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学问的通博世所公认，《日知录》作为其学术札记的汇编，也备受历代学人推崇。至近代，陈垣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讲授史源学课程时，以《日知录》为实习课本，布置学生寻究《日知录》中史料理据的出处，“因其所考证者而考证之，观其如何发生问题，如何搜集证据，如何判断结果”。
《日知录》获近代史学家青睐，甚至被作为历史研究教学的课本，实一饶有意味的现象。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提出了以科学方法治新史的期望：“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其中，“出其所读者”的说法又另含深意，指在读史的过程中要形成自己的发现与结论。顾炎武的治史方法，正与梁公所言的“新史”暗合。
顾炎武提倡“采铜于山”，即治史学者应反复寻究原始史料，做出独立的判断。若直接转引前人成说，则陈陈相因，所得如废铜无疑。顾炎武著《日知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即采山之铜。不过铜山虽广，其中更有理路在。观《日知录》卷十三《正始风俗》条，顾炎武征引正史纪传，证从两晋到南朝，时人对于正始风气充满欣羡和仰慕，更以“正始遗风”、“正始之音”等赞誉性情简淡的名士。但顾炎武也发现，正始之音的回荡也导致两晋来士大夫阶层愈加注重于个体精神的自足与自由，而忽视了家国责任。顾炎武论云：“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正始一朝，风流备出，竹林七贤已然是千古佳话，但其对六朝士人心态及好尚的细微影响，却隐没在浩瀚的史料中。于深山中采铜者，若无顾炎武发现的能力，恐怕挖掘再多，也常常会有徒劳无功之感。
顾炎武有着独到的学术敏锐，但面对历史也常怀敬畏之心。《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顾氏以为，凡史书无记载者，则不应有想当然的臆断和猜测，遵循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教诲，但所谓慎言其余，又为史家提供了揭示史料之潜在事实与关系的空间。陈寅恪在《〈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可见史料之阙文必不可免，甚至于十之八九皆为空白，但史学家应以一定的历史想象力，借残片而窥整体。不过顾氏同样强调慎言，其间分寸的斟酌与掌握，则近乎于史学的艺术。《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言“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又“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则为相反相成的研究方法：既尊重史文的记载，又对于所不知者进行“意推”，正同陈寅恪所说的艺术家眼光。
近代史家对顾炎武的重视，也不仅在其采铜于山、以意推之又慎言其余的治史之法，更在其兼济天下的著述精神。陈垣在给长子的信中曾提到欲“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内政昏暗，外患纷扰，是为民国知识分子的切肤之痛。以研究史学为救国之方，正是陈氏心目中史学之重大意义。顾炎武经历了明清易代，作为汉族士人，其家国之恨可想而知。顾氏属意于读史，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日知录》卷十六《史学》条言唐穆宗时立史科，顾氏论曰：“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则其“引古筹今”的目的，亦在痛定思痛，求通达政事，有裨国家。顾炎武与陈垣虽处不同时代，但二人生时皆遭逢国难，因此都寄希望于研读史书，以挽民族危急侵颓之势。陈垣选择《日知录》为课本，除了鉴于原书对研究方法的示范性外，同样看重顾氏观史而明世的用意，所谓“正人心”、“端士习”者矣。在《日知录》的诸多条目中，顾炎武都借研讨古人政治制度、道德士风来提出自己的反思：
“风纪之官但以刑名为事，而于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关，无惑乎江河之日下已！”（卷十三《清议》）
“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沽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卷十三《名教》）
不过，私以为，顾氏最发人深省的见解，当属《正始》条论亡国与亡天下之别：“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则亡国仅为亡政权耳，真正可怖者，乃为一民族道德与文化的沦丧。通观中国历史，一朝一代的覆亡稀松平常，真正令人痛惜的是民族文明的积淀毁于一旦，顾氏提出亡天下之说，已认识到明朝气数已尽，其所竭力谋求的并非所谓“反清复明”，而是保留民族的文化薪火。故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此种卓见，必先对中国历史有透彻而清醒的领悟，然后才能发之。近代学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或许，静安先生内心之煎熬，也正是亭林先生的执念。
可见，大凡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染，不能无视传统的“兼济天下”、“经世致用”的之责，即便是治史者也心怀一腔热血，无法做到纯然的冷静与自制，此盖为中国史学的性情，也是我国文化所应珍重的部分。 （作者为中文系2014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