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95期第三版）
4.“彬彬有礼，很有绅士风度，毕竟是吃过洋面包的人啊”
【记者】：据说王正宪先生生活很朴素。
【司徒尚纪】：是，他家里几乎没有什么摆设，，他不会去追求什么奢侈品。他喜欢旅游，他的拐杖就是一把雨伞，说这就两用的！总是自带干粮和水，带很少东西，生活很节俭。还有单车，他和他爱人潘老师有两部单车，都是当年从英国带回来的，修了又修，牌子是“三支枪”，一直跟着他。足足用了40年，平时去教研室或买菜都骑着的。直到不能骑了就放在家门口。
平时的生活用品也都是旧的，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不过在正式场合他还是很讲究的，彬彬有礼，毕竟是吃过洋面包的人啊。这成为我们那个时代一些人心里的向往！
【记者】：有令您印象深刻的细节或是……
【司徒尚纪】：有！读书的时候，他把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照片给我们看。那时我们这些泥腿子，到他家里，他就给我们讲外面的故事，我们倍觉新鲜，就觉得要有所追求。那时候现在的梁銶琚堂是一片草地，定期放映电影，王老师每个礼拜都穿戴整齐，西装革履地和太太一起去看电影。那时候我们就想以后要像王老师一样受人尊重，有绅士风度，才不枉是中大出来的学生。
他的谈吐、待人接物、在公共场合的出现，都带着英国绅士的烙印。待人有礼貌、注重形象，很有修养。像讲话，如果你不了解他可能会觉得有些疏远，但他不是盛气凌人，而是有一股正气在身，感召他人。
也是这种气质，使他在政治上屡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冲击，去干校劳动过，成了牛鬼蛇神，（最后）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
三、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1985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成立，王正宪出任首任院长。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不顾年迈多病，以超乎寻常的目光与远见，高屋建瓴，精心谋划，呕心沥血，日夜劳碌，“为建立这个（管理）学院折寿五年。”他曾如是说。
如今，绿草如茵的逸仙大道旁，管理学院大楼静静矗立，它定然铭记着二十七年前，那位就任于古稀之际，奉命于草创之间的老者，是他为中大管理学院“打造商界黄埔军校”建构了最初的蓝图。
1、一个大专生，怎么能陪厅长出国当翻译呢？这不是（当时的）管理学院教给他的吗？
【李学柔】：管理学院为什么几十年来能相当稳定地发展前进呢？这里面一定有不寻常的东西在起主导作用。王正宪教授年近七十承担起创建管理学院的重任，他常说：“为建立这个学院折寿五年。”我认为管理学院能有今天，王正宪等老一辈先生厥功至伟。
首先，他为学院留下了一个团结向上的好作风。他为人正直，治学严谨，作风正派，没有官僚架子，没有歪门邪道，没有腐败行为，不趋炎附势，不搞帮派，与老师们团结共事。这种作风影响至今，为管理学院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其次，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海外资源，为学院引进海外人才和国际管理知识，奠定学科架构。在他任内建立起企业管理、审计、酒店管理三个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专业、一个外经会计大专。当时学院师资十分缺乏，又没钱，但每个学期都有数名外籍教师任教。其中最出名的有两个，一个是美国里根总统财政部司局级官员，叫施于民，是华人；还有一个是美国某管理学院前院长威廉斯和夫人。都上了一年多课，所以管理学院甫一成立就是用英文上课。连大专生都不例外。2012年有个85级会计大专的学生给我电话，说要给我们某基金捐200万，就是这个学生毕业以后分到财政厅，过了一两年竟然能陪厅长出国当翻译。可见虽然管理学院初期老师少，水平也不是很高，但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是很优秀的。这正是源于王正宪老师在学院建立之初所形成的良好的办学策略和方针。建院初期学院的办学资金大部分来自海外捐赠和国内的合作者；也是在他的领导下，学院财务获得何氏基金会和其他捐赠方的高度信任和支持。
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之初，他为创建一个具有时代精神并领先前沿的管理学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只三年功夫就把中大管理学院这个品牌变成全文科院校中最好的管理学院”
【邱忠平】(管理学院原党委书记)：管理学院建设之初有三大困难：一、没有钱，学校经济专业老师的工资和备课的纸笔没有经费支持；二、师资缺乏，仅有二十几个教师，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等学科老师都不足，课都开不出去；三、没有图书资料和教学设备，上课的课室都没有，办公的地方原在社会学系，后来搬到数学楼二楼，更谈不上图书馆、实验室。但王正宪教授说：“国家需要人才，我们工作再困难，也要迎着困难上，一定要把管理系办好。”
虽然硬件设施跟不上，软件条件也有所欠缺，但并不影响他以长远的目光指导管院建设，严谨办学。对于学生严格要求，招生把关录取，回来要汇报录取学生的情况。他要求学生一定要学好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概论，要会讲流利的英语，学生在宿舍里要求用英语交流。并且要求学生要为国家富强而读书。
他说，对于一个人来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最基本的，时时记住是祖国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报效祖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
他还说做人要具备四种情感，即对国家有感情，对家乡要有乡情，对父母要有恩情，对朋友要有友情。
对于老师，他亦以世界名校标准来要求，一方面聘请外籍教师，特别是名教师前来任教指导，另一方面，对教师讲课也严格要求，要有科学性，时代性，要求联系实际，生动易懂。他经常讲我们的学生将来要走遍全世界，要做外国人的生意，所以一定要向外国人学习，要懂英语，要懂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与世界接轨。
他虽是民主人士，但十分拥护党的领导，支持党的工作。我和他共事几年，他跟我说，你是党总支书记，做党的工作，我是系主任，管理教学，在工作中要相互支持。工作中，我不瞒着你，你也不要瞒着我。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合作得很好，大家相互尊重，有商量，他在退休时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们是最佳搭档”。
【吴能全】：他从1985年任职到1988年，只三年功夫就把中大管理学院这个品牌变成全文科院校中最好的管理学院。作为学院的创建者，他有着一套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策略。
首先是国际视野，狠抓英语教学。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读书那时，他选用的教材就是原版书，像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金德尔伯格的《国际经济学》，让学生尽早接触国际一流的学术思想。其次是现代化手段，做好信息化教育，当时在计算机方面，软件学院都没有我们做得好，他很注重科学方法和手段的教育。
再有就是务实与创新。务实就是能针对老师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创新就是早早提出《国际企业经营与管理》的课程建设，把我调入管院就是为了开设这方面的课程。记得王教授选用的英文教材是S.H.Robock and K.Simmonds写的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中文教材是李兰蒲在香港出版的《国际企业论》），1988年3月他就创办了国内第一份商学院院刊《管理评论》（见第1卷第1期，副标题是国际企业经营特刊）。
【记者】：吴老师您作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系招收的世界经济方向的第一届研究生，对于王正宪教授的教书育人，有哪些感受？
【吴能全】：说一下我们当年入学考试的题目吧，他出了这样一道题，“一户人家着火了，人民币、外汇券、债券、有价证券还有其他实物，全被火烧了，问哪样对个人财产有损害，哪样既对个人又对国家有损害，哪样对国家有利而对个人有害等等。”一层层的，出题很活呀！他的目的是考学生对知识的活学活用，如果答得好，就加倍给分。听师母说，有一次期末考试，他足足花了三天时间出考题。现在哪有这种教授？
他治学是相当严谨的，并且也这样严格要求学生。他在《论撰写经济学科学位论文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文中的看法，可以说是其治学理念的精华。说一篇论文，首先要有创新，一定要富有原创性；第二个就是分析技术上的优越性或数据资料上的独特性；第三是对知识的真正贡献。如果三者都能达到，就可以认定是一篇优秀论文。他的这套既简单又严格的评价标准，不仅指导我写出优秀论文，我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发表了不少优秀论文。
3. “大经济学家，大教育家，可以用这两个称号来形容他”
【吴能全】：他还有一个观点，也影响了我一辈子，那就是结合中国的实情来进行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当时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崇洋媚外，多是写外国的东西或用中国的数据套用外国的理论，但受他的熏陶，我们基本上都是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像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我国利用外资的，另一个同学研究的是海南经济开发区，还有个同学则写我国的汽车工业。这些研究都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不仅研究成果能早早在国家级优秀刊物上发表，而且对我们找到好的工作和日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一直要求我的三十多个博士也挑选国家急需发展或国内企业急待解决的问题展开研究，独自坚持了十几年，终于迎来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导师非常有智慧，不但是个大经济学家，更是个大教育家。
他最大的本事是因材施教，能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制定一个完备的培养方案。他招的第一届世界经济研究生，都是工农兵学员，加上我一共三人，。两个只念过初一，一个念过高一，均没什么数学基础。他给我们开了十八门课，包括微积分、概率论、数理统计等等，大部分属于补课性质，并规定“反正你们和本科生一起读，没有这些分数，你就自动淘汰。”像我连平面几何都没有学过，起码学了解析几何，你才能读懂微积分呀。所以第一年过年，我就没有办法回家，因为不及格呀，开学补考再不及格就要遭淘汰！后来我明白了，没有他给我们开列的那些课，我们就没有办法展开研究乃至做到今天。现在学经济管理，都要会数学、统计学。就这样，我们三个没有读过正规大学的学生，经过他两年多、三年的训练，现在有两个当了教授，一个做了企业家。其中朱家健同学，在创业前还当过岭南学院的副院长。从中可以看到他在教育方面的功力。
【记者】：看来，王正宪教授不仅培养了您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学者，更传播了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您是传承了他这一派的学脉呀！
【吴能全】：确实是种传承，像我之前就是个小学生，初一嘛，都没受过多少教育，他把我们这种水平的人锻造提升成为一名学者。我现在还记得将论文初稿给他看时的样子：先是将我批得一塌糊涂，再是告诉我论文标准，最后才提出改写意见。我第二稿给他，他便推荐将理论部分在中大学报上发表，当时我还没毕业，很多教师都发不上去；第三稿给他，他不仅将我的硕士论文当成管院的样本文章，而且还积极推荐我到南开攻读博士。
我的博士导师南开大学校长藤维藻先生、北大陈岱荪先生和武汉张培刚先生在生前不同场合都表达过，王正宪教授是真正融会贯通中西经济管理知识的杰出人才，他尤其知道怎么用西方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我比较好地继承了他的这一优良传统，如果自大一点地说，我还有所发展。因为我和我的博士们已经写出有关我国发展模式的经济理论和我国企业管理的独特模式（上下协同演化论），这些成果正在国内外一流刊物上陆续发表。
此外，我还对他的二三事有印象。像在交友上，他不会只局限在专业领域交流，很愿意跨学科交朋友，认为经济管理专家必须是复合型人才。（他曾说“除了会计学，他什么财经管理课都喜欢上。”）他和历史系专门研究经济史的梁方仲教授关系非常好。第二件是他的节俭（略）；第三件就是他还会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湖南人嘛讲广东话干什么？他说他要本土化，和当地人、老百姓打成一片。所以我现在也学会了广东话。我要求我的学生除英语外，二外就是广府话，还要学潮汕话、上海话。学生问我为什么？我说：“眼下中国大多数有钱人都讲这几种方言，你连富人的语言都听不懂，那你搞什么商科。”这就是从我的导师那学里来的，既要国际化，又要本土化，适应当地的环境。
注：知名学者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孙鸿敞教授曾著《评王正宪所著<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一文（载于《江汉论坛》2003.01），谈到：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论文集收录了王正宪教授1980至1999年期间撰写的部分论文，讨论涉及当代经济学的性质、研究方法、在我国的适用范围等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是一部颇具特色的著作。
“引论”是一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三大历史教训的总结，文章指出:“应当承认，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我国，在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失败的。”，他认为“有三大历史教训必须记取:忽视经济发展、否定市场经济，以及不承认有经济科学的存在。”并直率地批判了曾经风靡一时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时间、空间两方面都具有博大的视野和深刻的思维。
在“经济学”这个部分中，作者对当代经济学的教学方针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他在行文中跨越了基础理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的界限，融会贯通地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显示了一种高屋建瓶的气概，对于重新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以及何谓“庸俗经济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专文强调指出，发展经济学正是我国经济学界必须重视和研究的。
在“中国经济建设”这一部分，他列举了推行计划生育、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人力资源开发三方面的问题，指出像我们这个跨越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尤须注意克服封建意识的流毒。
对于我国学习东亚四小龙，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他并不认同。而是认为尽管经济特区对创汇、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有一定贡献，但对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像我们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具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主要应面向国内。另一方面，他认为面向国内，采取“广义的进口替代战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在研究西方经济学方面，他强调既要善于做到洋为中用，又要避免对国外经验的生搬硬套。他特别提到凯恩斯以通货膨胀政策救治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事例，列举了我国现实条件与西方根本不同之处，认为决不能采取通胀的办法来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
上述种种深刻洞见多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最新经济发展转变战略所验证。其论述精辟，观点鲜明，烛照现实，一些于改革开放之初所作的论述即使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战略指导价值。
【王晓阳】：其实父亲终其一生都未曾忘记过“经济救国”的理想，只是在他年富力强的前六十年里时运不济，憾未能偿。因之改革开放后，当国家需要时，他虽已届高龄，仍义无反顾，倾尽全力。这是一个契机，也是他一生为之追求的理想。
结束语：“如果要概括一下父亲的特点，那就是学识渊博，英语很好，要求严格，生活规律到近乎古板，十分节俭，喜欢看书、旅游、听古典音乐；很正直，不说大话、空话、假话。”在短暂的回想后，王晓阳先生这样总结。
没有赞美，没有荣耀，平淡却又如此不凡：一位情系家国的学者，一位淡泊儒雅的绅士，一个诚实正直的大写的人。2004年9月10日教师节这一天，他静静地走完了坎坷不凡的一生，永远离开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康乐园，然而他的学识、精神，他的品格气质终将与康乐园同在，在这里沉淀、生发，在这里一代代传承下去……（完）
注：鸣谢李学柔教授、学校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