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者方李莉一直致力于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她多次去到西部偏远地区进行考察。在她看来，人类学者的考察是艰苦而有意义的，常常需要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化去亲历另一种你并不熟悉的“异文化”，并以一种“他者”的眼光来观察研究对象。在与长角苗人的接触中，方李莉被感动甚至灵魂被震撼，因而她不忍心用冷冰冰的学术语言来剖析对象，更愿意用带有感情的词语来表达田野过程中难以言对的种种细腻感受。所以她讲自己的学术报告定义为考察日记，为的就是不受太多学术规范的限制。在《梭嘎日记》中，她也的确用较为细腻朴实的笔触写出了梭嘎长角苗民的真实生活，反映了生态博物馆成立后长角苗人各方面的变化，并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反思。
生活即是文化
在读过《梭嘎日记》之后，我发现，对于生活在梭嘎的长角苗人来说，文化曾经是人们生活的方法，艺术也不单用来审美。他们的生产工具十分粗糙，艺术性不高，但却朴实沉稳，传递着远古祖先的聪明智慧；服饰图案简洁，是由单一的白色绣线绣出的抽象几何图案。苗族是一个经常迁徙的民族，他们的生活生产工具之所以简陋，是为了迁徙便利，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他们把自己民族的记忆绣在衣服上，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每渡一条河，每翻一座山，都要在衣服上绣下记号，长角苗族服饰上的各种纹饰，都代表这个民族的一段历史，所以苗族的服饰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
长角苗人的生活文化变迁
热衷于“土著文明说”的人类学者潘年英有过这样的结论：少数民族的文明是自成体系的，而且是与我们今天遍布全球的资本主义文明迥然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的。苗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古籍记载，苗族起源于我国5000多年的九黎部落，居住地为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被视为是苗族的祖先。在涿鹿大战中，蚩尤兵败，战死冀州，九黎部落分崩离析，从此苗族人民开始了不断的迁徙。长角苗人就是因为战乱和瘟疫一次次的被迫迁徙，最终定居在了偏远的贵州梭戛山区。梭戛过去是原始森林，经常有野兽出没，这些苗人为了对付野兽的攻击，就在头上缠上长长的角，久而久之，被人唤作长角苗。长角苗族内通婚，与外界很少接触。因此他们保持着一如既往的传统和古朴，维持着自己的原生态生活。直到梭戛寨被人类文化专家们发现，并被选作建成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外界才认识到她的价值和美，而当地的人们并未自觉。一夜之间，梭戛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向国内外开放的窗口，引来无数专家学者以及旅游者的目光。生态博物馆借鉴的是西方模式，实行的却是“中国特色”。按照西方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梭戛寨的长角苗人才应该是生态博物馆真正是主人，博物馆的信息中心中的工作人员只是协助村民开展工作。然而，在建成生态博物馆的三股力量中，村民是被政府、专家领导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落成，使生活在深山中的长角苗人置于国际的视野中，而这个民族文化的命运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传统文化之殇
作者在考察中，不断的问人们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建生态博物馆好吗？梭戛村民大多说好，建了博物馆之后（在村民的概念中，博物馆就是信息中心那几栋新建的草顶房子）他们通了电，小孩能接受教育，国家扶贫政策拨款也多了，是件好事。而外寨的村民却说不羡慕梭戛村民，虽然他们日子好过点，但是人却变得狡猾，看重钱财。生态博物馆建成之后，不仅长角苗人被置于世界的视野里，世界也在长角苗人的视野中展开。之前梭戛寨的人很少有人离开他们居住的区域，最远也只去到六盘水。生态博物馆建成之后，寨里的居民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并被外面的价值观所影响。大批的青年开始外出打工，女孩也开始接受教育，然而教育的普及带来的是对长角苗民族文化的冲击，大多受过教育的女孩开始放弃传统服饰，只有需要表演时才穿，而且她们声称自己不想嫁给长角苗族人，想嫁给汉族人。我们谁都没有权利质问长角苗人为什么丢弃自己文化。因为保护文化不等于保护贫穷，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外力的介入让他们认识到现代文明的先进和魅力，同时也让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疑和摈弃。传统文化到底该如何才能保持其生命力，从而得到传承和发展呢？
反思
方李莉在考察过程中了解到，长角苗人在突然间植入的现代文化面前变得自卑，觉得自己没有文化，想要摆脱自己的传统。因此，要使长角苗的传统文化能传承下去，最核心的是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即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自主自觉地保护和发展自身的文化。