的原子光谱仪器，因此在本科、硕士和博士期间，我有幸被导师安排去广州市内的商检、卫检和环保等单位做实验。”
在检测部门工作期间，李攻科发现大家都愿意做上机的活儿，而不愿意做样品前处理的活儿。“处理一批样品，慢的十来个小时，快的也要七八个小时。当时从提高分析速度的角度出发，我就意识到‘样品前处理’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李攻科说。
分析化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样品前处理技术，包括检测仪器的发展一直相对滞后。如果样品前处理做不好，费时又费力，分析仪器再好也测不出可靠的结果。李攻科进一步解释：“样品前处理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所以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为分析化学发展做点小事情，推动样品前处理技术的进步。”
李攻科和她的团队从1995年着手相关方面的研究，如今已经在样品前处理领域默默耕耘了20余年，团队水平在国际上处于领先位置。
迄今为止，团队在Anal. Chem.，Chem. Commun.，Trends Anal. Chem., Nanoscale， J. Chromatogr. A等杂志上共发表论文310余篇，被SCI他引2600多次，出版了著作《样品前处理仪器与装置》（2007年），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7件，其中已授权14件。
李攻科先后主持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30多项，包括国家基金仪器专项项目及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等。她担任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期刊副主编，还分别担任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分析化学》、《光谱学与光谱分析》、《色谱》、《分析测试学报》、《分析科学学报》、《分析仪器》、《化学通报》、《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中国测试》、《大学化学》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团队组建
道阻且长
李攻科在硕士、博士阶段师从中山大学原子光谱分析领域的专家张展霞教授。1994-1996年间，她前往日本东海大学和日立仪器制作所做访问学者。回国以后，她意识到原子光谱分析的顶峰期已经过去。“一方面是论文的发表数量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原子光谱分析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从科研领域往下游走成为了生产力。”因此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了色谱分析。
“刚开始组建研究团队的时候非常艰难。”李攻科回忆道。那时，中山大学分析化学学科只有光谱分析和电分析方向，色谱分析还是一片空白。样品前处理方向在整个科研领域里也不太受重视，甚至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专业目录里。作为刚出道的新人，李攻科得到的机会很有限，连续两年申请国家基金都失败了，没有实验室、仪器，也没有学生。“那时候，连买包纸都很困难。”她说。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她决定借用本科生的基础实验室。实验室白天用于教学，她只能利用晚上、周末和节假日来做研究。直到化学学院一二年级的本科生搬迁到珠海校区，她的团队才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
从1999年组建“复杂体系分离分析团队”开始，李攻科的实验室已经走过了17个春秋。现在研究团队里有固定研究人员6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3人、副研究员1人；有10名博士生、17名硕士生、一批在职工程硕士，科研团队已具规模。“我是六十年代的人，青年教师里有七零后和八零后，还有一直关注我们成长的张展霞老师，实验室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四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李攻科感慨，“《分析化学家》的编辑来问我，科研过程中最难忘的是什么。我说，就是看着团队从无到有再到获得国际同行认可的过程，这当中包含着太多的欢笑与泪水”。
女性科学家
机遇与挑战并存
今年5月，《分析化学家》编辑部公开征募“2016年最具影响力的50位女性分析科学家”的提名时，曾经有一位男性科学家很严肃地问杂志主编Rich Whitworth：“你们真的能找到50个女科学家吗？”
这样的困惑并不让人意外。教育部数据统计，高层次的科研工作者里，女性的比例不超过6%。这也是让李攻科感到很忧虑的现象。“分析化学领域，求学阶段女性的比例还是很大的，但往高处走，女性的比例就越来越低。我平时出去开会，碰到女教授确实不多。”她认为，有很多客观因素阻碍了女性发展科研潜力。博士毕业的年纪大约是28岁，正好是女性的生育年龄，面对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开放二胎以后，压在女性身上的生育任务就更重了”。“女生在读书的时候，成绩并不比男性差，甚至她们还会更认真，考虑问题更细致。但是有了家庭，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牵扯了很多精力，在科研上就不可避免地耽误了时间。”
作为业内颇有声望的女科学家，李攻科也一直致力于为女性同行争取更公平、更合理的职业环境。她不断向基金委建议放宽青年基金女性申请人的年龄范围，现在青年基金女性申请人的年龄从35岁推迟到40岁，优秀青年基金则从38岁推迟到40岁。“业界需要更多地关注女性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目前杰出青年基金的申报条件中，男女的年龄上限均为45岁，希望能放宽女性的申请年龄到48岁，给她们多点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女性自身更要合理安排时间，克服困难潜心投入，坐得住冷板凳。”
李攻科指出，女性无论从事科研工作与否，都应该要独立自主。“现在的孩子普遍独立性不够。”她碰到很多学生，面对着人生各种选择时，彷徨犹豫，去问父母、老师的意见，然而未来的路还要自己走。她认为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我很早就明白自己并不适合去检测部门工作，因为采用标准方法去重复检测的过程不具有挑战性，我渴望和享受探索未知的过程。这也是我从事科研这么多年，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都没有打退堂鼓的原因。科研是兴趣更是享受，是我发自内心热爱的事业。”
人生路上
感谢三位恩师
慈爱父亲重视教育
“李攻科”，似乎是为有志于冲击科学金字塔顶端的佼佼者而准备的名字。“这是我父亲取的。父亲与我是校友，也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父亲生于侨乡广东新会，自幼好学上进。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对学问的热爱与追求、对工作的认真执著一直影响着我。他临终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别挂记我，要好好地把工作做好’一直激励我不敢懈怠。”
李攻科父亲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时代的烙印。在华南理工大学上本科三年级的时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响应国家号召从军，战争结束后又响应国家“建设北大荒”的号召，前往东北支援边疆建设。没有完成大学学业让他遗憾，因而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他常常对我说，家里没有什么财产，但如果你想念书，我砸锅卖铁也一定支持你。”在她记忆里，小时候家里的学习氛围特别好。父亲是工科背景，擅长数学，常常和她一起解几何题。“爸爸是个很耐心的人，会慢慢地引导我。有时候一道几何题半个月也解不出来，他不着急不上火，陪我天天苦思冥想，最后找到答案时好开心啊。”
为女儿起名“攻科”，一方面是希望她以后能在科学事业上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是谐音“工科”，希望女儿也走工科的道路。“但没想到我最后选了理科化学。”李攻科笑着说。
回忆起高考填志愿的这段往事，她感激父亲的开明。“妈妈本来不希望女儿学化学，觉得化学研究有危险。爸爸说服了她，他说‘孩子的兴趣最重要，相信小攻科一定能做得很好’。”
徐国敏老师循循善诱
李攻科随着父母在黑龙江省的边远乡村度过了童年，直到高中毕业。当时她所在的学校，任教老师都是下放的知青，其中不乏北京师大、哈尔滨师大、东北师大等高校的大学毕业生，而她的中学化学老师是毕业于安徽大学的全国优秀教师徐国敏老师。徐国敏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天资聪颖的小姑娘，在课余时间给她出化学题，推荐当时还在读初中的她参加高中组的化学竞赛。李攻科回忆道，那时候自己数学和化学都很不错，但更喜欢化学。“徐老师特别擅长引导学生，创造条件让我们去做有趣的化学实验，我很喜欢动手探索的过程。”李攻科报读中山大学的化学专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徐国敏老师的影响。“特别感谢徐老师的‘启发研究式教学法’，这对我教师生涯的影响也很深远。”李攻科说。
张展霞老师打开分析化学大门
进入中山大学化学系就读以后，李攻科一直都是个积极活跃的学生。大二大三的寒暑假，她跟随时任中山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张展霞教授，在广东省内进行环境普查的工作。得益于张展霞老师在分析检测领域广泛的影响，李攻科也借助检测部门的先进设备开展自己的研究。“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在广东省分析测试中心完成的，那时天天骑着自行车走广州大桥（那会儿还没有海印桥）去做实验，感觉日子特别快乐。”通过参与张展霞老师的科研项目，她对分析化学的兴趣日益浓厚。1986年本科毕业以后，她报考了张展霞老师的硕士生，1989年又攻读博士学位，从事原子光谱分析研究。“张老师思维严谨，做事很有前瞻性，对学生要求严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李攻科把自己与张展霞老师的关系形容为“情同母女”。每年春节，李攻科都会给恩师拜年。张老师德高望重，特别关心学生们，为他们的进步而高兴。“老师昨晚特意打电话恭喜我，为我得到了国际认可感到高兴。她也很关心实验室里的年轻人。老师为了我们团队发展，尽心尽力，我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